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在上海诞生，尽管早期新兴木刻技法生拙，却难掩木刻青年们唤醒民众的壮志，作品在黑白之间奔涌着忧国忧民的革命热诚，新兴木刻也因此肩负着为人民创作的使命，深入生活、直面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又深刻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由此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如何为大众服务的正确道路。在这之后，新兴木刻开始广泛借鉴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形式，改变以往创作中以西方绘画的明暗法塑造人物的习惯，把人物造型、表现手法、刀法中较为明显的西画痕迹简洁成用线条勾勒人物轮廓、写实的人物造型、更为活泼明快的节奏，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在木刻版画的民族化进程中也做出了可贵探索。在表现内容上，也从以往的讽刺、呐喊逐步转型为对日常生活的赞扬、歌颂，呈现出贴近群众生活的温和气质。这种在艺术本体语言、创作风格上扎根人民、贴近生活、紧随时代的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立足今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策划推出“艺术为人民——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版画作品展”，通过“黑白的力量”“刀笔为人民而战”“为建设添砖加瓦”3个部分，与观众重温这些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版画作品，重新认识、理解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5月23日推出第一期线上展览，以此鼓舞艺术工作者不断勇于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攀登的崇高追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画笔记录时代，以精品奉献人民，与观众共同感受版画艺术的强大生命力。

  张苏予的作品《显微镜下的敌人》名字相当有趣，作者描绘了两个欧洲列强的形象，而其中一个正在追逐脱缰的驴子，他奔跑的动作甚至带动了头上帽子的掉落，这个细节使画面具有动感，同时又有一些讽刺与幽默的意味，是一幅耐人寻味的小品。邵克萍的《农村小景》刻画了普通常见的农村一景：农妇正准备喂牲口，近处的老牛正吃着草料，树上的叶子已落完；农民的房屋比较简陋，几根有力线条象征着强劲的北风，是一幅常见的冬日农村景象。画面以强烈的黑白对比，表现出冬日略带萧瑟但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农舍景象。陈烟桥的《耕耘》同样刻画了正在农田中耕耘的劳动者形象：画面构图独特，三位老农纵向排列。作者着重刻画了第一位农夫，以浓密的线条表现农夫正在弓背劳作的形象和坚实有力的腿部，展现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坚毅的品格。这幅画的背景采用大量留白以营造空间效果，同时强调黑白对比，突出画面的层次感和视觉感染力。陈烟桥以写实技法刻画劳动人民的辛勤和朴质，线条浑厚有力，技法成熟。画面充满着泥土的气息，传递出坚毅有力又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他的另一幅《汽笛响了》则刻画了某工厂的场景，通过厂房、烟囱和工人，表现出了如火如荼的工作场景，作品黑白对比强烈、层次丰富，尤其是远景处的烟囱，浓浓烟雾滚滚而出，营造出热烈的气氛。王琦的版画《肉弹勇士》描绘了中国军人驾驶战斗机英勇撞击日本军舰的壮烈场景。作者以写实手法表现战斗场面，突出描绘中国军人驾驶战斗机撞向日本军舰的一瞬间，将这一英勇壮烈的一幕定格在木刻中。画面中以有力的直线表现撞击时的强大冲击力，同时以曲线表现飞机盘旋的轨迹，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作者通过简单的刻画就描绘出了战争时的真实场面，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气氛。

  力群的《鲁迅像》中的鲁迅先生表情严肃，双目炯炯有神。左边有一只紧握钢笔的手，象征着鲁迅先生用手中的笔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画面黑白分明，突出鲁迅正气凛然又慈悯深邃的人物个性。面部以细微的线条加以表现，一方面增加了空间的立体效果，另一方面增加了人物的沧桑经历，更有力地凸显人物的精神面貌。作者将头发、眉毛、服饰刻画为浓黑的块面，与脸部及背景的白色形成了强烈对比。作品强调明暗、阴影效果，明显受梅菲尔德、麦绥莱勒的影响，为早期版画艺术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力群受鲁迅思想较深，他常说鲁迅是他的引路人。当19岁的力群考入国立杭州艺专时，鲁迅正倡导用木刻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他还向年轻人介绍欧洲版画家及其作品，这对当时学习艺术的青年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年轻时代的力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版画的道路，他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民间疾苦的版画作品。1936年，力群用手中刻刀描绘出他心目中的鲁迅先生形象，并将其寄予鲁迅，获得本人的认可。这件《鲁迅像》发表于《作家》月刊上后，开始得到广泛流传，并成为世界各国采用最多的鲁迅画像。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的争论在文艺界持续数十年，各种艺术理念的发扬和实践提供了空前自由的实验空间。随后而来的战争危机使得一切思潮争鸣都让位于民族救亡的首要命题，正如鲁迅所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兴版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美术青年们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