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拉德·马特 翻译：苏伟

　　与A·K·多尔的文对话

　　“时间和运动是附加的工具，附加到场景或者（人物）形象上，创造出另一种思考空间。”——A·K·多尔文

　　杰拉德·马特：我们要在展览“唐璜”上展示你的作品《楼梯》（Stairs）。在好莱坞历史上，楼梯一直是戏剧化场面中常用的背景之一。你为什么喜欢这种“楼梯”情境？

　　A·K·多尔文：好莱坞的歌唱剧女演员通常是面朝前走向观众，从楼梯上拾级而下，满怀自信，好像在说：“嗨，我来了！”但她是被动的，她仅仅展露了自己的女性气质，将自己暴露在观众的注视下，而这种注视微妙地集合了权力和性。但是我作品中的女人是背对着观者，着装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她是主动的、有目标的：她想走出来，做些什么。

　　杰拉德·马特：作品中女主角慌忙地扔下衣服，又若有所思地在楼梯上穿衣，这些情景饱含情感张力，首先暗示了性爱的主题。这是巧合吗？

　　A·K·多尔文：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刚刚有过床第之欢。她从未赤裸着出现过。右边第一幅里，她只穿着内裤，从容，思索着。她从某处而来，很显然又是在去另一处的路上。

　　杰拉德·马特：与作品标题“楼梯”谐音的字眼是“盯着”（stares），也就是说，作品让作为观者的我们成为了窥视者。性幻想是激发这个场景的关键因素吗？

　　A·K·多尔文：作品中的女人背向观者，观者只能观察到她的背面，这样一来，我就激活了你所说的这种带有性意味的注视，我也让这种注视（部分地）承担起解析整个故事的责任。

　　杰拉德·马特：这个哀怨的女性形象会不会成为当代唐·吉奥瓦尼的牺牲品？

　　A·K·多尔文：不大可能，因为女主角身上散发着一种行动的渴望。她穿上了跑步鞋，如果她想，可能很快就能跑出去。

　　杰拉德·马特：除了电影，你最重要的创作方式是油画。而据我所知，你实际上是从油画起步的。如何开始做影像这一块？不同的媒介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A·K·多尔文：到奥斯陆学院的第一天，就有人问我是油画家、雕塑家还是书画家。我想做的是艺术，艺术首先不是任何媒介，而是充满问题和讨论可能性的自由空间。因此1983年的时候，我和其他学生一起自建了一个系，名字叫做“兼容”（The Annex），成员由奥斯陆的国际客座讲师组成，允许各种不同的创作媒介和观点共存。那三年过得非常棒（最后这个系实在太成功了，以至于威胁到学院其他的媒体系而不得不关闭）。因此不能说我是以油画起步，后来变成了影像艺术家。不能这样简单的下结论。我曾经做过声音、装置、油画和影像。实事求是地说，我从未对技术产生过兴趣。在我的作品中，不同的技术是与不同的问题或者疑问相联系的。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创作油画的时候以具体形象为主题。如果要这样做，我会用照（摄）相机。在油画创作中，抽象思考更有发挥余地。油画是静止的，抽象性具备更多可能，因此可以给我更多的空间。画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一个空白的面、奇妙难言的感觉以及敞开的空间。用照（摄）相机则不同。打开镜头你就已经看到了什么。镜头可以抓住一个瞬间，你还可以通过移动的图像在你无法掌控的时间内得到其它惊喜。这是另一种奇妙的体验。时间和运动是附加的工具，附加到场景或者（人物）形象上，创造出另一种思考空间。作品中的空间是决定性的。

　　我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移动的图像。这与作品中的光、颜色和时间有关。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黑白片子，16毫米胶片拍摄。这个片子有着自己的“肌体”，就像用相似的图像塑造出的雕塑品一样；男性身体的私密部分是这个片子中被拍摄的实际区域，所以16毫米黑白胶片才是正确的工具。其它时候，油画又可能是正确的工具。这样说成立吧？

　　杰拉德·马特：艺术史传统中的肖像画是你偏爱的创作资源之一，你经常寻找主题并将之转化为我们的当代现实。比如作品《圣母和男人》（Madonna with Man），在传统理解中，此类题材表现的应该是圣母玛丽亚与圣子的形象，而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圣母却是一个女商人的形象，圣子也被一个男人的形象代替。或者可以把作品主题理解为圣母悲悯耶稣之死（pietà）？某种新的存在性思考？

　　A·K·多尔文：这和圣母悲悯耶稣之死无关。作品呈现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替代了圣子（孩子）地位的男人。男人的形象非常生动。我喜欢在作品中使用真实的人物形象，从不用演员，经常与朋友、邻居以及家里人合作；而这个作品中我选择的是我认识的成功女商人。她们穿着正式，好像要去参加重要会议；她们坐在办公室中，今日的城市风景作为背景衬托。作品中的场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有关联，那个时候画的圣母总是出现在一个特别的空间中，穿着特别的衣服，以风景作为背景。没错，我喜欢这种发生在我笔下的今日女人与倍受崇敬的往昔圣母形象之间的对话。作品中圣母怀中的婴儿被一个成年男性取代，男子与圣母的关系并不清晰，这与我在传统圣母画中观察到的情形相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两性共处的情境，包含了权力、卖弄风骚和谦卑的因素。所以说这里呈现的并不是母亲与婴儿的关系：在我这些“圣母”主题的作品中，我不知道二者谁依赖于谁。如果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作品。

　　杰拉德·马特：“世界之窗”也是你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你曾经用办公楼楼面的玻璃做过作品。这里是不是又包含了指向艺术史的因素，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玻璃被你转换到我们这个时代里？

　　A·K·多尔文：我倒是没有从这方面思考过我的作品，不过我确实说过作品的界限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因素。我这个人对界限特别谨慎，主要是因为图像止步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什么东西可能超越界限，而这些东西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看得到。

　　杰拉德·马特：艺术史可能是今天艺术家创作的源泉，也可能是束缚他的重担。你怎么看？

　　A·K·多尔文：艺术史不是负担。（艺术家和它的关系）就像和某个人聊天一样，和阅历丰富的人交流思想既有挑战性，又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离群索居无聊得很。大多数情况下，作品开始创作时与艺术史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作品发展起来，我会发现某些联系，就这样一场有趣的对话开始了。我的想法曾经一定被人思考过，但那个年代一定与现在非常不同。我们的痛苦并不新奇。我们常常这样或那样想是因为我们的世界给予我们的待遇和可能性变了，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像痛苦或者幸福，并未改变。

　　杰拉德·马特：谈谈你的摄影作品，我尤其想到你拍的那个“裸背”系列，让人联想起凝望着破晓的海平线的传统裸体雕像。这是不是关涉到浪漫主义和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笔下的形象？你是不是想通过裸露以及女性秃头的形象实现某种特殊的转变？

　　A·K·多尔文：这个作品从肌理上说需要照相机，这是它本身的要求。作品中的风景是在挪威北极圈向上的地方拍的。这里，这是我的家。7月22日的时候，太阳在午夜时分才刚刚擦破地平线，然后就在那里不停滚动，直到再次升起。这个时候拍照片最理想不过，光线很平滑，好几个小时都不会有阴影。摄像头无法记录下光线的这种精妙转变，所以我选择35毫米的焦距，和我的摄像师维加·摩恩以及当地的朋友一起，创作了这些大幅的彩色照片。那样特别的风景，午夜时分太阳的位置如此之低，并保持了很长时间——这我最近距离地一次感受到时间静止的样子。那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太阳既不落下，也不升起。作品中的女人一开始看起来似乎是永恒的，她们没有头发来暗示某种时尚或者种族；但古铜色身体上比基尼的花纹告诉我们，她们仍是一群当代女性。她们还在海滩上留了一些东西，有的是书，有一位还把手包中的东西都倒在海滩上。我不知道卡斯帕·弗里德里希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女人。不过这些从未改变的风景他应该还是喜欢的。

　　杰拉德·马特：时间是你深入探讨的一个因素。寂静无声、止若处子是你作品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A·K·多尔文：我个人与声音、音乐与寂静关系很深。我的第一个视觉作品是给一个我很熟悉的乐队做的唱片封面。我的第一个电影《Super 8》是为了一个音乐会创作的。鼓与贝斯乐、车库音乐、流行乐等等一直是将我作品分类的必要方式。就像时尚一样。我的16毫米电影《亚马逊》（Amazon）是无声电影，但观念上是根据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弦乐四重奏No.8b（Op.110）第二乐章极快的快板编辑的。这个古典音乐作品是肖斯塔科维奇去了德累斯顿、目睹了二战中炸弹对这个城市造成的彻底性毁灭后创作的。最终我创作出的电影是无声的，音乐全部被剪掉了。你听到的这个装置中的声音只是来自于16毫米投影仪的噪音。但是承担编辑责任的却是音乐本身。整个作品是建立在大量的编辑基础上的，每分钟150拍，所以电影中的一切看起来都是超速运动的。这是我最近两年探索到的一个新方法，以前没用过，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永无休止的效果。

　　杰拉德·马特：你作品中的主人公看起来总是脱离于时间，而作品中人物空间上的紧密感却恰恰与情感上的疏离感形成反差。比如作品《人所难免》（It could happen to you）中，一个刚刚穿戴整齐准备出门的女人，躺在床上，身边是一个可能正在熟睡的男子。他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夫妻还是朋友？静止的场景使得人类关系的本质充满紧张感。

　　A·K·多尔文：这个特殊的作品一直被人从各种角度解读着。我记得一个商人跟我说过：“我下班回家后就是这个感觉。妻子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可是我无法给她。”我们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盖着绒被的男子，穿着衬衣（没穿睡裤）。女人穿戴整齐，从头到脚。她红色的头发散开在枕头上，像蒙克画中患病的孩子；不过她看起来很健康，似乎要去夜店的样子。但她还坐在这里，在他身边，坐在绒被上。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倒是没有像那个商人那样想。不过没关系，他那样想也挺好。

　　杰拉德·马特：你曾说过：“画油画，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观察；而在电影里，你被赋予了时间，体验时间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油画和电影用不同的方式塑造了时间感知的不同方面，那么时间本身在一种媒介中如何区别自身？

　　A·K·多尔文：没有人会告诉你一幅油画应该看多久。如今的油画/影像展上，如果你观察一下观众在不同的作品面前驻足的时间会很有意思。在影像作品面前，我们被告知其播放时间长度，坐下来，在给定的时间中看作品。这是一种被告知、被给予的情况。油画则更为苛求。我们没有被给予什么，要自己决定看多长时间，而我们又很懒惰。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觉得作品晦涩难懂，然后就不会再继续花时间在这幅画上。人们观看艺术的方式改变了。观众过去习惯于在油画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欣赏作品，就像现在很多博物馆仍然保有的方式一样。而在当代艺术展上，只有影像作品前还有椅子可坐。

　　杰拉德·马特：挪威的光线与柏林或者伦敦这两个你生活中重要的城市很不同。很多艺术家对南部的阳光有着无限狂热，比如法国的蓝色海岸，一些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家如毕加索、马蒂斯都曾定居在那里。北方的光线对你的艺术创作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A·K·多尔文：我最熟悉的是北方的光线。在北回归线向上的地方，光线非比寻常。它毫不浪漫，它是陪伴着你每天生活的现实，你不会对它产生狂热。那里的光线有很实际的作用。有时候我会在深夜读书，完全不用开灯，那种感觉好极了。我可以一天24小时的拍照片、画画。一年当中的某些月份你会睡得很少，跟着光线一起“嗨”。当然我也可以在蓝色海岸看同样的书，听同样的音乐，只不过晚上需要开灯罢了。

　　光是能量。冬天的时候白天很短，但是北方的光和月亮会把日子变得尖利，人会有种昏暗中的快感。睡得越多画得越少。

　　（2006年加比·哈特尔（Gaby Hartel）对话A·K·多尔文（A K Dolven），时值维也纳艺术大厅举办展览《唐璜或‘二乘二等于四’或‘欲望是诈骗，祈求它永存’》（Don Juan alias Don Giovanni or “two and two equals four” or “lust is the only swindle I wish permanence）。2007年8月杰拉德·马特（Gerald Matt）再次对话艺术家。）

　　A·K·多尔文（A·K·Dolven），1953年生于挪威奥斯陆，现生活于挪威罗夫特、奥斯陆和伦敦。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