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初直至当下，持续的疫情，催生出众多博物馆线上活动，云游博物馆一度成为热点，显示了博物馆数字化的巨大潜力。然而，数字化技术对于博物馆而言，远不止于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之举。它不仅是疫情期间重建人们与博物馆连接的重要方式，也应是未来延展博物馆力量的重要支撑。
把巴黎圣母院“存进硬盘”：数字化之于文物的保护与保存
两个极端的事例是同样在大火中严重损毁的巴黎圣母院和巴西国家博物馆。前者数年前通过激光扫描技术精确记录下了建筑全貌，超过10亿的数据点可以最大程度还原大教堂面貌，误差只有约5毫米；后者则只剩下大火吞噬后的残垣断壁和少量耐高温文物。两相比较，“存进硬盘里”的巴黎圣母院至少给了公众以希望，即便不能原样修复，也给后人留存了在虚拟空间中一睹这座美丽建筑的可能。
数字化可以避免文物及艺术品在遭遇不可预估的灾难时完全覆灭的厄运，同时也是目前来说解决文物不可逆转的衰亡历程的最终手段。比如在国内较早利用数字化进行文物数据采集的敦煌石窟，目前已经完成数字化采集的洞窟累计达200多个，对于敦煌壁画逐年出现的褪色、颗粒化、剥落等不可逆转的现象，数字化采集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一项可以传之后世、功在千秋的文化业绩。
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广泛用于文物的诊断、分析、处理和评价系统，对受损文物可以提供周全的修复预案，模拟修复环节，提高修复的概率；对文物的出入库、运输、展览等交流、展示流程进行实时监控，文物安全将大大提高。随着5G网络、智能感知、无损检测、三维建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文物的智慧化保护体系将逐步完善。
“数字敦煌”打包千年石窟：数字化之于教育公平与知识共享
教育公平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工具，获取知识的平等权益也被视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础。博物馆作为传承文明、汇聚知识的殿堂，同时肩负着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教育职责。但囿于地域以及不同人群观念的差异，传统博物馆面向公众的均等义务，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则赋予了这一理想以现实的可行性。
利用互联网，开放数字化资源，博物馆触及公众的广度和深度，相比传统类型的公益教培活动，有着明显的优势。至少在网络世界中，公众获取知识、分享艺术的平等权益有望实现。一些知名博物馆更是先行一步。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突破内容索取阻碍，向全球开放其数字馆藏资源，商业非商业皆可免费使用，甚至无需博物馆方许可；敦煌研究院将其已经完成数据采集的洞窟投放网络，即便万里之遥，人们也可以拖动鼠标，通过“数字敦煌”，一探那千年石窟的幽邃与辉煌……不少博物馆还与社交平台、知识共享组织合作，通过网络扩大受众，下沉社区、支持教育、鼓励延伸创造。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化艺术殿堂，成为全球数亿万人的百科全书，展示了博物馆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可以达到的影响力——这是对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功能和价值的重塑和再造。
万物皆可“戴珍珠耳环”：数字化之于文化普及的方法模式
很多人都对此前风靡网络的名画模仿秀记忆犹新。这场由荷兰网友发起、得到多个博物馆参与推动的模仿游戏最终席卷全球，将隐身网络的芸芸大众和深居殿堂的经典名画连接了起来，举重若轻地消弭了大众与艺术之间的隔阂，消解了不同人群在知识、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借助数字手段，人们在模仿和互相品鉴中走进艺术，被模仿的除了《蒙娜丽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样的人物画，还有《现代罗马-凡西诺广场》这样的城市风光画作。一个小小的创意，超越了很多刻意而为的文化艺术普及活动，显示了数字网络世界的巨大威力。
一直以来，博物馆的文化普及活动多少面临事倍功半的尴尬，展览、导赏、讲座、操作体验……这些国内博物馆最常采用的形式，在各类资金的扶持下，以免费、公益相号召，有的甚至提供“配送上门”的服务。然而，即便热情如斯，组织者们却不难发现，参与者们往往都是固定的那一波：热衷儿童教育的家庭、本就爱好文博的群体，种种煞费苦心的普及推广活动实际难以突破公众固有的文化圈层。
名画模仿秀之所以能够轻易渗透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圈层壁垒，除了得益于网络热度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更得益于数字化传播彻底改变了文化普及的传统模式，从单向度的、静态的、被动的教与学，到主动的、个性化的、不受拘束的自主参与。当万物皆可“戴珍珠耳环”，网络的隐匿性极大地激发了参与者的潜能：模仿、戏拟、解构、嘲弄、再造，各种形式，不拘一格；同时，网络又给予了所有参与者以展示的平台；这里不存在宣讲、教育、传授，而只有参与、展示和玩乐；在游戏中艺术的讯息得到传递，在嬉戏中，普通人参与艺术的热情得到激发。这正是网络数字化传播的威力，不着痕迹，水到渠成，不期然而然。
当然，所有这一切基于那个恰好能引爆网络热度的想法，这对还局限于传统教培普及思路的组织者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可以想象，博物馆一旦适应并能娴熟驾驭数字化的传播模式，博物馆所承载的文明将生发出多么丰富和灿烂的可能。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