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张
受访者：朱朱
近日，2013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批评家奖发布会现场，推出了上届获批评家奖的诗人、策展人朱朱的新书《灰色的狂欢节——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朱朱正是凭借《灰色的狂欢节》提案获得了2011年CCAA批评家奖，并由CCAA资助其出版、发行。
近年来朱朱一直活跃在当代艺术中的策展领域，曾策划像《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个案——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等展览，今年策展了像《世界的壳——徐累个展》《朱伟个展》等当代水墨展。
这本书是当下少有的梳理当代艺术发展历程的史学着作、也是少有的策展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着作。记者专访朱朱，了解朱朱怎么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以及创作着作的始末。
中国式观念主义的致命通病是以观念表达观念，而非表达情感
记者：《灰色的狂欢节——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本书的标题就很有象征意味，您在序言中也谈到了“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一场资本与形式的狂欢，却似乎也褪不去精神贫血的灰色底调。”很好奇您怎么看世界当代艺术的现状?似乎全球当代艺术都在遭遇资本的炒作，艺术策略性的变着花样的表现社会问题，但感人的艺术越来越少。您认为这是否与我们面临的整个全球化文化危机相关?
朱朱：是的，这是一个问题。我在书的导论部分及随后的部分艺术家评述中，谈及到了新自由主义资本对于全球艺术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谈及观念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泛滥所携带的病毒，事实上，这是一种学习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代价，与优异的西方观念主义艺术家相比，中国式的观念主义的致命通病，是以观念表达观念，而不是以观念表达情感。当然，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西方的二、三流艺术之中。
当代艺术的环境会在所有参与者上发生影响
记者：现在有关展览的画册层出不穷，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籍少之又少。打着策展人名头做展览的多了，安心在书斋中做学问、搞批评的少了。您认为这是不是也是一定程度反映了当代艺术的灰色狂欢?
朱朱：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会在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身上发生影响，浮躁、媚俗与贫血不会仅仅显示于创作者，评论者、策展人、机构或者媒体同样需要自我反思，事实上，站在对立面指责一种制度、一种环境或一种现象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发现并承认自身充满了制度或环境的烙印，进而以“慎独”的态度修正，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自我做起，整体的环境就有救了。
谈写书：个体胜过流派，深度胜过广度
记者：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籍，我能想到的是吕澎的《1979以后的中国艺术史》和易英的《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两者书写的体例基本都是按照时间线索描写艺术流派的变化，您在写作这本书时，有没有借鉴他们?看目录，“意识形态的人质”“形式的再发生”您的篇章是问题导向式或者是以理论关照历史的，您在书写体例上是怎样考虑的?
朱朱：在我这里，个体胜过流派，深度胜过广度，同时，你也会发现，即使漏失了谁，也不会影响到我对当代艺术处在变迁之中的集体意识或潜意识的观照，反过来说，进入书中的艺术家未必就能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也很可能作为批判的对象，当然，能够作为批判的对象，也意味着我对他的某种肯定。
记者：除了出书，您也策划了相当多的展览，是艺术界活跃的策展人之一。您的策展实践对您书写历史有怎样的帮助?您怎么看待有的人说，批评家不应该策展，就像美食家没必要会做饭一样。
朱朱：我觉得没有必要矫情地对待策展与评论之间的角色关系，纯粹性所在，在于你做了什么样的展览，你写了什么样的评论。并非我策划的所有展览都令自己满意，但我保持了一种底线，并且，怀有这样的雄心：通过策展实践完善起我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我最早的展览之一就是“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它使我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有所认识，其后的群展“个案”汇集了我对艺术家个体的文本性研究，从媒介类型上较多倾向于绘画与雕塑。此后，我与这一次获得CCAA奖的董冰峰、电影学院教授杜庆春及台湾学者黄建明一起在OCAT策划了两岸的影像展，藉此了解和讨论了影像艺术的脉络，在此之后，我与吕澎、高千惠合作的“改造历史——2000至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使我获取宏观的视野，考察到数百位艺术家，如此等等，在最近时段的两次展览中，我为自己补上了水墨的一课。
写诗对策展的影响：让我保留美学的根本主张
记者：之前跟您聊，您曾谈到介入当代艺术对您作诗的影响是，从强调自我到看问题看世界更加开放，还想请您谈谈您认为诗人身份对您策展、对您观察当代艺术，有怎样的影响?会隔岸观火，看得更清么?
朱朱：从我介入当代艺术，就伴随种种议论与疑问，我视之为动力，力求在不断熟悉艺术语境的过程中变得更专业，同时，我也会保留诗歌给予我的美学根本主张和创造性法则，另一方面，虽然我现在已经更为熟悉格林伯格、丹托或朗西埃，但我避免写作如今流行的两类艺术评论，一是过去本土拙劣的“八股文”风格，二是用西方工具箱将自己武装起来的买办主义文体。
记者：您有没有一个策展线索，或者策展主张，像汉斯一样，他早期以厨房为主，策划关注空间的展览，后来加入时间。
朱朱：策展与艺术创作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无法复制。对我而言，策展除了使我获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完整视野之外，还有一个推动性的使命，在于清洗那种通过反抗意识形态得利的伪艺术，张扬真正具有审美创造力和人性关怀的真艺术，譬如，在我看来，刘野绘画《禁书》中的小女孩与何云昌行为《一米民主》中在自己身体上划开的创口，都属于后者，如此忧伤且感人至深，越过题材、视象或媒介的区隔，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写诗是向情人说话 写史有一种丈夫的责任
记者：看到介绍，知道这本书成书不易。能简单谈谈您是怎么有写这本书的想法的?又在创作中遇到了哪些难题?
朱朱：这本书缘起于2010年的“改造历史”展览，当时是由我撰写了展览评论部分，此后随时间的推移和认知的改进，我发现那个文本具有很多的缺陷和局限，由此产生了重写的意愿，CCAA接受了这一提案，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我以绝大部分精力在两年之中完成了它。在写作过程中，我重读了可以找到的、有价值的各种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文献，不止于这十年，也包括过去三十年的文字;并且走访了不少艺术家工作室。说到难题，处处都是难题，最重要的是你在大量阅读与考察之后，仍然孤立无援，因为，每一个字最终由你写下，面对如此切近的一段历史，作出有效而冷静的思考与判断很难，将思考与判断转化为文字同样很难。如果说诗歌写作对于我来说是向情人说话，这本书对我来说则充满了丈夫的责任感。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