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松
《桃花源》
《背后的故事》
采访者:周雪松
受访者:徐冰
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
记者:我们观察您的创作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似乎同样带给人类新的认知方式。和文字这一系列作品不太一样的是,像《芥子园画专》、《背后的故事》、《桃花源》这类作品,我们似乎能够从中看到一些特别的中国文人的情怀。
徐冰:这种情怀的确是越来越多。因为说来说去我是一个中国人,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又是写汉字的,这其实决定了一个人的里里外外的节奏,甚至包括人的肌肉运动、思维态度、看事情的方法,也包括视觉上的辨别等等。可能原来年轻的时候,也赶上刚改革开放,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前卫、当代、国际化的艺术家,希望掩盖自我的一部分。但后来年龄大了就没有精力掩盖什么了,自我本身的东西就会被翻出来。而且后来在国际上做很多展览,我发现对我真正有帮助的正是我这些特殊的文化背景。
记者:在谈到个人的文化环境背景对艺术家的影响,比如您的新作品《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就融合了很多中国传统园林的元素,“桃花源”更是中国传统文人心中特别的情怀。创作这件作品的缘由和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原因有关吗?
徐冰:有一定关系。但这种情怀在这个时候更明显地被调动出来,除了年龄以外,它背后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我在现实中意识到人类生存状况的危机。我觉得当下这个时代,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最较劲的时候,我发现很少有人真的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环境,人类生存已经受到威胁了。所以我觉得是如何解决文明和自然的关系,一定是我们全人类下一个阶段最大的课题。
对这种环境变化的感受,不是通过看一篇论文来的,是身体直接的感受。因此当我去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看到这潭湖水时,它被严谨的欧洲建筑包围,我突然觉得这潭湖水真的很可贵、很安静。可能是这些感受调动我创造以桃花源为主题的一个作品。
另外那个题目我觉得也是有意思的,它其中带有一种悖论性,就是人类越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生活之地,离这个东西就越远。就像我们说一个理想一定要实现的决心,是因为这个东西无法实现。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最后写得真的很深刻——渔人再回去就再找不着那片桃花源了,很深刻地点到了人类的这个命门。但是人类常常是要碰到棺材了才能认识这个问题。
寻找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记者:相信在这之前,您也有很长时间这方面经验的积累,让您看到这片湖水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灵感。
徐冰:这种积累是通过完成很多作品来的。比如《背后的故事》是借助一些自然的、以及身边一般性的材料来拷贝中国古代的绘画。但是这个水墨画其实不存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光和影。
我一直在琢磨用这种手法复制西方古典油画,没有办法,但它却很适合复制中国画。这让我思考中国的绘画艺术和自然的关系。到底是我们的绘画和西方的绘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后来我发现确实很不一样。中国画里一棵符号的松树可以代表所有的松树,而西方的绘画是一棵树只能代表某某山上的某棵树。比如《芥子园山水卷》就在探讨这种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符号性。
差不多每件作品我都给自己设定一个阶段,用特殊的方法来探索我不清楚的东西。而我越来越多的是在探索我们的文化中到底有什么是特殊的。实际上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文化好,但是真正怎么好可能大家不清楚,怎么用就更不清楚了,因为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怎么样看西方文化艺术上了,我们没有使用我们文化中优质部分的经验。因此我自己也在不断完成作品的过程中去获取这种经验。
记者:《桃花源》这件作品里您用的元素,比如山石、植物,这些在中国园林里是有的。还有一些闪着光的小房子,还加上了动画,将这些新科技的元素加入进来,您是怎么考虑的?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徐冰:一般来说我是喜欢材料比较简单的作品,我的态度是艺术家的想法特别结实,就可以把材料用得特别简单。所以我通常来说,能用一种材料解决的就不用两种,能用两种材料解决就别用三种材料。但是《桃花源》中我确实是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材料,因为我希望它给别人的感觉是,一群孩子在想尽各种办法创造一个理想中的桃花源。所以我用山石,用树枝,用桃房、动画,用人造的烟雾,人造的瀑布……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理想之地。它很像是孩子过家家,甚至可以让人忘掉艺术本身。[NextPage]
《凤凰》
以艺术触摸现实深层的价值
记者:您的灵感的来源,通常是生活中很偶然、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这潭湖水给您的灵感。您曾经说过创造力来源于艺术家对生活的敏感,不能是麻木的。然而大多数人认为,艺术家是必须跟现实保持距离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吗?
徐冰:我在这其中的体会是,真正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现实。现实是无限的,变化的,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变成什么样子。因而你依托在这上面,每个时代都有特殊性的东西,你就可以从中获得无限的灵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艺术家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其中包含很多层次。比如我们的艺术是跟着时代走还是比时代走的更前面一点?是要反省这个时代?跟时代对着干?还是要逃避现实呢?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现实之中,只不过态度和方法不同了,但是你不可能是穿越到另外一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毫无关系是没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做纯粹的艺术,因为没有人是活在真空中的,有人追求纯艺术,可能是由于他对现实污浊的不满,所以他追求纯艺术的起因也是和现实有关系的。
记者:您的作品到后面跟现实的关系也越来越大。
徐冰:越来越大。其实当代艺术不管怎么样受批判,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当代艺术家一般来说都是很关注现实,很关注人类命运和问题的。
记者:您关注现实是主要是通过哪些的途径?比如亲身感受还是看媒体的介绍?
徐冰:通过全身的感官,包括对空气的感受等等,也包括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副院长这个职务,以此了解这个系统如何运作,这个国家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推动……中国真的是变化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变化和我们过去的认识是有很大的错位的。在这其中我可以真实感受到很多,甚至包括讨厌的东西,比如腐败怎么回事。有的时候你得忍受这种讨厌,因为有时就是透过这些东西你才能摸到它里边有价值的部分。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你讨厌商业文化,流行的文化等等,但是他真正的价值藏在这底下,当你忍受了一段并且穿透它以后,你才能摸到它的价值。
记者:这就要谈到您从过去在美国作为独立的艺术家,到现在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同的环境和经历造就了您怎样不同的创作方式呢?
徐冰:我过去在美国的生活很奢侈,非常单纯,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因为你每天主要的和世界发生的关系就是博物馆请你做展览,你用智慧把作品做到最好,这一点你和博物馆之间的期待是一样的,展览的费用等等都不用你管。我在国外十八年,做这么多展览下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展览找过钱,因为那里有一个成熟的系统。但在中国,我做第一个作品凤凰,就遇到找钱的问题。然而如果我没在中国生活就不会有凤凰这组作品,因为在美国单纯的生活,不会让我有创作凤凰这种作品的理由。
凤凰现在在美国一座大教堂里展览,反映特别好,《纽约时报》都做了很大的报道,因为它里面带着很强的中国现实的气息。得失就在这里边呈现了。在美国我作为独立艺术家,工作是单纯,但在那里的创作就显得有点儿自说自话的感觉。在中国需要说的东西就太多了,这样看在这儿工作就非常值得。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