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方

　　“中国需要重新整合它的艺术形态，新贵们也需要通过艺术这种工具来标定自己的价值，不管怎样，咱们国家需要有清晰的文化主导意识，政府进化的速度远远慢于文化生长的速度，但政府在进化，这我都看得到，等政府进化到了，机会永远给准备好的人。”

　　记者：你比较看好哪五位艺术家？

　　房方：韦嘉、高瑀、陈可、王光乐、欧阳春，排名不分先后。这个名单既保留了个人的兴趣，又有关于历史的预测。如果纯粹考虑私人的艺术趣味，应该还有另外一套答案。韦嘉是个很自觉的自传式画家，从开始到现在的作品，都直接地装入了他的个人经历。他在绘画中探讨了人生当中的“安全感”，关于得到和失去，是我所着迷的。特别是他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可以启发观众对于整个人生的看法。说起高瑀，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代表，在他的艺术生涯里面，狭义的“艺术天分”变得并不重要了，因为他是一个时代的敏感者，他所依赖的不是那种“小才华”、而是洞察世态变迁的“大智慧”，他具有透视游戏规则的天赋，他具有管理自己才华的能力，所以在80后艺术家里面，也是最先脱颖而出的人物。要对我看好的艺术家一一点评么？还是让我保留一点吧。

　　记者：上礼拜，我和一位策展人聊天，她有个观点，认为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将成为历史的炮灰，你怎么看？

　　房方：这我非常不认同，唱衰中国未来的论点怎么还没“破产”？！我相信，江山代有人才出，历史的脚步谁拦得住啊。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一代艺术家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开放以后，将伴随中国的民族复兴，实现一个十分璀璨的文化潮流，那种历史的角色，就如同战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或者90年代兴起于英伦的YBA一代。

　　记者：但为什么艺术圈内的人会有那样的感受呢，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吧？

　　房方：问题出在有很多人“刻舟求剑”，他们用既有的、过气的“艺术学术标准”去预测未来，去看待年轻人创造的新艺术，这样当然大错特错──百多年前，印象派兴起的时候还不是同样被占据学术话语权的沙龙体系所排斥么。

　　记者：但我们也看到，你代理的艺术家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

　　房方：哪有绕过“本土化”实现的“国际化”──安迪沃霍是么？达敏赫斯特是么？──村上隆是，蔡国强是，他们的确是直接被“国际化”，但那真是一种本国文化的无奈啊！而现在中国艺术圈推崇的所谓那点儿“国际化”无非还是到国际文化大餐桌上充当“春卷”罢了，还是排队等待“西方中心”去选择的状态，这种尴尬谄媚的国际化不值一提。相反，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正是要先实现“去春卷化”，解决好本土的文化生存和定位，最终才能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国际化”。

　　记者：为什么你会对中国未来的文化现实充满期待？

　　房方：时代。时代逼着我不得不这么充满期待。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那番大家烂熟的话其实不用我再说了：“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对于有限的个人生命来说，这是一个对发展艺术而言是绝无仅有的时代：社会开放，市场繁荣，雄心勃勃的新贵们在寻找新的文化英雄。

　　记者：即使经历风暴，也没有让你丧失信心？

　　房方：我们应该对未来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吧。历史人物中，毛泽东就特具有想象力，他对历史的阅读也的确能够支持这种想象力，我猜他读《史记》的时候也许会想，刘邦不过是个派出所长，也是有机会当皇帝的啊。刚刚开始创办星空间的时候，就是由这样的想象力来支撑我自己──五年前，陈可的作品还卖一万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将诞生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将是真正的时代明星。如今，陈可、韦嘉、高瑀的作品已经动辄几十万了，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年轻艺术家中也会涌现新的“F4”，我干嘛要丧失信心？当然，经济危机中的画廊生存并不容易，甚至今年很有可能遭遇星空间创办以来最严重的亏损，但因为有那份对未来的想象力，足以支撑我度过眼下的艰难时刻。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