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以夫作品
画家赵以夫
采访人:姜岑
受访人:赵以夫
作为职业画家的赵以夫现居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8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1980年代末辗转留学日本,之后赴美学习、工作、生活至今。
旅美20多年,赵以夫如今在美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别墅、花园、汽车,在一般人的眼里也算通过拼搏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不过在赵以夫自己看来,却似乎缺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在享受清福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寂寞。”他这么评价自己。赵以夫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依然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说自己女儿虽生长在美国,却也在家庭的熏陶下能讲一口标准的上海话。画过花布、当过街头画家,走过弯路,吃过那一代绝大部分留学生都经历过的苦,然而在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下,他却依然选择坚守艺术,赵以夫坦言,这实则是件相当幸运的事情了。
向往、迷失与坚守
姜岑:你是什么时候去的美国?怎么会想到出国?
赵以夫: 1990年,是从日本转到美国的。先去了日本也是学油画,那时日本的签证比较容易,也不用经济担保,到了日本之后还做着“美国梦”。去日本待了三年,在筑波大学的艺术学院学习。我的老师是搞写实的。后来美国的朋友召唤,要不要来?这事正中下怀,肯定要去的。去的时候老师问我“你会回来吧?”我对日本老师撒了个谎说我会回来,去的时候就拜拜了,老师不高兴了,我还给他写了封信“对你们日本来讲,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比日本好”。主要是我学西洋画,现在说起来在日本学习的西洋画其实是二手的。当时想出国有几个因素,一是国家刚刚开放,国内一切都是空白,人的思想很活跃,没有方向,出国是唯一的途径,大环境使然,同时也有个人的愿望。当时哪有一个学西洋画的不想出国的?哪有一个学音乐的不想出去的?如果我学国画可能就不会想到要出国。这主要是一个大环境造成的想法,实际是一个误区,如果现在问我要不要出去,我肯定会三思。
姜岑:去美国是直接工作还是读书?
赵以夫:去美国以后,凭良心讲,大家都会迷失方向,因为这个社会太大,吸引力太多,而且我们是以一个零的状态过去的,语言、经济都是零,那种苦只有出过国的人才知道。那种苦是有劲没地方使,因为那不是你的国家。刚开始花了很长时间在纽约摸索,也看望过当初在国内已经出了名的一波写实大家。总之是到处打听,最后还是很现实的,先把生活搞定,安定下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或者一个常规的学习环境。之后才能去考虑你为艺术而出去的目的。我们那时没有钱,很多人都“黑” 掉了,在美国生活了两个月以后支持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到底学什么,我们也很迷茫,因为出去的时候是大气氛把你轰出去的,到了那里以后神缓过来了,才发现这里是这么现实的一个国家。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比如中国山区里的人到上海,来推销他的鸡蛋,然后没人理他。在没房、没车,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基本上都是靠朋友、靠同学,他们把经验传授给我们,去努力站稳脚跟,然后才能选择自己的路。
我经历了半年的闲晃,在纽约、波士顿等地晃悠,最后选择在纽约暂住下来,选了纽约大学念语言,同时为了生计到公司里去画古董,难听点叫“造假古董”。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的古董市场,他们是做复制品的。你有什么要求,比如你要在皮鞋上画古董我们也可以满足,就是顾客有什么要求我们就照着做。因为有了一份正常的工作就可以安定下来安心学语言了,但我始终揣着“我是画画的”的想法。
刚开始有很多画家走上街头了,很惨,同时还有人死掉。我在纽约的马路上没画过画,但我去看过,那些画家都很无奈,以前都是画得很好的。
我没画过并不证明我不缺钱,在纽约不敢画。后来因为牵涉到家属要过来的签证问题,我就转学,去旧金山美术学院。这个学院签证比较容易,因为是私立学校。但是在念研究生的过程中,发现有点开玩笑。因为美国的教育不像中国这么严谨,它很放松,它把我们研究生、本科生和业余爱好者都放在一起画,在一个画室里,但评分要求不一样,所以在里面画的时候感觉很差,当时美国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厉害,觉得好像没东西好学。
姜岑:老师怎么样?
赵以夫:老师都不错,也不妒忌你。记得我第一次选择的是水彩课,因为当时在中国没有专门的课,也一直觉得自己很想学,而且材料、笔都是国外的好。第一节课老师也不知道我们水平怎么样,就让我们一人临摹一张画。完成后他就单独把我的拿过去,问我以前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从前是老师,他就说那我就不教你了,你自己把好关就可以了,谈不上教,就交流交流。还问我画好了东西就留下来好不好?还给他们拍照做幻灯片给同学讲。老师很现实,他不会排斥你,好就是好。他只是说我用的笔和颜料有点怪——我用的是最烂的颜料,韩国的颜料,笔是中国的毛笔——还问我这是什么笔?实际上,我相信如果是留学生,只要不是公派的,都会一样。
姜岑:当时语言上有否不适应?
赵以夫:那时我语言不好,主要因为第一语言是日语,脑子里全是日语。还碰到过一些好玩的事,最可笑的是我在纽约打工找到一个韩国公司,公司里面有一个老先生会讲韩语也会日语,但他不会英语,可在这里韩、日语也没人跟他说。他就找到我,我跟他讲日语,他跟他老板讲韩语,他老板再用英语跟他公司的人交代,然后再通过日语传达给我,很有意思的事情。反正是一个很国际性的社会。美国很乱,但美国的包容性很强,其实没有什么种族歧视,最起码我没感觉到。很多人讲有种族歧视,其实是自己没自信。往往是语言听不懂就觉得自卑了。
“外人看来很酷,其实内心是空的”
姜岑:在美国你是如何坚持艺术追求的?
赵以夫:当时出国的时候就是想去看、去了解什么叫油画,我们以前为了看一场画展要跑去北京。法国来一个展览我们晚上还偷偷地去临摹,这就是对知识的渴望。到了国外之后,反而这种渴望并不强烈,被琐碎的、生存的事给打破了,比如签证、居住的合法性、遵守美国的法律,考虑这些太多,分散了对艺术的执着。可以这样说,十个出国的最后以绘画为生的,顶多只有两三个,我属于这两三个之一,这也是因为我比较幸运。一开始在纽约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放弃,但我也没时间画画,打工、念书等牵扯了很多精力,当然这个打工和画画有关系,一个是画花布,如画领带啊,什么都画,生计嘛,我也从来不计较。
我在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展览会一个一个看,每次看心里都很痛楚,因为都与我无关,就觉得还是离开这里吧,因为太像上海了,所谓结构和上海一样,一些朋友就是上海的朋友,打电话都讲上海话,其实也会很亲切,但自己仍然会觉得没有方向感。这也是我去旧金山的理由。当时搬家左手抱一个电饭煲、右手提一个电热水瓶,因为这两个东西没人要,其他东西都被人收掉了,朋友帮忙5美元一个箱子、6美元一个床,全部都拆掉了。我于是就抱着这两个东西去旧金山,朋友还开卡车来接我。
我就住到一家越南人租的房子里,在那里先混了一个月,再经过朋友介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然后第二天开始上课。外人看显得很酷,拿了画布,乘着叮叮当当的电车去学校上课,其实内心是空的。就是为了四个学分,一个学期四个学分,每堂课80美元,一个上午的事情。我们从早开始画,画到12点老师还没来,12点半老师来了,泡杯咖啡,只说了一句:“everybody good!”
其实对我们来说美国梦和追求艺术的梦是混合的。我们有普通人的梦,为了蓝天、小洋房、草地、养只狗、一辆车,我们只不过再多加了一门艺术,实际上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向往这样的生活,但我在向往这种生活的过程中不会忘记我是学艺术的。但也有些人向往艺术,不行他就把艺术扔了,改行开饭馆了,到公司上班了,改行了,这就是现实。
在旧金山,一个偶然机会我去了赌场,去看一个朋友,一起吃饭,来了一个老外,叫皮特,他喜欢我的画,按照现在的话就是他“包养”了我半年,他每个月给我钱,不要我打工,每个月让我画四张画,他拿一张,半年以后办个展览。这个对我来说是旱地甘露,求之不得的事情。
半年以后他就帮我办了画展,这个时候我手上有了30多张完整的画,就有资本了。当展览会结束后,他说:“赵,我们拜拜了,我的承诺也做到了,你也积累了这些画,我相信你能够还以画画为生。”我很感激他。估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因为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那时把一个城堡买下来,买了很多人的画放在家里,他说早上起来看了我的画心情非常好。
我就拿着这些画到了加州一个画廊圣地卡谬。这个地方是高尔夫球场和海边,是加州的旅游胜地,那里一个小镇有几百个画廊,说高档也不高档,但确实是一个艺术家生存的好地方。一去那里,画全卖了,马上生活就改善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考虑怎么样画画,我就把我在中国出名的时候的一些画拿到一家我以为很好的画廊,他当初没有回答我,说你放在这里我再看一看。两天后打电话来说:“你来一次。”我还以为他要我的画了。谁料他说:“你的画我们看了,我们总部也看了,发现你的画不是商业画,你应该和博物馆去谈谈,不是我们。你没有一点点商业的感觉。”原来他们要的是老百姓喜欢的画,而不一定要好的画。
当然对大多数画廊而言如果你能做到雅俗共赏就最好。现在我们误导就误导在,现在中国的画卖几千万、几亿元的都有,你看这些画的质量,这是在侮辱我们。它的背景你不能掀开看的,纯粹是炒作。我也曾经跟国内一位经营现代艺术的知名外国商人讲过,苏联那时也曾经有人做过这种炒作,但苏联倒台以后就再没人做了。
姜岑:这个画的价格就直线下去了?
赵以夫:当然。再侮辱列宁、斯大林,没人感兴趣了。就是这么回事,所有的价钱都在这个里面炒出来的,而和艺术没关系。现在中国这种怪象搞乱了整个艺术界,我们也在这里没方向了。这种现象就像“文革”当时一样,到底会有多长啊,我相信会结束。“文革”也有很多人想不开自杀,说这个世界暗无天日就要灭亡了,但短短十年就结束了。我相信这种现象也会很快结束,越来越不像样子,让那些画画的人没法再下笔了,侮辱了一些很严肃在作画的人。
美国画廊里很“行”的大社会里也会有很好的出来。并不是说看不懂的就是好画,首先要看得懂。李白的诗大白话,有人说李白不好吗?没有,他高雅、易懂,雅俗共赏。一些比他诗写得好、拗口的人多得是,文学底子比他好的人多的是,但是别人的无法流传,不顺口,所以艺术作品要看得懂、要流行、要雅俗共赏,这是最难的。专业人士说画得好,平民说我喜欢,这就是最好的东西。
不过当那个画廊跟我这样说以后,我知道这样的画廊其实并不带艺术性而是商业性的。我的这些作品画了些回族人、小毛驴、耍猴子,很苦的,有点宗教色彩。他们看了就觉得没有人会接受,它进不了普通人家。我当然很气,于是就在马路上画画。但街头画画的人之间会抢,因为是生意,坐下来就是钱,今天不去就会觉得今天的钱没有了,但是今天不去挣钱还有其他方面要花钱,这就是恶性循环,时间一长就油掉了,离真正的绘画就越来越远了,活得像小贩一样,艺术就到这种地步,有些人自得其乐,但我看还是不行的。后来我就不画了。
我去普通的画廊,他看了我的画说我风景也画得很好,就问我能够画威尼斯吗?他说在美国有几个题材永远是最美的,比如芭蕾舞,全世界哪里人都喜欢的,或者威尼斯,但不要画人物,没有针对性的人家不要。这就是美国画廊的标准。
当然有一些搞到装置艺术上去了,不是我们这一类的画廊。其实装置艺术就是装置艺术,架上绘画就是架上绘画,两种艺术不同类、不能比的,关键看自己走哪条路,走得怎样。这点欧洲做得很好。
我到了美国以后就觉得我还是适合做传统的,也有人就选择不走传统,说句真心话,这些人往往是自己以前绘画基础不好。我们不搞装置或许也因我们的“包袱”太重。别人都你说画得好,自然不肯改;如果都说你画得不好,那巴不得改掉。
姜岑:好比“穷则思变”。
赵以夫:而且那些班级里最烂的学生有时也会摇身成为“大艺术家”。关键是我们这类艺术很难炒作。我们的商业价值很难用噱头来包装,因为我们的作品懂艺术的自然看得懂。但是抽象的东西、看不懂的东西那就太玄乎了,随你说,就可以用很多文章包装,玄的、空的、有啊、无啊、天啊、地啊、水啊,哲学的东西,我们没办法跟他们比。
看不懂的东西是最容易炒作的。
有意思的是你如果问一些出了名的装置艺术家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以后不搞这个东西了还想画点画。我是执着于架上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傻瓜”,但要知道,画画不是运动,画画是自己爱好的展现,我喜欢纯美的,传达它的美感,就很开心。相反,最近炒作的某画家画12个“门徒”在吃西瓜,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图什么?他们把画画和艺术作为运动来搞。什么叫运动?就是投机。
你了解韩国吗?越南吗?日本吗?没有声音的,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热闹啊?冷静去想一想,为什么有这么多老外来炒中国,而不去炒日本?眼下的那些个天价画,都是给政府吃药的。这是真心话。现在在美国,做反政府艺术的似乎根本不是主流。当然艺术家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越战的时候安迪·沃霍尔出来了,他不是直接反政府,但是他消极,对人生没有希望。他们以这种形态来反,而不是侮辱、丑化。他反对越战,他作品里面却不是“直奔主题”,而是通过各种稀奇古怪反传统的艺术表现方式来反战,搞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不是作品里面带有很明显的反战情绪和政治色彩。而我们这边已经把艺术变成斗争工具了。我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就是人类对社会的感受,留在石头上变岩画,留在壁上变壁画,留在布上变油画,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抒情。
但是这个过程你可以作为艺术史去记录,是不是成功,是个问号。蓬皮杜里这么多绘画,它也没说成功了,它每人收两张,几几年到几几年出现这样一种画派,几几年到几几年出现另一种画派。不像卢浮宫,全是大家,库尔贝、安格尔等等,都是百分百的大家。而蓬皮杜则更多地带有一种历史性的梳理,就是排队,它是历史的归结。谈不上这是大家、那是小家,对它来说这每一种画派是一个现象,所以都会给画家各自一个独特的评述——他追求的是什么、她追求的是什么,但是这个东西大家是否接受,这是老百姓的事了。对卢浮宫来说你用不着说,里面的藏品相对系统,都经得起历史考验。
包容与孤独
姜岑:美国的艺术生态是怎样的?在我们印象中美国是当代艺术的天堂,但也听说美国的艺术生态是多元的。
赵以夫:美国有个很现实的地方,它自己培养出的画家并不多,但是外面来的人都会在纽约定型,比如珍妮·萨维拉,英国人,却是纽约捧她出来,在纽约画廊她的画价格很高。很多画家都是在纽约发家的,有很多大画廊都在那里,而那些艺术家最后在美国定型。美国有这样的能力,就证明美国对艺术的包容力很大。怀斯是很好的一个画家,当时也是我们最崇拜的偶像之一。在美国艺术家很自由。但大多数画家都是在谋生,很少有真正执着艺术的,美国政府没有像法国政府这样资助艺术家,往往是艺术家自生自灭。
姜岑:你平时除了工作之外,业余生活怎样度过?
赵以夫:喜欢交友、喜欢烧饭。因为现实生活中很累的,画画也累,和画廊打交道也累,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就爱交友,而交友就靠厨艺。你烧得一手好菜,朋友都到你这里来,party、交流,每个人带一个菜,大家一起聚一聚,把自己的痛苦感受聊一聊,宣泄一下自己在国外的孤独情绪。
姜岑:你刚才说,现在如果再让你选择出国,你会三思?
赵以夫:会选择出国看看,但不会选择留在外国。我现在留在美国,别人会觉得留在美国多好啊。实际上好是指自然条件,还有政府的宽容度。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生活,美国确实很好,各种生活保证。每个人都会向往,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就是两码事。所以一些老华侨都要回来,他们回来不是为了寻求生活而是为了寻找精神的享受,那是文化上的、感情上的,为的绝对不只是一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的人。
不过国内在审美教育这方面还是跟不上。在国外对艺术最好的一点是,“不问你是谁,只要喜欢”。但中国不是,“首先你是谁,我们再喜欢”。那就是说自己没有欣赏水平,自己发现不了好的地方,都喜欢炒作已经被别人炒作过的人,而自己没有能力去发现一个有前途可能更有潜力的人,这就造成“一窝蜂”、“听名字”的艺术收藏怪象。我没法彻底回国了,法律程序很烦。不过哪一个国家的人不重要了,来回跑跑做点有意义的事就好了。现在也在国内画画,还是在找自己的艺术市场,画画也要找出路的。
(本文转载东方早报;录音整理为孔玉)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