11月22日，顾长卫在他的个展开幕式上

　　采访者：李岩

　　受访者：顾长卫

　　“如果有人说看不懂你的作品，你怎么跟他解释？”

　　“我也看不懂，确实看不懂。”

　　遇到这么实诚的受访者，对采访者来说既幸运又不幸。幸运在于可以无所不问，对方知无不言；不幸在于缺少“爆点”，所有问题都会在他笑呵呵的回答中化为无形。顾长卫就是这样一位受访者。

　　顾长卫毕业于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跟同班同学兼同宿舍室友张艺谋都来自西安，有着西北人憨厚实在、沉默寡言的性格。作为摄影师，《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等中国最好的一批电影都出自他手；作为导演，也拍出过《孔雀》、《立春》等在国际上拿奖的电影。近年来，他画风突变，先是在去年拍了部都市爱情喜剧，找来Angelababy、陈赫主演，吓坏了他的文艺青年影迷们；今年他又当起了艺术家，正儿八经在全国开起了巡回展览。

　　2015年11月22日，他的个展“视介——顾长卫当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前他接受了腾讯文化的独家专访。这个展览关注的对象很简单也很直接——只有百元钞票。55件作品都是关于百元纸币的摄影、装置、视频作品。大家每天都能见到的钱，他能玩出什么花儿来？

　　作为中国一流摄影师，他关注人民币的方法也与众不同。具体来说，他把一张纸币的两个面分解成几百个小块，用微距摄影去展现它们。他的作品名字都是诸如《F-X086Y007》、《B-X044Y036》这样的，像一个密码，神秘感十足。当我问他这么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的回答又很简单：“这就是正反面和X、Y轴。F代表正面，B代表反面。F-X086Y007就是正面横着数第86块，竖着数第7块……”

《F-X086Y007》

　　像这样如工程师般解释自己作品的艺术家还真是不多见。后来对着他的解说找了下，发现F-X086Y007对应的是百元纸币右下角盲文的那个点。在神秘感完全消失的同时，倒也增添了一种读解作品的角度。

　　对当代艺术作品来说，读解的角度至关重要。几乎所有观众在看到当代艺术时都会问一句：“这画的是啥？”懂与不懂，是横亘在艺术家与观众中间的永恒的鸿沟。顾长卫对这个问题说得很直率：“我确实不懂”，但他认为艺术不能用懂或不懂来解释。

　　“同样是不懂，如果要不懂到我真的对它完全不欣赏，完全不喜欢，完全拒绝它，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不能成为艺术的。另外有的作品，我也不懂它，但是我分明觉得它就是能给我愉悦，让我有一种冲动的有点嗨的感觉，带给我活跃、兴奋的思路……那这可能就是艺术，是能拿出来的作品。”

　　简单说，这次展览的55件作品，都是能让他嗨的。

　　能让他嗨的还有人民币。“背面是人民大会堂，大会堂前边有华灯，你看这灯杆上还有一个监视器呢”，他拿着百元纸币上一个极微小的细节指给我看。整个采访过程，我跟他中间放着100块钱，说起哪件作品就拿起来指指。

　　现在艺术家都不避讳谈金钱了，但真用钱做一个展览，还是不免会被人说庸俗。“我接受，这事我逃避不了。”说起庸俗，顾长卫依旧很坦率。“你想想看，90年代的时候，咱在北京要是听见哪个饭桌上在聊赚钱的事——基本都是香港人或者广东人在谈生意——大家都会觉得挺奇怪的。没过一二十年，羞于谈钱的时代就过去了。”

　　对于这次展览，顾长卫觉得没有其他展览能比他的更接地气了。“钱跟我们每个人都太相关了，每天都得用，没有谁不用的”，说完指了指桌上百元钞票的头像，“连毛爷爷自己也得用”。

　　百元纸币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 值得仔细研究

　　记者：你怎么想到选用百元大钞来做艺术？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顾长卫：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做不做艺术，都需要去面对百元钞票。我们面对这张纸币的时候，都还是抱着比较认真的态度。我们有的一些感慨、感动、思考都应该立体地融在这张纸里边，它是一个符号，跟当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我们的状态有多稳定，生活有多美满，内心有多幸福，都跟它有关。想活得好，就需要跟它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关系。

　　记者：为什么选择了百元钞票，而不是其他面值的呢？

　　顾长卫：其实也是没选择的选择，因为最大的面值最符合我们的内心。理论上一块的、十块的、五十一百的，你可以自己随便选。但无论是生活也好，或者是做艺术也好，大部分人情不自禁地会选百元的这张，它更典型，或者说更有代表性，更能表达心意。

　　记者：你的这一系列作品很多是从一些细节入手，呈现非常小的微距点。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不展现整张纸币，而是展现微小的点呢？

　　顾长卫：（拿起百元纸币）因为这张纸它本来就是一个浓缩的产物。把巨大的生活或者是巨大的空间给浓缩在这了，这就是它的价值以及符号的寓意。它其实是取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体制和想法，最终汇聚在上面。为什么它这张最大面值的纸币是粉红色的，为什么不是绿色的（50元）、咖啡色的（20元）？为什么它背后是人民大会堂的图案？等等。能够在上面出现的形象、符号，都是开过很多次会定下来的，是各方的智慧、经验、态度的凝结。通过观察和了解它的过程，找一个角度让我有机会去欣赏它，或者是仰视它，或者是从容地面对它。这就是做这套作品的初衷。

　　记者：这张钱上有人民大会堂，有毛泽东，有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元素。

　　顾长卫：对，包括像大会堂前面那一片树林，前边还有华灯。（戴上老花镜，指着纸币）这个都是华灯，你眼神应该比我好，你看这灯杆上还有一个监视器。

　　记者：我真没注意到这么细。

　　顾长卫：这个监视器本身体现了时代性。这版的百元纸币最早是1999年印的，这个监视器就是90年代的设计。今天你到广场上看，这华灯上的监视器就跟纸币上这个不一样了。纸币设计稿里边的这些细节，它其实都是有寓意的。比如说它代表了科技，或者代表了保卫、警卫或者是捍卫。百元纸币背面上方，这是人民大会堂那个万人大礼堂的穹顶，这代表了中国最高的权力所在。所以说这张纸币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值得一点点仔细看。

顾长卫说的花灯监视器在蓝圈处，你看出来了吗？

　　记者：如果以后中国出了更大面值的钞票的话，你觉得用什么图案会比这个更有代表性？

　　顾长卫：我觉得中国轻易不会出更大面值的。它总不会只出一个200的吧？200就有点二，要出肯定起码出到500，要不然1000，这就意味着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是很大的一个台阶，会彻底颠覆人们使用金钱的概念。它远不止是一张纸，一张钞票那么简单的。从节能的角度早就该出更大面额的钞票了，能省很多纸，但纸币面额后边那一个零不能轻易加上。一张十元的“大团结”代表了中国一个时代，当时从“大团结”突破到一百元一张的时候，有多少的躁动？

　　所以说纸币这个东西，是经过了从科学性、社会性各个角度的研究和判断，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虽然小，但是它汇聚着很多的内容在里面，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去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明天。

　　当今人人都是艺术家 “跨界”这词落伍了

　　记者：作为中国顶尖的摄影师、一线的导演，怎么突然想起做艺术去了？

　　顾长卫：在我看来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区别。其实这次做的展览有很大一部分更像是摄影。当然除了摄影之外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更有设计感或者更有当代艺术特征的作品。比如序号是我生日的那个作品，那就是喷绘，因为没征集到那张纸币，就自己做了一个。

《F-X013Y025》，这幅作品中，纸币的序号19571212是顾长卫的生日

　　记者：这次展览的作品有喷绘，有微距摄影，有屏幕里的视频，有雕塑等等。您把自己定位在哪类艺术家？装置、观念、摄影？或者干脆是行为艺术家？

　　顾长卫：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特别是现在，这样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了。喜欢说话的、唱歌的，现在都可以用手机拍下来放到网上，很方便地分享图片和视频。这个时代再说“跨界”好像有点远了，落伍了，那是对这个时代不了解，因为技术和科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个门槛变得很低，很普通，每个人都有可能。

　　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改行了，或者跨界了。其实要这么说的话，做电影才是跨界。因为我最早就是学画画的，爱拍照、洗照片，后来考到电影学院摄影系，才开始转到拍电影这行里。其实我一直做的都是一件事，做艺术也是电影的另外一面。特别是当代艺术中，很多艺术家都是用多媒体的、视频的方式来呈现作品。这个东西恰恰跟电影就像兄弟姐妹似的，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

　　以前影视圈还分拍电影的、拍电视剧的，你看今天还分吗？无论你拍电影还是电视，或者说微电影、网络剧什么的，大家设备全一样，甚至现在你们很多网剧都要求4k高清的，电影院的放映标准才是2k。所以我觉得技术发展使每个人都成为了艺术家，这是时代给我们的幸运。我就觉得这个艺术展还是电影的一部分，我确实有这个感觉。

　　记者：确实很多导演也都有视频作品，比如台湾的蔡明亮导演，他的新电影就被搁在美术馆里常年播放，作为一个作品。

　　顾长卫：对，很多导演同时也都在从事艺术创作，比如像英国的那个拍《饥饿》的导演，他做的当代艺术非常有名。世界原本就很小，其实艺术也很小，但是就像这种钞票，它还是挺有意思，就是你越是离不开它，其实你还是越需要了解它。

电影《饥饿》的导演史蒂夫·麦奎因影像艺术作品《Deadpan》

　　你看钞票如同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身份证，都有一个号码，那每一张钞票也都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跟任何一张都不会重复，具有唯一性。每张纸币都是印厂计划生育的产物，印多少张国家有严格规定，这些纸币就像刚出生带着奶香的孩子们，然后散落在人间，散落在世界，每张钞票都有它独特的、各自不同的、有本质相像的故事和命运，这样度过一生一生。到最后旧了、破了，从大城市流转到中小城市，最后再被集中在一起，回收，捣成纸浆。

　　记者：跟人的一生是差不多的。

　　顾长卫：对，可能跟人比也是有很多巧合的方面。

　　我陶醉在金钱的庸俗当中 并从中寻找一种尊严

　　记者：我来之前给一些朋友看您这套作品，有些人觉得用大家熟悉的材质创作很接地气，也有人觉得这是对金钱的一种崇拜，有些庸俗。您怎么看这种接地气或曰庸俗？

　　顾长卫：我都同意，这事我逃避不了，也许我陶醉在庸俗当中，也许我在庸俗的过程当中，寻找一种尊严，或者寻找一种从容。每个人都拥有一定量的金钱，这个钱数后边有多少个零，常常被用来衡量人。一个人有多成功，或者有多失败，都可以在世俗里用零的个数衡量出来。我们已经是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了，那么它的度量衡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人不要落伍于这个时代，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个你跟金钱很合适的关系。

　　金钱重要，但是它重要到什么程度，你是仰视它还是平视或俯视它？面对它，其实也是面对社会，面对昨天和未来，面对人心。同样是展示金钱，你展现的方式体现了对它的态度。比如说你要把一张纸币弄一镜框装裱上，挂你们家墙上，像供着《蒙娜丽莎》似的供着它，你觉得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怎么看你呢？

　　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它很重要。通过文化的或者是艺术的角度，把它展现出来，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媒介，透过它与观众沟通。艺术本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在是与不是之间，找到一种是的本质。

　　艺术不能用懂或不懂来解释 艺术属性就是似是而非

　　记者：你说艺术是在似是而非当中寻找本质，这说到了当代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就是看不懂。百元人民币大家都认识，但通过一系列作品放大它的局部，这个操作手法估计很多人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有人说他看不懂你的作品，你怎么跟他解释？

　　顾长卫：我也看不懂，我确实看不懂。当然艺术本身不能够用懂或不懂来解释。就像一张什么名画拍了多少多少个亿，大家都说疯了。真疯了吗？不知道。艺术有它价值连城的可能性。艺术品一方面有商品性，另一方面有艺术的属性，艺术属性就是似是而非。就是你能隐约捕捉到一些信息，但不是很直接地确信它是什么。

　　记者：这样说吧，你看不懂自己的作品，但把哪些作品拿出来展览，这个尺度是你自己把握的。做作品做到什么程度，在你看来是可以放出来展出的呢？

　　顾长卫：懂不懂是一头，喜不喜欢是另一头。如果不懂到我真的对它完全不欣赏，完全不喜欢，就是我思考的时候完全拒绝它，那这可能是不能成为艺术品的。另一种作品，我还是不懂它，但是我分明觉得它就在那，它就是给我愉悦，它就是让我有一种冲动，或者就是让我产生一种有点嗨的感觉，就是带给了我活跃、兴奋的思路，这种就能拿出来展览。

　　总的来说，我还有一种角度来衡量，就是怎么能让它价值连城。就是说这张钞票是值一毛钱，我怎么样通过创作，把我拍它的相机的价钱、画画的时间、工作室的电费等等，把这些事件和费用凝结在这张钞票里。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本身具备了它自己的价值。

　　还有一种就是互动性。比如说因为这个作品，所以我们有机会去交流，去谈话了，我们也有机会去讨论一个更深的话题了。这个作品成为一种媒介，关联出来的一些事情、一些话题。艺术会带来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也是艺术品价值的一部分。这个作品不是完结在做完它的那一刻，而是完结在观众心里。

《B-X025Y018》

　　中国人之前很多年不敢谈钱 太委屈大家了

　　记者：你刚才也谈到现在中国人在艺术品投入方面，越来越疯狂。就在11月，刘益谦刚买了一幅莫迪里亚尼的画，花了十亿人民币。你这套作品是关于钱的，那有什么金钱上的诉求吗？比如说它以后会卖到一个什么价钱？

　　顾长卫：对我来说，能够有机会很从容地去通过我自己的角度来认识它，把这个认识的收获跟大家以作品的方式分享，这个价值对我来说是最高的。就如同这个电影（指了指身边的《微爱》海报），我们现在常常评论这个电影多有内容，或者多有意思，也会说它多有价值，它有多少票房。那个我觉得都是副产品。

　　记者：你创作的时候不会想这些事吗？

　　顾长卫：创作的时候，你想也是无济于事，你一天到晚老想着也没用。创作的过程其实是发现秘密的过程，你捕捉到一种色彩，一种光的律动，或者是某种光影的魅力，这个已经很嗨了，那种劳动和观察的过程本身就挺好。其他的都是后续的副产品，对我来说。

　　记者：你刚才也说拍这套作品的前期投入很高，设备很费钱，我听说光微距相机就得十几万。这个过程比较耗费金钱和精力，你投入之后肯定也会想起码得有点回报吧？

　　顾长卫：我是觉得这样，第一，我很庆幸，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讲，我都没亏。我花了时间、经历、资金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我已经很高兴了，是一种很嗨的愉悦。

　　记者：就是这个过程已经让自己玩爽了。

　　顾长卫：倍儿爽，真的，这是一头。还有一头，我有种感觉，这套作品它会价值连城，因为这些作品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挺近的。你得多大的人物你身上不用带钱？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得有这样一张。太接地气了，当年毛爷爷自己也得用，习大大去餐馆买包子，也是自己掏的钱。

　　有趣的艺术往往来自于跟我们每天的生活特别近的事物，在寻常的过程当中发现那些不寻常的美。

　　记者：你曾说中国人从羞于谈钱，到人人以金钱作为追求的目标，中间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您怎么看这种民众心理的变化？

　　顾长卫：我觉得真是委屈到家了，多不容易，真的是很难的。

　　记者：你这个“委屈”是指的之前不敢谈钱？

　　顾长卫：你想想看，90年代的时候，咱在北京要是听见哪个饭桌上在聊赚钱的事——基本都是香港人或者广东人在谈生意——大家都会觉得挺奇怪的。没过一二十年，羞于谈钱的时代就过去了。当然现在也不直接提钱这个字，都用财富啊、金融啊这种词了，把钱这个字包裹起来。

　　其实想想也多少年，更早还有投机倒把的罪名，那时候乡下的农民挑着担子来，卖点鸡蛋什么的，就说你投机倒把。

　　百元纸币的红色代表喜庆圆满 再出1000元钞票多半还是暖色系

　　记者：说到百元纸币的红色，这种红色或者说暖色调是不是你的创作意图之一？因为你早期的作品像《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等，都是弥漫着有些夸张的红色或其他暖色调。好像你这代的艺术家都很偏爱红色，跟你们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种荷尔蒙的气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影片笼罩的那层橙黄色的光晕

　　顾长卫：因为在眼前出现最多的就是这张百元钞票，它就是粉橙色。可能下意识的，确实我喜欢暖色调的颜色，比如说电脑的桌面，我希望它是偏暖色一点。桌面要是冷色系，映在人的脸上和周围，你老觉得像夜晚。暖色让我比较温暖，比较接近人的肤色。

　　像这个百元人民币，它的颜色长期地对我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你说以后的更大面额纸币会很轻易地改成黄色或者是绿色吗？我估计即使将来某一天出了1000块的纸币，十有八九还是这个色系。

　　记者：你觉得这跟民族性有没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其他国家的纸币可能也有红色，但是很少把它用作最大面额的，像美元、日元没有红色的，欧元十块钱是红色的，十块是个很小的面额。但是中国是把红色作为最大的面额，这个有民族性的因素在里边吗？

　　顾长卫：对，中国人觉得红色会更喜庆一点，更热烈一点，更疯狂一点，确实可能跟民族性有关系。你看我们过节时张灯结彩，基本上都是以红色为主，确实能营造那种美满、喜庆、圆满的感觉。而对于好像欧美来说，红色没那么重要。

　　《最爱》之后不想拍沉重话题了 就想做点轻松的艺术

　　记者：从你的电影作品来说，拍《孔雀》、《立春》的时候，感觉你是一位非常有情怀、有格局的导演。但后来拍《微爱》，尤其主角用了当红的陈赫、Angelababy，让很多人不解。你怎么年近花甲想起来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

　　顾长卫：其实拍《微爱》的时候，这两个演员都没那么红，拍完之后才红的，只不过恰好在他们红了之后才放映，显得我用当红明星一样。

　　但是我确实希望不要让我固定在一个印象里，比如拍完《孔雀》获得了一些好评，然后从此此生就跟《孔雀》这种片子干上了，这个也不太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我还是希望每个电影有不同的用意，要不然就不太有趣了。

　　记者：你现在拍了几部电影，是一个知名的导演，那你以后还会考虑做回一个专职的摄影师吗？

　　顾长卫：摄影师做到一个阶段，确实也想做点别的，就做导演。导演做了一段，又想再做点别的，现在就做一些当代艺术。好在我们赶上了这个时期，一个蓬勃、疯狂的多媒体时期，还是挺难得的。一百年前的艺术家、文人，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换是很缓慢的，现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事情基本上分分钟就传遍世界。既然干上了这样一个时期，就像多做点艺术上的尝试。

　　记者：在拍《微爱》之前，你拍摄的电影题材多少有些敏感，像《最爱》是关注艾滋病人群体。《最爱》上映的时候，原著阎连科的名字都没敢写在片头，是怕有麻烦吗？

　　顾长卫：那个电影在那个时候是有一点敏感。

　　记者：你也很大胆，请来章子怡、郭富城那样的明星，投资也挺大的。你不担心万一上映不了，跟投资方没法交代怎么办？

　　顾长卫：那个电影后来确实改动了很多。所以还是觉得像那样比较敏感的，比较沉重的话题还是少说吧。关注一下比较娱乐的，轻松的，给人兴奋的东西（拿起了桌上的百元钞票），比如说像当代艺术，仔细地欣赏和打量这张钱，挺好的。

　　记者：就是从宏大叙事（《最爱》），到小情小爱（《微爱》），再到微观世界的艺术？

　　顾长卫：其实宏观到极限的时候，又像是进到另外一个微观，有时候微观你微到一定程度就又到了另一个更大的世界了。一花一世界的感觉，就像这套围观人民币作品。

《B-X044Y036》

　　记者：这套作品很少有作品是有正式名字的，都是字母+数字，F、B、X、Y什么的，有什么含义吗？

　　顾长卫：这个名字起的方法这就是正反面和X、Y轴。F代表正面，B代表反面。比如《F-X086Y007》就是正面横着数第86块，竖着数第7块。后来这个系列里面还有一个Z，就是从这个侧面看（说着把钱平摊在手上，眯着眼睛看那薄薄的不到一毫米的侧面）。

　　记者：这个侧面还能看出东西来？

　　顾长卫：对，这套作品是Z打头的，看Z轴。

　　记者：这么薄得靠显微镜看了吧？

　　顾长卫：一张是看不出什么来，它要是有一摞呢（一边说一边比划一大摞钱的样子）？

　　记者：那你整个把一张纸币分成多少块？

　　顾长卫：我都忘了。几百块吧，是个三位数。因为分得很细，每块很小，你要给它起一个常规的名字，就很愚昧，很小气，甚至有点缺心眼。即使你起一个“世界”，它还是显得小，非常不可取，还非常容易影响观者，会先误导别人观赏的态度。

　　最早的文艺启蒙来自于给电影院打扫卫生

　　记者：这名字起得挺文艺的，你小时候是个文艺青年吗？

　　顾长卫：是，爱画画。但是也不能算严格的文艺青年，我觉得我都不够，很多人对于艺术的执着都比我强。我经常听别人的故事来鞭策自己，觉得应该勉励自己，不能太贪玩。

　　记者：你在78级同学里算年纪小的吧？

　　顾长卫：偏年轻，当时同学间岁数差得挺多的，像张艺谋那会已经28岁了，我当时是21岁，小的才18岁。

顾长卫（右）与张艺谋、巩俐在拍摄《红高粱》时的片场合照

　　记者：那你当时能考上电影学院也是非常难的？

　　顾长卫：偶然的，选摄影系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中学有学画画的经验，喜欢拍照片、洗照片，做放大机放大照片什么的，那会还在我们那的工人文化宫做义工。每周二四六晚上放电影，我们站门口收票，进场之后我们也可以在那看电影，看完给人打扫卫生。那个时候从第一排看到第31排，从银幕前头看到后头，还在放映室里看过。那会开始觉得电影好玩，后来招生时发现有个电影学院，学摄影，就把我这几个爱好全给串在一起了。

　　记者：那个时代对你影响比较大的电影有哪些？

　　顾长卫：《闪闪的红星》、《创业》，七十年代中后期那些电影。结果现在创业又成时髦词了。我觉得创业是有活力的一种表现，创业热是个好现象，要是大家都觉得创业是瞎折腾，那说明这个时代没活力了，没有机会和可能性了。

　　我现在搞的这些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创业，拍电影、做艺术，都尝试尝试。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