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
方阿姨是“钟点工”（按钟点计工资的佣工），高高个子，很麻利，力气特大。她举重若轻，干活儿勤勤谨谨，不言不语。十多年前她初到我家，已经五十岁出头，可是看来只像四十。介绍人曾警告我：“你就是别跟方五妹说话，一说话就完了。”
我看她笑容醇厚，有一天忍不住和她说话了。她立即忘了干活，和我说个没完。
她是江苏一个小山村里的农民，多年在上海和北京帮佣。大跃进后，她丈夫饿死。“文革”中，她又嫁个北京老头子。她说话南腔北调。改不掉的乡音，如“蛋”说成“大”，“饭碗”说成“法瓦”，加上她自己变化出来的北京话，如“绒布”叫“浓布”，“肉丝”叫“洛死”，往往没人能懂。她常用来泄忿的话是“小（休握切）丫个”。问她是否骂人的脏话，她说不是，反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三句不离口的是南腔北调的“我老头子”。
我曾说：“五妹啊，你哥哥是烈士，你妹妹是劳模，你要是在农村，准也是劳模。”
“劳模值个啥？不就是一块毛巾、两块肥皂！”她神情是不屑，胸中却犹有余愤，“我挑塘泥上坡下坡，小伙子都赶不上我。他们说：‘我们举方五妹做劳模。’那几个小丫个背后说：‘我们举插秧能手×××。’插秧，她插得过我？她们晚上一家家去说：不举我，举她。小丫个！也不过一块毛巾、两块肥皂，就这么鬼头鬼脑，半夜三更的一家家说去！”
据她说，她腆着个大肚子，插了不少不少秧。孩子下地恰好分田，孩子就取名阿田。可是她插了大量的秧，连工分都不给。一怒之下，她跑到上海当奶妈去了。
东家是个精明的宁波人。她又当奶妈又烧饭，又洗衣服又收拾房间，日夜没得休息，半夜奶完孩子还得纳鞋底。她光吃白米饭，奶水又多又好，孩子长得白白胖胖，长大了，那家就辞她了。
她回家一趟，又生个孩子，又出去当奶妈。孩子寄养乡间，糟蹋死一个。她总共养大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在上海偶被一位解放军军官夫人看中，带到北京，上了户口，先后在几个军官家工作。“文化大革命”，东家“斗私批修”，赶她回乡。她不得已，只好再嫁人。她常说：“我要是早到了你们家，我也不嫁老头子了喂。”
她管我叫“阿娘”。我听不懂，问锺书和圆圆。他们忍笑说：“大约是阿娘。”我问她本人。她说：“钱先生和大姐不都叫你阿娘吗？”我就成了她的“阿娘”。
她说，还记得她弟弟是三十四块钱卖掉的。当时她九岁，已经许了人家，不好卖她了。她妈妈把三十四块钱买几尺花布，给她做一身新衣，送到婆家当童养媳妇。
她叹气说：“没办法喂。”这也是她的常用词儿，听起来好像口头语，细味之下，或者过来人听到，会了解那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她不肯为我家买菜，因为不会算账，赔钱赔够了。我说，不用赔，也不用算账。我把钱放在钱包里，花完给添上，很省事。
她买了菜，硬是要几分几角的向我报账。我“嗯、嗯”地答应，没听。第二天，她跑来气愤愤地责问：
“我昨夜和我老头子算了一夜的账。阿娘，你不老实。我不会算账，你是会算的喂！”
原来我少要了她一分钱。我不知怎样为自己辩解。恰好她装钱的钱包就在手边，顺手一抖，倒出一分硬币。
我说：“这不是？”
她看见钱有下落，就满意了，并不想想那一分钱也可能是我故意栽赃的。她渐渐习惯于我的不算账，可是记起自己算错了账，还是不顾一切要追究。有一次回家，刚放下菜篮子，着急说，错了几角几分。我说：“算了，便宜了卖菜人吧。”她早像一匹斗牛似的直冲出去，我不给她撞倒就算便宜，哪还拦挡得住。过一会儿她健步如飞地跑上楼，钱追回来了。我不便提醒她，她的时间比那几角几分贵。
她买东西常常付了钱忘拿东西。有时追不回来，气得大骂“小丫个”，还得我们去安慰她。她对某店的女售货员意见特大，她们说不懂什么叫“鸡大”。五妹向我讲述并形容：
“我说：‘我们叫鸡谷谷，谷谷谷谷嘎，（她一手放在身后作鸡下蛋式）这个你们叫什么？’她们龇着个牙说：‘鸡（读如zi）大’（她刻意要模仿的‘蛋’字仍读成‘大’）。”她们准是戏弄她。
五妹来我家就提出要求，她得早早回家，家里有个老头子等着她呢。那老头子是退休的理发工。理发店后来改成饭店，还叫老头子看夜，让他包一餐午饭。他每天等五妹回家给他做晚饭，吃了上晚班。五妹常说，今天答应给我老头子包饺子（或馄饨，或做薄饼等等）。”
五妹在我家工作的时间渐渐加多，也为我们包饺子，包馄饨，做薄饼，做得很细巧。她为我包的馄饨最小最少，为钱先生包的略大略多，为大姐包的更大更多。馄饨不分大小，一齐下锅。煮熟了，我的都不知去向了，先生的一塌糊涂，大姐的也黏黏糊糊。这地道是五妹干的事。她可是“抢手货”，谁家都要她，谁家都不肯放走。看来家家都明白，五妹是不易多得的人。
有一天，她好像存心要问我什么事。她说：
“阿娘，你说我老头子神经不神经？我那年给阿田也盖了房子娶了亲，我回乡去看我妈妈，住了两三四个月。我老头子唷，急死了，说我跑了，另嫁了一个老头子了。他也不想想我女儿就嫁在北京，我跑哪里去？我回家，胡同里正好碰见他。我在这边走，他从那边来。他一见我，吓得唷，你没看他那样子，就好比看见活鬼出现了。”
他们两个一同回家后，老头子的脸色还像死人一样灰白灰白。
她随后吐出她梗在心上的话：老头子把她的箱子撬了，箱子里有她的银行存单。
“存单还你了吗？”
“他替我收着呢。”
“存单上都换上他的名字了？”
“阿娘，你怎么知道的？——我老头子说的，我的名字，他的名字，都一样。”
“那么，用你的名字不也一样吗？”
她忙解释：“我老头子最老实。我选中他就为他老实。当初有个转业的解放军要我。他是有钱的，家里有个躺在炕上的老爸爸。我嫁了他，只好伺候病人，伺候他了喂。我是要出去工作，挣钱养活我那几个孩子的。我找个最穷的，先和他讲好，我得在外边工作，等孩子都成了家，我才和他一起过。我老头子最老实，他都答应。”
“可是他把你的箱子撬了，存单偷了。”
五妹生气说：“阿娘，你怎么倒来挑拨呀？别人呢，说说好话，和拢和拢。”
我不客气说：“你老头子还不是偷了你的钱？看见你回来，就吓得见了活鬼似的。”
“天气冷了，他要找衣服穿啊。”
“他衣服藏你箱子里，你不给他留把钥匙？”
“他的衣服怎会在我箱子里呢！我的箱子里没他的东西。”说完忙转换立场，“我老头子是顶老实的。他问我有几张存单，我哪里知道！我就瞎说一个数。我说七张。咦！他两手背着，当着我的面，拿出来正好七张！”
“那就是假的。”
“怎么能假呢？他背着手拿着存单，站在我面前呢。我一说，他立刻拿出来了，不多不少，恰好就是七张。”
五妹想起当时情景，忍不住还笑。她说：“我老头子真坏，他还考我，总共多少钱。我哪里知道！”
我叹气说：“五妹啊，你真是个糊涂‘大’。”不过我想她其实并不糊涂。她心上老有那么个疙瘩，要我给她解开，或为她排除。我问她，“你的钱都交给老头子吗？”
“他从来不问我要，他只说：‘藏在你的围兜里吧。——这是他逗我的，他从来不掏我的围兜。”
五妹知道自己爱掉东西，钱都交给她老头子保管。她有个千层围单，底子是我家的蓝布围裙，她添上一层又一层，面上一层是黑色的，里面每层布上都有一个口袋。我记得有一层是人家寄茶叶的白布，上面还有没洗掉的地址和“钱锺书先生收”。我笑说：“五妹你把自己丟了，会有人拣到了送我这儿来。”
有一次，她到了我家又像斗牛似的冲出去，比往常冲得更猛。我只听得她说：“围兜掉车上了。”
我想：车早开走了，哪里去找啊。
不一会儿，她笑吟吟地回来，手里拿着她的千层围兜。原来她那围兜给人扔出车外，撂在停车的路边。谁要这乱七八糟的一堆破布呢！她及时拣回来，摸一摸，再掏出钱来数数，数字还不小呢。
她爱掉东西，可也常会拣到东西。有一次，她对我叹气说：“我把你家的东西都洗晒了，我自己家的东西脏得要死，哪有工夫啊。”我特地放她半天假——就是白给工资不用她工作，让她回家收拾家里的衣物。第二天我问她洗晒没有。她说：“咳！我老晚老晚才回家。”原来她在公共汽车里拣得一只手表，她认为很贵重的表，料想丢表的人一定很着急，就站在车站上死等。
我说：“你交给车上就行。掉了表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哪里找去？”
她说：“我硬是等（‘硬是’也是她南腔北调的常用词儿，表示她的牛劲），真等着了！那人好高兴啊！直谢我，还要给我钱。路上人都说，这个老太太该表扬。”
她对“表扬”就和对待“劳模”一样不屑。“表扬！我拾到了更值钱的东西都没要表扬。”她说，有一天晚上（她当时在某军官家带孩子），抱着孩子看电影。散场发现孩子丢了一只鞋。她满地找，没找到小鞋，却拣到了一只饱满的大钱包。包里有布票、粮票、很多人民币，还有外汇，还有存单。后来失主要谢她，她说：“要人谢干吗？这又有什么可表扬的！”
我私下和锺书下结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智力不成正比。五妹认字、学加法都不笨，只是思维逻辑太别致，也该是智力问题吧？
五妹很得意地告诉我：“我老头子攒钱呢。”
那老头子每月的退休金那时候不足一百。可是他在自己名下，每月存一百元。五妹的工资比他多二三倍，日用开销全由五妹负担。她自己非常省俭，连一根冰棍儿都舍不得买，可是供养她老头子却不惜费用。她说：“我老头子变‘修’了喂，早点非要威福饼干……阿娘，像你这么一匣，他一顿就光了；大把的香蕉，两顿三顿就吃完；不喝白水，喝饮料，喝啤酒。”五妹常为他大块大块地煮肉。她诧怪说北方人吃东西只会大口吞。好大一块肉，也不咬，也不嚼，一口就吞了。一个包子只一口，分两口也来不及。”五妹只看他吃，虽然她说“我也吃”，显然只看不吃，至多是象征性地陪吃。
五妹听了我的话，向老头子提出要求，存款也该用用她的名字。老头子居然答应。有一张到期的千元存单，户主改为方五妹，五妹很满意。可是刚存上就给老头子的女儿小青借去了。五妹常说小青心眼儿最多。她这个月还二百，过几个月还一百，又还一百，就不还了。
五妹叹气说：“没办法喂。小青说的，‘从前一千元值多少？现在一千元值多少？'”
她说到这里，只好把隐情和盘托出。当初她给小儿子阿田寄钱，说造房子的一千元是老头子给的。阿田成亲后生了孩子，过了两年了，忽然想到写封信感谢老头子。“我老头子得意死喽！把信给儿子看，给女儿看。”
老头子的儿子“上山下乡”，娶了外地人，仍在外地，但经常出差回北京。小青在个什么店里当“经理”。老头子常得意说：“总算我们史家出了一个史青！”她丈夫是个工人，业余站在路边向来往行人推销假手表，很赚钱。他们兄妹看了阿田的感谢信，大闹，说：“爸爸倒有钱给人家造房子。”
我说：“你该把事情说清楚呀。”
五妹觉得事情太分明了，还用说吗！“我嫁老头子的时候，他穷得唷，只有一块铺板，小青和他同睡那块铺板，只有一条破被。结婚向人家借了一床被。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他单位的‘福利金’借条，好大一叠，有三寸来厚。他前头的那一个（指前妻）成天躺在床上生病，新蒜苗上市就买来吃，以后二十多天只好借钱吃窝头。他哪来钱！我存的那些钱，我女儿的财礼银子都在里面呢。”
我慨叹说：“你老头子真是死要面子不要脸。他的儿子、女儿，还是糊涂，还是胡赖呀？”
“谁知道他们！”
“那你得当着老头子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五妹说：“说了，他要气的喂。气出病来怎么办？他拿了阿田的信，好得意啊！你没看见他那得意哦！”
我把事情告诉锺书和阿圆。他们都很气愤。五妹诧怪说：“你们生什么气！我都不气！我从来不生气。说给你们听是出出气喂！扫扫我老头子的面子喂！”
可是她感激老头子多年让她在外面工作赚钱，总说她老头子又正派，又老实。也许，绝大多数的人都像她老头子那样，觉得自己又正派，又老实。五妹经常听到的，当然就是她老头子的自我表白。所以五妹觉得他不但正派、老实，一切美德，应有尽有。如果我说起某人整洁，她就说：“我老头子就是这样。我老头子可不像钱先生这样随便。他领子里总衬着雪白的假领，两肩还垫着垫肩，吃得又白又胖。”
“他知道是谁喂得他又白又胖吗？”
“他常说的，前生烧了柱子般粗的香。”
五妹特地带了她老头子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一个迷迷糊糊的脸，想到“又白又胖”，赶紧把照片还她，手指好像碰了肥蛆似的。我等阿圆回家，讲给她听。她笑说：
“妈妈还不明白，老头子是五妹的‘白马王子’呀！”
我平心想想，老头子凭什么不配充当“白马王子”呢？他撬了箱子，拿了存单，忽见五妹回家，吓得面无人色，足见他还有天良。有的人竟是面不红、心不跳的呢！五妹不计较，把钱交他保管，那些存单不是他们夫妻共有的吗？何况他以后每月都存钱。他大半辈子借债过日子，一旦有人来信感谢他给了大笔的钱，他还不得意忘形！他穷饿了大半辈子，吃到大块大块的红烧肉，怎能不大口吞？他尝到生平没尝过的美味，自幸娶得好老婆，说是“前生烧了柱子般粗的香”，可见他也还知道感激。他天天等五妹回家，还要“逗”她，还要“坏”，不是很多情吗？“白马王子”早该从宫殿里、英雄美人的队伍里，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老头子有职业病，静脉曲张，烂腿。他出门坐轮椅，由五妹推往浴室去扦脚。五妹说：“我一身大汗，站在外面风地里，吹了风直咳嗽，他倒坐在里面顶舒服，半天也不出来。我现在自己给他扦，也省了钱。”可是五妹常带些抱歉告诉我，她又给老头子扦破了皮。她有时包烂腿包得太紧，“我老头子唷，痛了一天。”
我说：“他又没烂掉手，不会自己解开吗？”
“他弯个腰都不会，只对我伸出一只脚。”
我不爱听，不理。
一次她请假要送老头子上医院看病。五妹最不信医院。用她的话：“这个窗口排队，那个窗口排队，上楼，下楼，转了半天，见到大夫，一句半句不知说些什么，开些贵药，又一次次排队，交钱，小丫个！药又不灵！”她有病痛，只找大姐或阿娘做赤脚医生，我们总买些常用药备用。但这次老头子牙痛，不能间接请我们医治。据五妹说，她家门口来了个镶牙的，摇晃着一口雪白的假牙。她看到那口假牙又白又整齐，就叫他给老头子镶牙。那人在老头子牙上抹了些不知什么东西，就要多少多少钱。老头子生气，要把那人扭送居委会。五妹怕气坏了老头子，忙塞些钱给那镶牙的，叫他赶紧逃跑。老头子当晚就牙痛，“痛死喽！得上医院。”
到了医院——当然是老头子坐着，她一次次排队，上楼、下楼，然后扶老头子看大夫。大夫说，他牙上糊着水泥呢，没法治，得去了水泥才能治。老头子牙上的水泥经过不知多久的磨擦才除掉，除掉了也不需找大夫了。
有一天，五妹跑来，脸又紫又肿，像个歪茄子。她说是气得牙痛了。我和阿圆做她的赤脚医生，细细明白原因。据说，老头子上山下乡的儿子，送一个女儿回北京上学，学费、生活费等等，都要老头子负担。五妹又从这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嘴里得知，老头子经常给儿子寄钱。那边家里大立柜、冰箱、彩电等大件，一应俱全。老头子这边呢，冰箱、彩电等都是五妹的女儿给买的。五妹气得和老头子吵架了。“我老头子说：‘人人都有私心喂！'”
老头子的私心是护自己的儿女，五妹的私心只是护着老头子。五妹觉得太不公道了，赌气说：“小丫个！不干了！”
我和锺书和阿圆都很同情，异口同声，赞成她的“不干”。
五妹使劲说：“我明天不来了！”
我们三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没想到五妹对老头子的那口怨气，全发泄在我们身上。
我记起她从前对我讲的话：“我这个人最没有良心。我在那宁波人家奶大的孩子又白又胖又大；回到家乡，一看我那阿田，又黑又瘦又小。气得我，把阿田死打一顿，狠狠地打。他越哭，我越打。”
如今他不愿为老头子挣钱，就一下子撇下我们不管了。她说不来，就是不来了。
我对锺书叹气说：“看来一个人太笨了，不能是好人。”
锺书问：“为什么？”
“是非好歹都分辨不清，能是好人吗？”
“谁又分辨得清？”
我得承认，笨不笨，我和五妹之间也不过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距。做事别扭，也不等于为非作歹。我自己对这点儿“是非好歹”就不大清楚，却向五妹“横扫”！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五妹已在我家帮了三年，我们都懒散惯了。可是我们不靠五妹，也能过日子。我买一架全自动洗衣机，我管洗。圆圆管买菜、做菜。她平时如果在家，喜欢为我们做菜，五妹只是个帮手。我管煮粥、煮饭。上楼、下楼、拿报、拿信，向来是锺书的事。他的耳朵好比警犬的鼻子，邮递员远远叫一声他就听到，脚步又快，我总抢不过他。有时我和锺书一起上菜市买菜，洗碗是阿圆的事。反正我们齐动手，配合着干，日子也过得很愉快。没有五妹，也省掉好些絮烦。
例如五妹看了电视剧，总要向我们细讲故事，她看了钱先生的《围城》，也对钱先生讲个没完，什么“鲍小姐把苏小姐的手绢儿扔海里去了”等等。她看了《唐明皇》就对我讲历史。我说：“行了，五妹，这些事，我知道。”
她说：“你看的是书上的，我看的是真的喂。”她硬是要讲。
她家住在城市的旮旯里，交通非常不便。她虽然识得几个字，还是文盲。公共车辆改了路线，她硬是要走原路。她出门磨磨蹭蹭，每天迟到。晚上她又怕天黑了路上不安全，老头子要盼她。我们催她早走。晚饭后，阿圆刷锅洗碗，锺书把碗碟搬往厨房，我抹桌子收东西，她却找了一块破抹布，千针万针地缝。她说我要走，还不‘浓’易，站起来就走了喂。可是你们用了我干什么的？你们都忙，我倒走了！又说：“早出去，不也是等车吗？”我们说好说歹说通了她，临走，总还要问：“手表带了吗？月票拿了吗？东西拿全了吗？”她一前一后背着两只口袋，手里又提个口袋，走了。可是我们刚锁上门，她又回来了，忘了什么东西。天天如此。早上来，总说：“我老头子急死了，接我没接到，走岔了路。”
她的犟劲儿也够大的。她拖地不计两次、三次，却不爱扫地。我扫出了垃圾，她觉得是鸡蛋里挑出来的刺。原因是她看电视看得眼前一片黄，只觉得地上很干净。我自己扫，她还不高兴。锺书叫我千万别和她生气，那是鸡蛋撞岩石。我只好把五妹当做我的“教练”。
过了大约半年，五妹又回来了。她问：“你们找人了吗？还没找？我回来了，要我吗？”
她说回老家去了一趟。也许是真的。我们觉得家务事很烦琐，五妹回来正好。
看来五妹对老头子仍是“不干”精神，不积极为他挣钱，她只做我们一家了。不知哪天，她把镶嵌着她妈妈照片的镜框子也挂在我家厨房里了。
锺书悄悄对我说：“她把‘家堂神’也挪这儿来了。”
我叫五妹把蒙在照片上的透明纸揭开，看了她妈妈的照片——一个很瘦小的老人。五妹对我说：“我真羡慕大姐，天天和妈妈在一起。我白天人在这里，晚上就在我妈妈那边，天天晚上做梦和妈妈在一起——我妈妈真可怜，哥哥都死了，她哭啊哭啊，哭瞎了眼睛。一个人住在猪圈旁边的小屋里，吃些猪食。一双小脚，天天还上山砍柴。”
“她是烈士的妈妈呀！”我说。
“没用，都在侄孙媳妇手里。”乡间女人少，那侄孙媳妇有点儿不称心就会跑走。五妹叹气说：“没办法喂。”我想：确也没办法，女儿不能住在一起，写信寄钱都没用。后来她妈妈冻饿而死，死后几天才被人发现。
五妹过不了几年又和老头子生大气。这回的矛盾更大了。老头子的儿子、儿媳妇，连同一个孙子，由小青拉关系，全家户口都迁进北京，儿子、儿媳妇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小青早就问老头子要钱送礼。“礼物要见金。”不知她什么神通，外地那伙人马上就要来北京和老头子同住了。
老头子为了会见儿媳，忙着要做一件呢大衣风光风光。他说，别人都穿呢大衣，他一辈子没穿过，枉做了一世人。他和女儿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准备祖孙三代大团圆。五妹发现，大团圆里她不仅是多余的人，还是个障碍物。
她家只有两间屋。她和老头子至多只能腾出一间。小青把五妹攒积的“财宝”当垃圾扔。“他们”认为有用的，如白糖、肥皂、油等等都留作“他们”的。
终于“他们”都到了北京，老头子穿上呢大衣，祖孙三代大团圆了。可是事情总不能尽如人意。外地的儿媳妇不懂得“北京规矩”，见了公公理都不理，更别说叫“爸爸”。儿子、孙女儿跟着她也不理不叫了。反正儿媳妇看不上这个公公。
老头子所属的饭店，嫌他看夜只睡觉，不要他了，也不让包饭了。五妹叹气说：“我老头子最正派，谁都怕他。他看夜，没人敢偷东西。大家都嫌他喂！包饭也只为他多要了一碗、两碗肉，那端菜的小伙子小丫个，碗里撒把盐，齁咸齁咸，喝多少水也解不了渴，我老头子也不敢再要了。”
“他们”全家“像住娘家似的”，饭食由老头子供应，也就是由五妹供应。长期下去怎么办？五妹建议分炊。老头子是一家之主，他说：“父子怎能分炊？我老来还要儿子养活呢！”争议结果，五妹让出她的炉、灶、锅、碗等供“他们”使用。老头子把他的伙食包给儿媳妇，每月交饭钱。五妹不愿多付钱，就没饭吃，也没有做饭的地方，一日三餐只好都依赖我家。
老头子先是挤到儿子屋里去吃饭，儿媳妇就把肉、香肠、鸡蛋等埋在儿女的饭碗底里，桌上只一碟子菜帮子或黄瓜、萝卜丝。以后他们干脆不让老头子进屋，说挤不下，把饭送到他自己屋里独吃。早饭是一个馒头或一角烙饼。午饭是又粗又硬的面条。包子或饺子是土豆馅儿。五妹发现，他们自己吃的是肉馅儿。老头子不敢嫌，只说咬不动，都剩给五妹吃。反正他的早饭是威福饼干，可是大块大块的肉就没有了。据我观察，五妹有她的原则，她绝不利用我家煤火为老头子炖肉。
我问五妹：“你天天吃他剩的，又掏钱给他买好的？”
五妹悄悄对我说：“现在是他给我钱，我一个钱都不给他了。”老头子每月给五妹一百元，后来又减些，反正五妹都花在老头子身上。其余的退休金全给儿子，老头子自己花存款的利钱。有一个时期利钱很高，所以老头子“阔死了”！茶叶要喝几百一两的，又吃上了松子，哈喇的便宜，一买二斤，大把大把吃。他说：“不吃白不吃，枉做了一世人。”那几张存单“你看，我看，你数，我数，都摸烂了”。他们说：“还有八千多。”五妹早就看破，这八千多没她的份儿了。
五妹开始又自己存钱，存单自己藏着。据说“他们”把沙发垫子都拆开了，哪儿哪儿都翻过几遍，想找她的钱。
她得意说：“我藏钱的地方，谁都找不着。”
我和阿圆料想她准藏在屋顶或墙里，警告她说，你家屋子可能给大风刮倒，可能失火。我又说：“藏了钱，总该另有一人知道。”
五妹说：“我老头子也这么说——可是我妈妈教我的，藏钱，右手也不能让左手知道。”她当然不肯藏在我这里，更不让我记下账户号码，记下就泄漏天机了。
后来她的存单到期了。恰好她的大儿子来北京探亲。五妹已不像从前那样，什么事都依顺老头子。她背着老头子，在女儿家母子团聚，把几张存单换了现款，交给自己的儿女。阿田吃过她毒打，她给了个上上份儿。
五妹居然没等存款到期，就把机密告诉我。她说：“存单藏在扁扁的铁匣里，压在屋梁下。谁也够不到，谁也托不起屋梁。”她把老头子赶上公厕，站上桌子，就可以拿出她的铁匣。
五妹的儿女都不缺钱。两个儿子已经由民工转为包工头，女儿也富裕，都愿意家里有个妈妈，甚至愿意把老头子也接去。五妹“硬是”不愿意受供养，认为那就是“白吃饭，没工钱”。她要求自己工作，自己挣钱。她只怕老头子一旦病倒，她就不能工作。有一次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对她的女儿说：“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生病。”
五妹不用再为儿女挣钱，就买许多老头子爱吃的东西，和老头子一同享受。可是老头子看到好吃的东西，就想到“他们”，食不下咽。等五妹一转背，就把五妹的东西往“那边”送。五妹惯爱忘事，每次出门，总得又回去，回去就发现老头子把她的东西往儿孙那边送。五妹气得说：“小丫个！总背着我送！当着我送不还好些？”
我说：“五妹啊，你最快活的事就是和你的老头子一同坐在床上，吃吃东西，打打扑克，看看电视。”五妹点头说：“就是喂。”
我说：“老头子最快活的事，就是把你的东西，送给儿子、孙子他们吃。”
五妹叹气说：“没办法喂。”
我说：“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死老头子！”说完忙补上一句，“放心，你的老头子骂不死，越骂越长寿。死老头子！！”
五妹觉得我又给老头子添了寿，又为她泄了恨，满面喜笑，嘴巴都张开了，恨不得把我这串话都吃下去。她诉苦说：“我老头子还埋怨呢，娶了老婆什么用，家里事不管，成天在外边。他还想要我给‘他们’做饭呢！”
据说，一个人最担心的事，往往最可能实现。五妹只怕她老头子中风，她老头子就中风了。总算儿女帮着办了手续，老头子住进医院。他享受公费医疗。
电话里，我问五妹：“你陪住，睡哪里？是不是睡病床底下？”因为听说有的医院里确是那样。
“阿娘，我一辈子也没现在这么高级，面对面，两张床！中间还有个床头柜！”
她家的大木床是我给的。老头子做夜班，两人轮着睡，还有半床堆东西。老头子不做晚班，他就占了五妹的床。五妹半身睡沙发，半身睡椅子，因为沙发的另半边也堆满东西。
“不嫌你睡脏了病床？”
“我老头子就是睡的脏床。一个病人刚走，他就睡上去了。”
“你睡那床得花钱吧？”
“花！小青说的，钱花得越多，越上算。”
老头子自从中风瘫痪，就完全属于五妹一人了。儿子女儿也出出主意，也帮帮忙，他们都是旁人。
五妹优虑得不错，老头子病了就完全由她负担了，她自己也不能工作了。
老头子的病倒是不重。病人好些，医院赶他们回家。八千元已经花光，儿媳妇也不管包饭了。五妹只争得使用炉灶的一半权力，两人靠老头子的退休金生活。
我问五妹：“钱够花吗？”
“够！一月三四百呢，够花的。”
“你给他们做饭了吗？”
“一顿也没做！”
我安慰她说：“你不是指望老两口子做做伴儿，一起过日子吗？你称心了，享福了。”
她说：“就算是享福哩喂！没办法喂。”
完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