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利·希克

　　采访者：宋佩芬

　　受访者：乌利·希克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的崛起，瑞士人乌利·希克功不可没。很多人认为，他拥有由197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中规模最大、种类最全和最重要的收藏。

　　乌利·希克与中国渊源颇深。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不久，他就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1995年，他以瑞士大使身份定居中国。工作之余，他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并根据创作时间、创作媒介和创作方式对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进行系统化收藏。

　　1997年，乌利·希克设立了两年一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奖，鼓励年轻艺术家走向国际。他还邀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瑞士策展人哈若德·史泽曼担任艺术节评审。1999年，史泽曼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20位中国艺术家入围这一世界艺术盛会。通过史泽曼的主题展，中国当代艺术一炮而红。

　　乌利·希克收藏了两千两百多件创作时间从197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唯一能和他匹敌的是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但后者早2011年将其中国藏品交给了苏富比拍卖公司。许多人猜测希克会做出类似的决定——出乎意外的是，2012年6月，希克发布了爆炸性新闻：将收藏的1500件作品捐给香港M+艺术中心，同时以2270万美元出售47件作品给M+。希克的这一行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3年后，乌利·希克捐赠、M+出借的中国当代艺术品首度在英国展出。展览名为《从7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艺术》，展出地点是曼彻斯特惠特沃思美术馆——这里经过15亿英镑改造，刚被评为英国2015年年度美术馆。而曼彻斯特是英国第二大华人聚居区，当地观众对这类展览并不陌生。

英国曼彻斯特惠特沃思美术馆 拍摄：Alan Williams

　　展览开幕前夕，乌利·希克接受了记者专访：中国艺术品变得相当昂贵，买不动只能放弃

　　记者：你的第一件中国藏品是什么年代的？

　　乌利·希克：它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一个北京的女性艺术家群展上看到它，之后找到艺术家，买下作品。我无法告诉你艺术家的名字，因为她已经退出艺术圈，但是这件作品还在我的手中。

　　虽然我的收藏年代从1979年开始，但最开始时，1980年代的作品并不太吸引我——艺术家们的创作不但没有反映中国文化，看起来也非常像西方艺术的衍生品。我不认为这些作品有意思，只是根据我个人的口味来选择。

　　记者：后来为何改变？

　　乌利·希克：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是九十年代中期。那时我意识到，在中国国内外，竟然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系统地收集中国的当代艺术，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化空间。我因此摒弃个人爱好，试图从一个国家机构的角度来收藏，完整呈现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

　　记者：你如何寻找艺术家?

　　乌利·希克：艺术家通常会介绍另一位艺术家。在没有网络之前，就已经有许多艺术家与我联系，所以我比其他人的信息多。但是我也必须小心，我留在中国不是仅仅为了艺术的热情，我也要成为一位好大使——在初期，这一点也是为了艺术家们。

　　记者：你曾说过：“我希望自己的收藏能成为反映中国一切时期和媒介的当代艺术创作的一面镜子。”你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乌利·希克：我是唯一试着反映所有创作媒介的收藏家。其他收藏家可能在某个方面、某位艺术家或某个学派方面很有深度，但是没有人有像我这样的多元化及广度。

　　记者：这些年来，在中国收藏当代艺术品的难度有何变化？

　　乌利·希克：在过去，你有时间来思考，然后作出决定。近几年来，许多收藏家进入这个领域。尽管艺术家通常会先给我看作品，但我必须当场作出决定。这就是最主要的变化。

　　记者：你为收藏前后耗费了多少钱？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

　　乌利·希克：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总是保持我的承诺，付钱给每一位艺术家，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寻常。当然，有时对我来说这些钱很多——后来艺术品变得相当昂贵。但是我也不纠缠，买不动也只是放弃。

　　记者：你曾经为了买另一件作品而出售原有的收藏吗?

　　乌利·希克：对我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从来没有。我有一次卖了一件文革艺术品给王薇（注：中国收藏家、刘益谦之妻），但从来没碰过我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

　　记者：你怎么看尤伦斯将其藏品打散的行为？

　　乌利·希克：我认为他将藏品出售的原因之一是，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收藏不是排行第一的。

艺术家孙原和彭禹创作的《文明柱》

　　曾因藏品在瑞士被起诉

　　记者：你最难收藏的藏品是什么？

　　乌利·希克：最难保存的一件作品是孙原和彭禹用人体脂肪做成的《文明柱》，很难预测它在未来会变成什么状态。我从艺术家的工作室中购买了它，他们向我解释作品制作的过程：从整形美容院收集人类脂肪，将它们做成一个高大的柱子。我们讨论了作品的稳定性和呈现方式，这就是我获得它的过程。这件作品还在我的仓库中，但是已经捐给M+了。

　　记者：你为什么有兴趣收购它?

　　乌利·希克：原因之一是它具有挑战性。它讨论了关于收藏的问题：你的收藏极限、在收藏过程中必须解决什么道德问题。

　　《文明柱》也隐喻了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问题：人们过分沉溺于现代物质生活，吃得过饱，积累了很多脂肪，然后人们从身体里摆脱它——它是对我们文明的一个很好的隐喻，不只令人震惊，还有深刻的意义。这件作品在伯尔尼、伦敦和日本都展出过。公众首先是吃惊，但是读完标签之后，没有人去质疑作品道德方面的问题。

　　记者：你的收藏曾经被公开批评吗?

　　乌利·希克：最具挑战性的是萧昱的作品。它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展览时引起很大的风波——来自瑞士的反堕胎联盟以及法国里昂的穆斯林组织突然决定对这件作品发动抗议。他们声称有人故意怀孕，然后流产，以制作这个特定的艺术作品。这根本不是真的，因为胎儿标本来自一个科学博物馆。由于博物馆即将被关闭，艺术家买下一些标本，用来做作品。

　　法国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写来邮件，说他们会来清理博物馆，“砍掉你的头”。形势非常严重，我和美术馆都受到威胁。但是美术馆非常勇敢，决定不因毫无根据的谣言和压力而取消展览它，或者关闭展览。因为如果这么做，未来他们将不得不向各种各样的压力屈服。

　　伯尔尼美术馆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前来讨论，并按照专家们的结论来决定。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论坛，有600人参加，其中有伦理学学者、神学教授、律师、美术馆馆长、我和反堕胎联盟的人。反堕胎联盟先发表看法，接着大家讨论。最后的决定是，可以展出这件作品，但是它必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并且在入口处写明警告。

　　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不久后，我在报纸上读到，政客们开始收集签名，建议胎儿应该被从美术馆中取出，在瑞士妥善安葬。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两个月后，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有5个人成功地锁在展出作品的房间内，在里面呆了一个晚上，像守灵一般……

　　想想看，美术馆内还有无价的毕加索、梵高，一下子有5个人在美术馆的那间屋子里过了一夜，竟然没人注意到，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然后，反堕胎联盟起诉我、创作这件作品的艺术家和展示这件作品的美术馆。他们说我们破坏死亡的尊严、对动物实行酷刑——作品中还有兔子和鸟类。他们还起诉我非法进口未申报的货物。因为胎儿和动物不是很容易报单，他们甚至猜测我可能利用了大使的身份。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作品是在我结束瑞士大使工作很久之后才完成的。

　　起诉书被送到瑞士国家检察官那里。我必须为自己和艺术家辩护。国家检察官决定不将案件送上法庭，因为这件作品在中国诞生，伯尔尼的法律判决不一定有对应的中国法律。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讨会上，一位瑞士神学家告诉我，她与一位从北京来的中国神学教授花了整整一天参观展览。中国神学教授说，这些艺术家不是中国人。在当时（2005年），没人知道中国当代艺术，甚至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艺术家在干什么。

位于香港西九海滨的M+艺术中心 图片由Herzog&de Meuron及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提供

M+艺术中心展馆设计图 图片由Herzog&de Meuron及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提供

　　在中国当艺术家比在西方容易

　　记者：3年前，你为何把藏品捐给了香港？

　　乌利·希克：我的第一个冲动是北京和上海。从2010年开始，我与所有机构都谈过，包括一些政府机构，但没有任何机构让我觉得他们真的感兴趣。我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同时香港M+艺术中心开始与我洽谈。他们非常包容、慷慨、公开，我跟谈判代表Lars建立了良好关系，于是产生了这个结果。

　　记者：目前有很多中国私人美术馆成立，它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献搜集与研究做得如何？

　　乌利·希克：不同的收藏有不同的焦点。余德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绘画收藏非常深入，王薇有非常好的文革艺术收藏。我收藏的用意是反映艺术创作的不同媒介，不可能每一位艺术家都有深度。通过不同的媒介，我可以让民众进入故事线，理解艺术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收藏与他们非常不同。

　　记者：中国收藏当代艺术的公立机构多吗？

　　乌利·希克：现在在中国展示当代艺术的公共机构不多。上海有当代艺术博物馆，但他们的收藏不能与王薇或余德耀的相比。当代艺术不是很容易让公众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心将我的收藏给公共机构的原因。我对公立美术馆有很好的记忆。

　　记者：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中国当代艺术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

　　乌利·希克：我认为艺术家在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与紧张，每天光看报纸就有令人惊叹的故事。艺术家们在中国可以得到许多灵感的刺激，在瑞士就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题材，加上传统的文化，艺术家们可以更好地扎根到土壤中成长。在今天，像全世界的艺术家一样，中国艺术家们必须使用最强烈的艺术手法和语言，让他们的作品突显出来。

　　中国艺术家的弱点可能现在正在改变——在中国当一个艺术家比在西方容易，他们无需面对许多外界的压力，但是有时候，外界的压力对创作而言是必需的。

　　记者：西方世界品鉴中国当代艺术时有什么误区？

　　乌利·希克：我欣赏中国与西方艺术的方式没有区别。我不断地教育自己，所有的艺术，不管是西方、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的，对我来说都有重要的地位。西欧缺乏对中国艺术的知识，由于文化的差别，他们可能无法辨认真正重要的作品，或可能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喜欢一件作品。

　　当然，当代艺术最吸引人的，就是可以让你看到你从未见过的，感受到从未感受到的。它并非必须充满异国情调，或者奇形怪状，但必须能够给你带来惊喜。有些人关注创新，但是创新不一定抓得到整个问题。有时候艺术家为了创新，让作品看起来与众不同，甚至会做出很愚蠢的创作，但它并非令人惊喜。惊喜不一定容易寻获，但它应该存在。最好的艺术总是令人惊喜。

　　记者：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泡沫有多大？

　　乌利·希克：现在市场已安静多了。当然，还是有一些喜欢大肆宣传的艺术家胡乱哄抬价格。但这是全球现象，不仅仅是中国。

　　我常常到柏林，那里艺术家的水平非常高，但是价格和中国比却低很多。在全球的艺术圈中，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属于相当昂贵的，但许多中国艺术家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他们的画廊也似乎不了解。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泡沫，市场是否会崩溃——如果大家只专注少数几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数量无法形成泡沫，但是这一切还是取决于中国艺术家。

　　记者：你最近有哪些项目？

　　乌利·希克：我在伯尔尼将会有大型展览，这是继2005年《麻将》展览之后的“后麻将”展览。我将会结合过去10年中M+艺术中心和我自己手中的作品，在伯尔尼的两家美术馆同时举行展览。当然了，中国当代艺术奖也是我在中国非常重要的项目。

　　记者：你现在收藏哪些作品？

　　乌利·希克：中国的、亚洲的……所有种类的艺术。但现在不同于过去，我只根据个人喜好来收藏。

　　记者：你最近买下了谁的作品？

　　乌利·希克：大约一个月前，我买下了一件邵帆的水墨作品。我已经收藏水墨多年，有谷文达、徐冰等人的作品，但是很少人留意这一块。从我的收藏中可以策划任何类型的展览，但是西方策展人似乎对政治角度特别感兴趣。我不久前才在德国汉堡一个4400平方米的空间中展出了132件书法，但是这个展览在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由此可见大家对我的收藏的认识还是很片面的。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