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蔡晓玮

　　受访者：赫斯维克

　　记者：你用大、中、小来对你的项目进行分类，而不是时间或类型，为什么？

　　赫斯维克：因为对所有的设计对象一视同仁是我工作的动力来源。不是说这是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基础设施，或者这是艺术，这是雕塑，这是产品，这是交通工具，这样割裂开来，而是它们都是公共物体，不管是大到一个消防站，还是小到一把椅子。我试图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只是有大小的不同。

　　传统的（分类）设计教育实际上会对这一切造成损害。举例来说，假如是一个建筑，人们就需要为建筑标准发愁。比如，我们做了一个消防站，那个消防站有85米高，有23层，但是因为它被称为基础设施，所以你在向主管部门汇报方案的时候，他们会说，“消防站85米高，像个盒子一样？行！就这样吧”；但如果你说你做了一个85米高的建筑，他们会非常惊恐，“85米高的建筑？！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你能给我看所有的图纸和细节么？”

　　在伦敦，有很多房子，但假如你在市中心建一个两层楼高的楼，人们就会非常担忧，担忧它用什么材料建造，符不符合伦敦的形象，能不能和周围的历史建筑发生关联。而如果这个建筑是比较现代的，他们会紧张如何把这种现代性和老的建筑相匹配。我们需要向另一群人提交方案，让他们进行讨论。但是我设计了两层楼高的房子，把它们安上了轮子，并且设计了7500个这样的房子，它们被叫做双层公共汽车。对于一部公共汽车来说，五十年来人们的担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不是红色的。但是，7500辆双层公共汽车，它们比伦敦一个片区的房子的数量还要多很多，但是人们宁愿担心建筑，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些公共汽车。我是伦敦新的双层公共汽车的设计者，我要为此担心，我也乐意为此担心，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在乎的是我们如何把对于整个社会的关注、想法放到设计中去。所谓的设计潮流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世界的想法。我们今天对于社会的想法和两百年前不同，中国千年前的想法也和当下不同，而在千年以后，我们也一定会根据新的想法重新对这些对象分类。但是，大的东西仍然是大的，小的东西仍然是小的。

　　记者：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大的仍然是大的，小的仍然是小的，尽管你想对他们一视同仁，但在一视同仁进行设计的时候会不会也面临很多挑战？

　　赫斯维克：我是一个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师，虽然我现在做了很多的建筑，但是我的学位是在三维设计上获得的。这个课程要求我们用木头、钢铁、陶瓷、塑料等材料去做设计，而几乎你所能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切都是用这些材料做成的，（唯一的遗憾是）其中不包括石头。所以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三维设计，这是一个三维设计的世界。

　　每一个物体都有它的功能，即便是一个公共雕塑，也不会产生“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艺术作品”这样的念头，它有它的目的，我会思考它为什么而造。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喜欢艺术这个词，也不喜欢建筑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设计，仅此而已。我相信人们对创意感兴趣，所以我工作的重点一直是对于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新想法。

　　“大的开发计划容易忽视人的生活质量”

　　记者：一开始，从产品设计到建筑设计，从小到大，毕竟是跨越了很多的技术藩篱，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你看来，在大小之间是不是可以转化的？

　　赫斯维克：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对大尺度的东西——城市非常感兴趣，可以说目前，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对我来说，不仅是大小，我更注意的是策略，进行策略性的思考，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让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了改变？但对我来说，你不可能在不理解各种细节的情况下去设计一个城市，不管一个多么大的开发计划，你宏伟的计划最终都会变成一个门把手或者一扇窗来逐渐展开，所以我把我的工作看做照相机的伸缩的镜头，我需要把镜头拉远去思考策略，也需要把镜头拉近来注意那些有趣的细节，因为往往正是那些细节给了你对于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的判断，因为大的计划仍然是由小处积累而成的。

　　尽管中国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步伐都大，事实上我也很欣赏这种野心，英国相对来说步伐小很多，这有时候让人非常有挫折感；但是，这也导致了在中国，没有人去关心小的细节，每个人都在做宏大的计划，而即便计划再宏大，人的尺度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们仍然和千年以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宏大的开发计划下仍然考虑到人的尺度。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只要有了大的开发计划就会忽视人的生活质量。

　　我从这里（陆家嘴国际会议中心7楼）看出去，我觉得这里就丧失了人的尺度。但是你如果看那些老的建筑，你会发现这些老建筑在材质和细节上都是非常丰富的。在欧洲，我们有反对装饰性的倾向。但是我们都忽略了实际上装饰也是有功能性的，它的目的之一就是给建筑赋予人性的尺度，而且它也会对这种人性化的尺度进行强调。比如在老建筑里，我们常常看到在门廊上或者在窗子上有很多的装饰来强调这些部分，但是在当下的建筑里，一扇窗往往就是在墙上开个洞，一扇门则往往就是在墙上开个方形的洞。但是，它不会对你从户外到户内这样的变化做出回应，所以你对这样的建筑会缺乏感觉，而这些细节正是我所感兴趣的。

　　记者：你设计了很多代表英国或者代表伦敦的作品，比如世博会的英国馆、伦敦奥运会的主火炬，还有伦敦的城市双层巴士。设计这些作品和设计普通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赫斯维克：在设计这类代表一个国家、地区的作品时，常常有人觉得你必须要继承传统、重复传统，但是除非这种继承和重复是高度抽象的，否则就会令人非常尴尬，因为这就是陈词滥调。在英国的建筑杂志上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报道：“一个像龙一样的建筑”，这太可怕了，中国拥有那么深奥微妙的文明，没有必要一说到中国就是用红色或者龙去代表它。我觉得反而是要找到一种原创性。有时候完全的原创要比所谓的继承传统能更好地表达国家、地区精神，这种表达甚至可以和传统、历史完全无关，但是和未来有关。

　　最令人尊重的事情就是你在做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拷贝各种元素。当我看到一件作品有其他作品的影子的时候，我会为它感到难过，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作品。当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是至少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根据一个作品的定位不断地创新设计。因为生命短暂，为什么要拷贝自己呢？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细节让城市更有气氛

　　记者：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陆家嘴，是上海的金融中心，而对岸外滩的老建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经是金融中心。你怎么看这样的新老对比？你对上海建筑的现状有什么样的看法？

　　赫斯维克：在某种程度上，我喜欢这样的布局。因为外滩的老建筑群相对矮一些，它的排列方式很整齐，看上去就像一排牙齿；而陆家嘴的建筑排列则相对混乱一些，但有一种张力，一个建筑在不断超越另一个建筑的高度，非常有戏剧性。作为伦敦人，我对此感到妒忌。

　　在中国有一个问题是建筑都是各自为政的，结果是这个城市有建筑，但是没有城市的气氛。在纽约，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距离很近的，而这塑造了纽约这个城市的氛围，那些街巷让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但是在亚洲的很多城市，往往高楼外还有一圈绿地，楼与楼之间缺乏人行网络，让人感觉这完全是一个为汽车而存在的城市，而不是一个为人存在的。这也是我所提到的那种策略性的思考的一部分，就是你需要在考虑到大的尺度的同时，也考虑到小的细节，这样才能让一个城市更有气氛，让人喜欢在城市中行走。

　　记者：你也有一个位于浦西、紧靠黄浦江的项目外滩金融中心正在设计和建造中。我想听听你对这个地块的理解和对这个项目的设计思路。

　　赫斯维克：我可以透露一点点。哪怕是以中国的标准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建筑面积达到450000平方米。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对于这个地块的详细的规划下进行设计。其中，主体建筑让我兴奋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是非常高科技的，但同时也有低技的元素存在，因为在外墙上我们用了粗粝的石头。用砖石作为外墙，一方面是和以前的建筑的呼应，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个建筑更加低调和富有细节。

　　同时，我们也会设计这个地块中的文化中心，这个建筑也非常特别，它外面的幕墙是可以移动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体量的一个可以移动的建筑。

　　我们并不是想要做一些哗众取宠的设计，而是想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优雅的建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位置，在外滩，和那些老的建筑比邻。

　　记者：你刚刚所批评的，很多的金融中心地块的设计缺乏人的尺度。在你自己的外滩金融中心这个项目中，你怎么体现“人的尺度”呢？

　　赫斯维克：在我们设计这个项目之前，道路系统已经被规划好了。但是，我们试图让这个地块变成适宜人行走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外部的空间，比如说有一条街道穿行而过，让整个空间符合人的尺度。

　　这个世界总是在自我重复，开发商抄袭别的开发商，城市抄袭其他城市，很少有人保持与众不同的自信。我们都以买苹果的产品为荣，是因为苹果的标签就是Think Different，你以为买了就可以让自己与众不同，确实苹果是天才性的产品，但是你买了一个并不代表你也变成了天才。我认为一个城市有让自己与众不同的自信太重要了，让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都截然不同，不像巴塞罗那、也不像纽约，因为人们喜欢与众不同。

　　记者：真正地实现建筑的人性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难呢？

　　赫斯维克：实际上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与客户的沟通，取决于客户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对此有多感兴趣。而且这在世界上也没有很多的先例。尤其在中国，人们都以速度为荣，有时候是太以速度为荣了。人们常常告诉你，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建筑，在英国你们会花五年时间，但是和速度相比，其实质量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应该为你的慢而感到自豪，而不是相反。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