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使女的故事》，[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陈小慰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月
《使女的故事》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 夜
第一章
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育馆。那里从前曾举行过比赛，为此，光亮可鉴的木地板上到处画着直的和圆的线条；篮球架上的篮筐还在，但网早已脱落。馆内四周是一溜供观众坐的看台。我想我仍可以隐隐约约，如某种残留影像一般，闻到一股刺鼻的汗味、混杂着口香糖的甜味和观看比赛的女生用的香水味。先是电影上才能见到的穿呢裙的女生，然后是穿超短裙的，接着是穿裤子的，再后来就是只戴一只耳环、剪刺猬头并染成绿色的。这儿想必也曾举行过舞会。你听，乐声回旋萦绕，各种无人倾听的声音交叠糅杂在一起，一种风格重复着另一种风格。隐约的鼓点，悲苦的低泣，绵纸做的花环，硬纸板做的魔鬼面具，还有一个旋转的反射镜球，在舞者身上洒下片片雪花般柔软的亮光。
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那种企盼我记忆犹新。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它永远无法像在停车场上，或是电视厅内那搂着我们的腰背或身上其他地方的双手一样近在眼前、可感可触——声音已经关小，惟有画面在血脉偾张、蠢蠢欲动的肉体前闪现。
那时，我们渴求未来。这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究竟从何而来？它弥漫在空气中，即使当我们躺在排列成行的简易行军床上——相互间隔开着使我们无法交谈，只有一心强迫自己入睡的时候，回想起来，它仍在空气中挥之不去。我们用的是绒布床单，就像孩子们用的那种，还有年代久远的军用毯，上面可见“美国”的字样。我们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脚后面的小凳上。屋内灯光已经调暗，但没有完全关掉。莎拉嬷嬷和伊莉莎白嬷嬷来回巡视着；她们的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
不过她们没有枪，即使是她们也未能得到足够的信任配以枪支。佩枪的只有那些从天使军里挑选出来的警卫，但他们只有在被叫到时才允许进入大楼。我们是不准迈出大门的，除了一天两次的散步，两个两个地绕着足球场走。球场已停用了，周围用铁栏杆圈起来，顶部是带尖钩的铁丝网。天使军士兵背对我们，守在铁栏杆外。他们既使我们感到害怕，同时也令我们心猿意马，产生其他一些感觉。但愿他们能转过身来看我们一眼。但愿能与他们交谈。要真能如愿，我们想，相互就可以做些交换，达成什么交易买卖的也说不准，毕竟我们还拥有自己的肉体。我们常这么想入非非。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几乎不出声地低语。趁嬷嬷们没留意的时候，我们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伸出手臂，越过床与床之间的空隔，相互碰碰对方的手。我们还学会了解读唇语，平躺在床上，半侧着头，注视对方的嘴唇。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互通姓名，并一床一床地传过去：
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
2 采购
第二章
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抬头望去，雪白的天花板上是一个花环形状的浮雕装饰，中间是空的，由于盖上石膏，看起来像是一张脸被挖去了眼睛。过去那个位置一定是装枝形吊灯的，但现在屋内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都拿走了。
一扇窗，挂着两幅白色窗帘。窗下的窗座上放着一张垫子。当窗子微微开启——它只能开这么点——徐风飘进，窗帘轻舞，我便会坐在椅子或窗座上，双手交握着，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阳光也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光亮耀眼的细木条地板上，我能闻出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张碎布拼成的椭圆形小地毯。这是他们喜欢的格调： 既带民间工艺色彩，又古色古香。这都是女人们在闲暇时利用无用的碎布头拼缀成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勤俭节约，吃穿不缺。我并没有被浪费。可为何我仍觉得缺少什么？
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加了框却没装玻璃的装饰画，是一幅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花还是允许有的。但我想，不知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画，同样的椅子，同样的白色窗帘？由政府统一分发？
丽迪亚嬷嬷曾说，就当作是在军队里服役好了。
一张床。单人的，中等硬度的床垫上套着白色的植绒床罩。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我尽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其实有许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我明白为何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没装玻璃，为何窗子只能稍稍开启而且还装了防碎玻璃。其实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我们会逃走。逃不了多远的。他们害怕的是我们会用其他方式逃避，那些你可以用来划开血管的东西，例如锋利的碎玻璃。
不管怎样，避开这些细节不谈，这里就像是一间为无足轻重的访客准备的大学客房，或是像从前供境况窘迫的女子居住的寄宿宿舍。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对我们中间还谈得上有什么境况的人而言，其境况确已陷入窘迫。
不过，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和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我伸出手，放到阳光下。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享受特殊待遇。她向来对非此即彼情有独钟。
计时的铃声响起来了。这里的时间是用铃声来计算的。过去，修道院也曾如此，而且修道院也一样几乎没有镜子。
我从椅子中站起，双脚迈进阳光里。我穿着一双红鞋，平跟的，但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保护脊椎。同样是红色的手套放在床上。我拿起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仔细戴上。除了包裹着脸的双翼头巾外，我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裙子长及脚踝，宽宽大大的，在乳房上方抵肩处打着褶皱，袖子也很宽。白色的双翼头巾也是规定必戴不可的东西，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我穿红色向来难看，这颜色根本不适合我。我拿起采购篮，挎在手臂上准备出门。
房门没上锁——我不说我的房间，我不愿这么说。事实上，它连关都关不紧。我走进地板光滑的过道，过道中间铺着一条窄长的灰粉色地毯。这条地毯如同林中小路，又像是王室专用地毯，它替我引路，为我开道。
地毯在前楼梯口处折了个弯，沿梯而下，而我也顺着它一手扶着扶栏下楼去了。不知被多少只手摩擦得温暖发亮的扶栏是由一根完整无缺的树干制成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座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为一个大富豪家族建造的宅屋。走廊里，一台落地式大摆钟正一左一右地摆动着，旁边一扇门通往舒适温馨的前起居室，里面夹杂着肉欲的气息与暗示。我从未在这个起居室里坐过，只在里面站过或跪过。走廊的尽头便是前门，门上方的扇形气窗是彩色玻璃的，上面绘着红色和蓝色的花朵。
走廊的墙上还留有一面镜子。当我下楼时，只要我侧过头顺着裹着脸部的双翼头巾的边缝望去，便可见到这面镜子。这是一面窗间镜，圆圆的凸出来，活像一只鱼眼睛，而我在里面的样子就像一个变形的影子，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或是一个披着红色斗篷的童话人物，正缓缓而下，走向漫不经心、同时危机四伏的一刻。一个浸在鲜血里的修女。
楼梯底下有个挂帽子和伞的架子，弯木制的，长而浑圆的木杆在顶部稍稍弯成钩子的形状，宛若蕨类植物向外撑开的枝叶。上面挂着几把伞： 黑色的那把是大主教的，蓝色的是他夫人的，而红色的则属我专用。我没去动它，因为我早已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是一片阳光明媚。我不知道大主教夫人是否在起居室里，她并非总是坐着。有时我可以听到她来回走动的声音，一脚轻一脚重，还有她的拐杖轻敲在灰粉色地毯上的嗒嗒声响。
我沿着走廊经过起居室和饭厅门口，来到门厅的另一头，开门进了厨房。这里面不再有家具上光剂的味道。丽塔正站在桌旁，桌面是白色搪瓷的，一些地方掉了瓷。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马大服，暗绿颜色，好像从前外科大夫的褂子。那衣服在长度、样式和遮密程度上都与我的相差无几，但外面多套了一件围裙，也不像我们需戴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丽塔只在出门时蒙上面纱，其实没有人会多在乎谁看到了马大的脸孔。丽塔把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褐色的手臂。她正在做面包，这会儿正把面团甩在桌上，最后揉几下，然后做成需要的形状。
丽塔见到我点了点头，很难说她是在向我致意还是仅仅表示看到我了。接着，她把沾满面粉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便到抽屉里找代价券的本子。她皱着眉，撕下三张给我。而我在想，假如她肯笑一笑，那副面容一定很慈祥。但她皱眉头并不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她只是不喜欢红衣服及其所代表的含义罢了。在她看来，身着红色的我也许会像传染病或厄运一样殃及他人。
有时我会站在关上的门外偷听，这种事要是放在过去我决不会干。我不敢长时间偷听，生怕被人逮个正着。有一次我听到丽塔对卡拉说，她可不会这样作践自己。
没人强迫你，卡拉说，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宁愿去隔离营，丽塔说，可以选择的。
同那些坏女人呆在一道，最后饿死？天知道还有什么下场。你才不会那么做呢！卡拉又说。
那会儿，她们正边聊天边剥豆荚，即便是隔着那几乎紧闭的房门，豆粒落入铁碗时清脆的声响依然清晰可闻。接着只听丽塔嘟囔了一声或是叹了口气，不知是同意还是反对。
不管怎么说，她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大家，卡拉又接下去说，起码话是这么说的。假如我再年轻十岁，假如我还没结扎，可能我也会那么做，其实并不是太坏嘛，毕竟不是什么苦力活。
反正幸亏是她不是我，丽塔正说着，我推门进去了。霎时间，两人脸上显出一副难堪的表情，那副模样就像是女人们在别人背后飞短流长，却发现被当事人听了去一样，但与此同时，也流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样子，似乎她们有权利这么做。后来那一整天，卡拉对我比平时客气多了，丽塔则更阴沉着脸。
今天，无论丽塔如何拉长着脸，紧绷着嘴，我还是想留在厨房里。再过一会儿，卡拉也许就会从房子里别的什么地方带着柠檬油和除尘器进来，而丽塔会去煮咖啡——在大主教们的家里还是能喝到纯正咖啡的——而我们便会坐在丽塔的桌旁聊天，虽然那桌子并非真正属于丽塔，就像我的桌子也并不属于我一样。我们的话题一般都是关于小病小痛什么的，脚痛啊，背痛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像顽皮孩子一样给我们添的种种小乱子。我们不时和着对方的话语颔首示意，表示赞同，是的，是的，一切我们都心领神会。我们会互相交流治病良方，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遭受的各种病痛。我们语气温和地相互诉苦，声音轻柔低沉，带着一丝哀怨，就像鸽子在屋檐下的泥巢里呢喃低语。我们有时会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或者用一种偶尔从老人们那里还可以听到的奇怪说法： 我听出你是哪儿人了。好像声音本身就是个远道而来的游客。可能真是如此，就是如此。
过去我何其鄙视这样的谈话，如今却对它求之不得。至少它是交谈，是一种交流。
有时，我们也嚼嚼舌根。马大们知道许多事情，她们常聚在一起聊天，将各种小道消息从一家搬到另一家。毫无疑问，她们也像我一样常常隔门偷听，并具有眼观六路的本领，不用看便能把一切尽收眼底。有时我能从她们的窃窃私语里捕捉到只言片语。诸如： 知道吗，是个死胎哎。或者： 用毛衣针刺的，正对着她的肚子，一定是嫉妒昏了头才干出这种事。要么就是些令人神往的奇闻逸事： 她用的是洁厕水，简直神了，你们可能会想他怎么会尝不出来？他一定是烂醉了；不过到头来她还是被发现了。
有时我会帮丽塔做面包，将手插到柔软、温暖并富有弹性的面团中去，体会那种如触摸肌肤般的感觉。我渴望触摸除了布料和木头之外的东西，我对触摸这一动作如饥似渴。
但即使我开口要求，即使我不顾体面，低声下气，丽塔也决不肯让我碰她一下。简直像惊弓之鸟。马大们是不可向我们这类人表示亲善的。
亲善是指情同兄弟。这是卢克告诉我的。他说找不到与情同姐妹相对应的词，只能用拉丁语sororize（结为姐妹）这个词了。他喜欢对此类细节探本求源，如词语的派生、稀奇的用法等。我常笑他迂腐。
我从丽塔伸过来的手中接过代价券，上面画着用它们可换得的物品： 一打鸡蛋、一块乳酪，还有一块褐色的东西，想必是牛排吧。我收起代价券，放在袖口带拉链的袋子里，那里还放着我的通行证。
“告诉他们，蛋要新鲜的，”丽塔说，“别像上次那样。另外，告诉他们，鸡必须是童子鸡，不要母鸡。告诉他们这东西是给谁买的，那样他们就不敢瞎对付一气了。”
“好吧，”我回答道。我板着脸没笑。干吗要去讨好她呢？
作品简介
《使女的故事》，[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陈小慰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月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唯一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