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
方阿姨是“钟点工”(按钟点计工资的佣工),高高个子,很麻利,力气特大。她举重若轻,干活儿勤勤谨谨,不言不语。十多年前她初到我家,已经五十岁出头,可是看来只像四十。介绍人曾警告我:“你就是别跟方五妹说话,一说话就完了。”
我看她笑容醇厚,有一天忍不住和她说话了。她立即忘了干活,和我说个没完。
她是江苏一个小山村里的农民,多年在上海和北京帮佣。大跃进后,她丈夫饿死。“文革”中,她又嫁个北京老头子。她说话南腔北调。改不掉的乡音,如“蛋”说成“大”,“饭碗”说成“法瓦”,加上她自己变化出来的北京话,如“绒布”叫“浓布”,“肉丝”叫“洛死”,往往没人能懂。她常用来泄忿的话是“小(休握切)丫个”。问她是否骂人的脏话,她说不是,反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三句不离口的是南腔北调的“我老头子”。
我曾说:“五妹啊,你哥哥是烈士,你妹妹是劳模,你要是在农村,准也是劳模。”
“劳模值个啥?不就是一块毛巾、两块肥皂!”她神情是不屑,胸中却犹有余愤,“我挑塘泥上坡下坡,小伙子都赶不上我。他们说:‘我们举方五妹做劳模。’那几个小丫个背后说:‘我们举插秧能手×××。’插秧,她插得过我?她们晚上一家家去说:不举我,举她。小丫个!也不过一块毛巾、两块肥皂,就这么鬼头鬼脑,半夜三更的一家家说去!”
据她说,她腆着个大肚子,插了不少不少秧。孩子下地恰好分田,孩子就取名阿田。可是她插了大量的秧,连工分都不给。一怒之下,她跑到上海当奶妈去了。
东家是个精明的宁波人。她又当奶妈又烧饭,又洗衣服又收拾房间,日夜没得休息,半夜奶完孩子还得纳鞋底。她光吃白米饭,奶水又多又好,孩子长得白白胖胖,长大了,那家就辞她了。
她回家一趟,又生个孩子,又出去当奶妈。孩子寄养乡间,糟蹋死一个。她总共养大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在上海偶被一位解放军军官夫人看中,带到北京,上了户口,先后在几个军官家工作。“文化大革命”,东家“斗私批修”,赶她回乡。她不得已,只好再嫁人。她常说:“我要是早到了你们家,我也不嫁老头子了喂。”
她管我叫“阿娘”。我听不懂,问锺书和圆圆。他们忍笑说:“大约是阿娘。”我问她本人。她说:“钱先生和大姐不都叫你阿娘吗?”我就成了她的“阿娘”。
她说,还记得她弟弟是三十四块钱卖掉的。当时她九岁,已经许了人家,不好卖她了。她妈妈把三十四块钱买几尺花布,给她做一身新衣,送到婆家当童养媳妇。
她叹气说:“没办法喂。”这也是她的常用词儿,听起来好像口头语,细味之下,或者过来人听到,会了解那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她不肯为我家买菜,因为不会算账,赔钱赔够了。我说,不用赔,也不用算账。我把钱放在钱包里,花完给添上,很省事。
她买了菜,硬是要几分几角的向我报账。我“嗯、嗯”地答应,没听。第二天,她跑来气愤愤地责问:
“我昨夜和我老头子算了一夜的账。阿娘,你不老实。我不会算账,你是会算的喂!”
原来我少要了她一分钱。我不知怎样为自己辩解。恰好她装钱的钱包就在手边,顺手一抖,倒出一分硬币。
我说:“这不是?”
她看见钱有下落,就满意了,并不想想那一分钱也可能是我故意栽赃的。她渐渐习惯于我的不算账,可是记起自己算错了账,还是不顾一切要追究。有一次回家,刚放下菜篮子,着急说,错了几角几分。我说:“算了,便宜了卖菜人吧。”她早像一匹斗牛似的直冲出去,我不给她撞倒就算便宜,哪还拦挡得住。过一会儿她健步如飞地跑上楼,钱追回来了。我不便提醒她,她的时间比那几角几分贵。
她买东西常常付了钱忘拿东西。有时追不回来,气得大骂“小丫个”,还得我们去安慰她。她对某店的女售货员意见特大,她们说不懂什么叫“鸡大”。五妹向我讲述并形容:
“我说:‘我们叫鸡谷谷,谷谷谷谷嘎,(她一手放在身后作鸡下蛋式)这个你们叫什么?’她们龇着个牙说:‘鸡(读如zi)大’(她刻意要模仿的‘蛋’字仍读成‘大’)。”她们准是戏弄她。
五妹来我家就提出要求,她得早早回家,家里有个老头子等着她呢。那老头子是退休的理发工。理发店后来改成饭店,还叫老头子看夜,让他包一餐午饭。他每天等五妹回家给他做晚饭,吃了上晚班。五妹常说,今天答应给我老头子包饺子(或馄饨,或做薄饼等等)。”
五妹在我家工作的时间渐渐加多,也为我们包饺子,包馄饨,做薄饼,做得很细巧。她为我包的馄饨最小最少,为钱先生包的略大略多,为大姐包的更大更多。馄饨不分大小,一齐下锅。煮熟了,我的都不知去向了,先生的一塌糊涂,大姐的也黏黏糊糊。这地道是五妹干的事。她可是“抢手货”,谁家都要她,谁家都不肯放走。看来家家都明白,五妹是不易多得的人。
有一天,她好像存心要问我什么事。她说:
“阿娘,你说我老头子神经不神经?我那年给阿田也盖了房子娶了亲,我回乡去看我妈妈,住了两三四个月。我老头子唷,急死了,说我跑了,另嫁了一个老头子了。他也不想想我女儿就嫁在北京,我跑哪里去?我回家,胡同里正好碰见他。我在这边走,他从那边来。他一见我,吓得唷,你没看他那样子,就好比看见活鬼出现了。”
他们两个一同回家后,老头子的脸色还像死人一样灰白灰白。
她随后吐出她梗在心上的话:老头子把她的箱子撬了,箱子里有她的银行存单。
“存单还你了吗?”
“他替我收着呢。”
“存单上都换上他的名字了?”
“阿娘,你怎么知道的?——我老头子说的,我的名字,他的名字,都一样。”
“那么,用你的名字不也一样吗?”
她忙解释:“我老头子最老实。我选中他就为他老实。当初有个转业的解放军要我。他是有钱的,家里有个躺在炕上的老爸爸。我嫁了他,只好伺候病人,伺候他了喂。我是要出去工作,挣钱养活我那几个孩子的。我找个最穷的,先和他讲好,我得在外边工作,等孩子都成了家,我才和他一起过。我老头子最老实,他都答应。”
“可是他把你的箱子撬了,存单偷了。”
五妹生气说:“阿娘,你怎么倒来挑拨呀?别人呢,说说好话,和拢和拢。”
我不客气说:“你老头子还不是偷了你的钱?看见你回来,就吓得见了活鬼似的。”
“天气冷了,他要找衣服穿啊。”
“他衣服藏你箱子里,你不给他留把钥匙?”
“他的衣服怎会在我箱子里呢!我的箱子里没他的东西。”说完忙转换立场,“我老头子是顶老实的。他问我有几张存单,我哪里知道!我就瞎说一个数。我说七张。咦!他两手背着,当着我的面,拿出来正好七张!”
“那就是假的。”
“怎么能假呢?他背着手拿着存单,站在我面前呢。我一说,他立刻拿出来了,不多不少,恰好就是七张。”
五妹想起当时情景,忍不住还笑。她说:“我老头子真坏,他还考我,总共多少钱。我哪里知道!”
我叹气说:“五妹啊,你真是个糊涂‘大’。”不过我想她其实并不糊涂。她心上老有那么个疙瘩,要我给她解开,或为她排除。我问她,“你的钱都交给老头子吗?”
“他从来不问我要,他只说:‘藏在你的围兜里吧。——这是他逗我的,他从来不掏我的围兜。”
五妹知道自己爱掉东西,钱都交给她老头子保管。她有个千层围单,底子是我家的蓝布围裙,她添上一层又一层,面上一层是黑色的,里面每层布上都有一个口袋。我记得有一层是人家寄茶叶的白布,上面还有没洗掉的地址和“钱锺书先生收”。我笑说:“五妹你把自己丟了,会有人拣到了送我这儿来。”
有一次,她到了我家又像斗牛似的冲出去,比往常冲得更猛。我只听得她说:“围兜掉车上了。”
我想:车早开走了,哪里去找啊。
不一会儿,她笑吟吟地回来,手里拿着她的千层围兜。原来她那围兜给人扔出车外,撂在停车的路边。谁要这乱七八糟的一堆破布呢!她及时拣回来,摸一摸,再掏出钱来数数,数字还不小呢。
她爱掉东西,可也常会拣到东西。有一次,她对我叹气说:“我把你家的东西都洗晒了,我自己家的东西脏得要死,哪有工夫啊。”我特地放她半天假——就是白给工资不用她工作,让她回家收拾家里的衣物。第二天我问她洗晒没有。她说:“咳!我老晚老晚才回家。”原来她在公共汽车里拣得一只手表,她认为很贵重的表,料想丢表的人一定很着急,就站在车站上死等。
我说:“你交给车上就行。掉了表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哪里找去?”
她说:“我硬是等(‘硬是’也是她南腔北调的常用词儿,表示她的牛劲),真等着了!那人好高兴啊!直谢我,还要给我钱。路上人都说,这个老太太该表扬。”
她对“表扬”就和对待“劳模”一样不屑。“表扬!我拾到了更值钱的东西都没要表扬。”她说,有一天晚上(她当时在某军官家带孩子),抱着孩子看电影。散场发现孩子丢了一只鞋。她满地找,没找到小鞋,却拣到了一只饱满的大钱包。包里有布票、粮票、很多人民币,还有外汇,还有存单。后来失主要谢她,她说:“要人谢干吗?这又有什么可表扬的!”
我私下和锺书下结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智力不成正比。五妹认字、学加法都不笨,只是思维逻辑太别致,也该是智力问题吧?
五妹很得意地告诉我:“我老头子攒钱呢。”
那老头子每月的退休金那时候不足一百。可是他在自己名下,每月存一百元。五妹的工资比他多二三倍,日用开销全由五妹负担。她自己非常省俭,连一根冰棍儿都舍不得买,可是供养她老头子却不惜费用。她说:“我老头子变‘修’了喂,早点非要威福饼干……阿娘,像你这么一匣,他一顿就光了;大把的香蕉,两顿三顿就吃完;不喝白水,喝饮料,喝啤酒。”五妹常为他大块大块地煮肉。她诧怪说北方人吃东西只会大口吞。好大一块肉,也不咬,也不嚼,一口就吞了。一个包子只一口,分两口也来不及。”五妹只看他吃,虽然她说“我也吃”,显然只看不吃,至多是象征性地陪吃。
五妹听了我的话,向老头子提出要求,存款也该用用她的名字。老头子居然答应。有一张到期的千元存单,户主改为方五妹,五妹很满意。可是刚存上就给老头子的女儿小青借去了。五妹常说小青心眼儿最多。她这个月还二百,过几个月还一百,又还一百,就不还了。
五妹叹气说:“没办法喂。小青说的,‘从前一千元值多少?现在一千元值多少?'”
她说到这里,只好把隐情和盘托出。当初她给小儿子阿田寄钱,说造房子的一千元是老头子给的。阿田成亲后生了孩子,过了两年了,忽然想到写封信感谢老头子。“我老头子得意死喽!把信给儿子看,给女儿看。”
老头子的儿子“上山下乡”,娶了外地人,仍在外地,但经常出差回北京。小青在个什么店里当“经理”。老头子常得意说:“总算我们史家出了一个史青!”她丈夫是个工人,业余站在路边向来往行人推销假手表,很赚钱。他们兄妹看了阿田的感谢信,大闹,说:“爸爸倒有钱给人家造房子。”
我说:“你该把事情说清楚呀。”
五妹觉得事情太分明了,还用说吗!“我嫁老头子的时候,他穷得唷,只有一块铺板,小青和他同睡那块铺板,只有一条破被。结婚向人家借了一床被。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他单位的‘福利金’借条,好大一叠,有三寸来厚。他前头的那一个(指前妻)成天躺在床上生病,新蒜苗上市就买来吃,以后二十多天只好借钱吃窝头。他哪来钱!我存的那些钱,我女儿的财礼银子都在里面呢。”
我慨叹说:“你老头子真是死要面子不要脸。他的儿子、女儿,还是糊涂,还是胡赖呀?”
“谁知道他们!”
“那你得当着老头子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五妹说:“说了,他要气的喂。气出病来怎么办?他拿了阿田的信,好得意啊!你没看见他那得意哦!”
我把事情告诉锺书和阿圆。他们都很气愤。五妹诧怪说:“你们生什么气!我都不气!我从来不生气。说给你们听是出出气喂!扫扫我老头子的面子喂!”
可是她感激老头子多年让她在外面工作赚钱,总说她老头子又正派,又老实。也许,绝大多数的人都像她老头子那样,觉得自己又正派,又老实。五妹经常听到的,当然就是她老头子的自我表白。所以五妹觉得他不但正派、老实,一切美德,应有尽有。如果我说起某人整洁,她就说:“我老头子就是这样。我老头子可不像钱先生这样随便。他领子里总衬着雪白的假领,两肩还垫着垫肩,吃得又白又胖。”
“他知道是谁喂得他又白又胖吗?”
“他常说的,前生烧了柱子般粗的香。”
五妹特地带了她老头子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一个迷迷糊糊的脸,想到“又白又胖”,赶紧把照片还她,手指好像碰了肥蛆似的。我等阿圆回家,讲给她听。她笑说:
“妈妈还不明白,老头子是五妹的‘白马王子’呀!”
我平心想想,老头子凭什么不配充当“白马王子”呢?他撬了箱子,拿了存单,忽见五妹回家,吓得面无人色,足见他还有天良。有的人竟是面不红、心不跳的呢!五妹不计较,把钱交他保管,那些存单不是他们夫妻共有的吗?何况他以后每月都存钱。他大半辈子借债过日子,一旦有人来信感谢他给了大笔的钱,他还不得意忘形!他穷饿了大半辈子,吃到大块大块的红烧肉,怎能不大口吞?他尝到生平没尝过的美味,自幸娶得好老婆,说是“前生烧了柱子般粗的香”,可见他也还知道感激。他天天等五妹回家,还要“逗”她,还要“坏”,不是很多情吗?“白马王子”早该从宫殿里、英雄美人的队伍里,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老头子有职业病,静脉曲张,烂腿。他出门坐轮椅,由五妹推往浴室去扦脚。五妹说:“我一身大汗,站在外面风地里,吹了风直咳嗽,他倒坐在里面顶舒服,半天也不出来。我现在自己给他扦,也省了钱。”可是五妹常带些抱歉告诉我,她又给老头子扦破了皮。她有时包烂腿包得太紧,“我老头子唷,痛了一天。”
我说:“他又没烂掉手,不会自己解开吗?”
“他弯个腰都不会,只对我伸出一只脚。”
我不爱听,不理。
一次她请假要送老头子上医院看病。五妹最不信医院。用她的话:“这个窗口排队,那个窗口排队,上楼,下楼,转了半天,见到大夫,一句半句不知说些什么,开些贵药,又一次次排队,交钱,小丫个!药又不灵!”她有病痛,只找大姐或阿娘做赤脚医生,我们总买些常用药备用。但这次老头子牙痛,不能间接请我们医治。据五妹说,她家门口来了个镶牙的,摇晃着一口雪白的假牙。她看到那口假牙又白又整齐,就叫他给老头子镶牙。那人在老头子牙上抹了些不知什么东西,就要多少多少钱。老头子生气,要把那人扭送居委会。五妹怕气坏了老头子,忙塞些钱给那镶牙的,叫他赶紧逃跑。老头子当晚就牙痛,“痛死喽!得上医院。”
到了医院——当然是老头子坐着,她一次次排队,上楼、下楼,然后扶老头子看大夫。大夫说,他牙上糊着水泥呢,没法治,得去了水泥才能治。老头子牙上的水泥经过不知多久的磨擦才除掉,除掉了也不需找大夫了。
有一天,五妹跑来,脸又紫又肿,像个歪茄子。她说是气得牙痛了。我和阿圆做她的赤脚医生,细细明白原因。据说,老头子上山下乡的儿子,送一个女儿回北京上学,学费、生活费等等,都要老头子负担。五妹又从这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嘴里得知,老头子经常给儿子寄钱。那边家里大立柜、冰箱、彩电等大件,一应俱全。老头子这边呢,冰箱、彩电等都是五妹的女儿给买的。五妹气得和老头子吵架了。“我老头子说:‘人人都有私心喂!'”
老头子的私心是护自己的儿女,五妹的私心只是护着老头子。五妹觉得太不公道了,赌气说:“小丫个!不干了!”
我和锺书和阿圆都很同情,异口同声,赞成她的“不干”。
五妹使劲说:“我明天不来了!”
我们三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没想到五妹对老头子的那口怨气,全发泄在我们身上。
我记起她从前对我讲的话:“我这个人最没有良心。我在那宁波人家奶大的孩子又白又胖又大;回到家乡,一看我那阿田,又黑又瘦又小。气得我,把阿田死打一顿,狠狠地打。他越哭,我越打。”
如今他不愿为老头子挣钱,就一下子撇下我们不管了。她说不来,就是不来了。
我对锺书叹气说:“看来一个人太笨了,不能是好人。”
锺书问:“为什么?”
“是非好歹都分辨不清,能是好人吗?”
“谁又分辨得清?”
我得承认,笨不笨,我和五妹之间也不过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距。做事别扭,也不等于为非作歹。我自己对这点儿“是非好歹”就不大清楚,却向五妹“横扫”!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五妹已在我家帮了三年,我们都懒散惯了。可是我们不靠五妹,也能过日子。我买一架全自动洗衣机,我管洗。圆圆管买菜、做菜。她平时如果在家,喜欢为我们做菜,五妹只是个帮手。我管煮粥、煮饭。上楼、下楼、拿报、拿信,向来是锺书的事。他的耳朵好比警犬的鼻子,邮递员远远叫一声他就听到,脚步又快,我总抢不过他。有时我和锺书一起上菜市买菜,洗碗是阿圆的事。反正我们齐动手,配合着干,日子也过得很愉快。没有五妹,也省掉好些絮烦。
例如五妹看了电视剧,总要向我们细讲故事,她看了钱先生的《围城》,也对钱先生讲个没完,什么“鲍小姐把苏小姐的手绢儿扔海里去了”等等。她看了《唐明皇》就对我讲历史。我说:“行了,五妹,这些事,我知道。”
她说:“你看的是书上的,我看的是真的喂。”她硬是要讲。
她家住在城市的旮旯里,交通非常不便。她虽然识得几个字,还是文盲。公共车辆改了路线,她硬是要走原路。她出门磨磨蹭蹭,每天迟到。晚上她又怕天黑了路上不安全,老头子要盼她。我们催她早走。晚饭后,阿圆刷锅洗碗,锺书把碗碟搬往厨房,我抹桌子收东西,她却找了一块破抹布,千针万针地缝。她说我要走,还不‘浓’易,站起来就走了喂。可是你们用了我干什么的?你们都忙,我倒走了!又说:“早出去,不也是等车吗?”我们说好说歹说通了她,临走,总还要问:“手表带了吗?月票拿了吗?东西拿全了吗?”她一前一后背着两只口袋,手里又提个口袋,走了。可是我们刚锁上门,她又回来了,忘了什么东西。天天如此。早上来,总说:“我老头子急死了,接我没接到,走岔了路。”
她的犟劲儿也够大的。她拖地不计两次、三次,却不爱扫地。我扫出了垃圾,她觉得是鸡蛋里挑出来的刺。原因是她看电视看得眼前一片黄,只觉得地上很干净。我自己扫,她还不高兴。锺书叫我千万别和她生气,那是鸡蛋撞岩石。我只好把五妹当做我的“教练”。
过了大约半年,五妹又回来了。她问:“你们找人了吗?还没找?我回来了,要我吗?”
她说回老家去了一趟。也许是真的。我们觉得家务事很烦琐,五妹回来正好。
看来五妹对老头子仍是“不干”精神,不积极为他挣钱,她只做我们一家了。不知哪天,她把镶嵌着她妈妈照片的镜框子也挂在我家厨房里了。
锺书悄悄对我说:“她把‘家堂神’也挪这儿来了。”
我叫五妹把蒙在照片上的透明纸揭开,看了她妈妈的照片——一个很瘦小的老人。五妹对我说:“我真羡慕大姐,天天和妈妈在一起。我白天人在这里,晚上就在我妈妈那边,天天晚上做梦和妈妈在一起——我妈妈真可怜,哥哥都死了,她哭啊哭啊,哭瞎了眼睛。一个人住在猪圈旁边的小屋里,吃些猪食。一双小脚,天天还上山砍柴。”
“她是烈士的妈妈呀!”我说。
“没用,都在侄孙媳妇手里。”乡间女人少,那侄孙媳妇有点儿不称心就会跑走。五妹叹气说:“没办法喂。”我想:确也没办法,女儿不能住在一起,写信寄钱都没用。后来她妈妈冻饿而死,死后几天才被人发现。
五妹过不了几年又和老头子生大气。这回的矛盾更大了。老头子的儿子、儿媳妇,连同一个孙子,由小青拉关系,全家户口都迁进北京,儿子、儿媳妇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小青早就问老头子要钱送礼。“礼物要见金。”不知她什么神通,外地那伙人马上就要来北京和老头子同住了。
老头子为了会见儿媳,忙着要做一件呢大衣风光风光。他说,别人都穿呢大衣,他一辈子没穿过,枉做了一世人。他和女儿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准备祖孙三代大团圆。五妹发现,大团圆里她不仅是多余的人,还是个障碍物。
她家只有两间屋。她和老头子至多只能腾出一间。小青把五妹攒积的“财宝”当垃圾扔。“他们”认为有用的,如白糖、肥皂、油等等都留作“他们”的。
终于“他们”都到了北京,老头子穿上呢大衣,祖孙三代大团圆了。可是事情总不能尽如人意。外地的儿媳妇不懂得“北京规矩”,见了公公理都不理,更别说叫“爸爸”。儿子、孙女儿跟着她也不理不叫了。反正儿媳妇看不上这个公公。
老头子所属的饭店,嫌他看夜只睡觉,不要他了,也不让包饭了。五妹叹气说:“我老头子最正派,谁都怕他。他看夜,没人敢偷东西。大家都嫌他喂!包饭也只为他多要了一碗、两碗肉,那端菜的小伙子小丫个,碗里撒把盐,齁咸齁咸,喝多少水也解不了渴,我老头子也不敢再要了。”
“他们”全家“像住娘家似的”,饭食由老头子供应,也就是由五妹供应。长期下去怎么办?五妹建议分炊。老头子是一家之主,他说:“父子怎能分炊?我老来还要儿子养活呢!”争议结果,五妹让出她的炉、灶、锅、碗等供“他们”使用。老头子把他的伙食包给儿媳妇,每月交饭钱。五妹不愿多付钱,就没饭吃,也没有做饭的地方,一日三餐只好都依赖我家。
老头子先是挤到儿子屋里去吃饭,儿媳妇就把肉、香肠、鸡蛋等埋在儿女的饭碗底里,桌上只一碟子菜帮子或黄瓜、萝卜丝。以后他们干脆不让老头子进屋,说挤不下,把饭送到他自己屋里独吃。早饭是一个馒头或一角烙饼。午饭是又粗又硬的面条。包子或饺子是土豆馅儿。五妹发现,他们自己吃的是肉馅儿。老头子不敢嫌,只说咬不动,都剩给五妹吃。反正他的早饭是威福饼干,可是大块大块的肉就没有了。据我观察,五妹有她的原则,她绝不利用我家煤火为老头子炖肉。
我问五妹:“你天天吃他剩的,又掏钱给他买好的?”
五妹悄悄对我说:“现在是他给我钱,我一个钱都不给他了。”老头子每月给五妹一百元,后来又减些,反正五妹都花在老头子身上。其余的退休金全给儿子,老头子自己花存款的利钱。有一个时期利钱很高,所以老头子“阔死了”!茶叶要喝几百一两的,又吃上了松子,哈喇的便宜,一买二斤,大把大把吃。他说:“不吃白不吃,枉做了一世人。”那几张存单“你看,我看,你数,我数,都摸烂了”。他们说:“还有八千多。”五妹早就看破,这八千多没她的份儿了。
五妹开始又自己存钱,存单自己藏着。据说“他们”把沙发垫子都拆开了,哪儿哪儿都翻过几遍,想找她的钱。
她得意说:“我藏钱的地方,谁都找不着。”
我和阿圆料想她准藏在屋顶或墙里,警告她说,你家屋子可能给大风刮倒,可能失火。我又说:“藏了钱,总该另有一人知道。”
五妹说:“我老头子也这么说——可是我妈妈教我的,藏钱,右手也不能让左手知道。”她当然不肯藏在我这里,更不让我记下账户号码,记下就泄漏天机了。
后来她的存单到期了。恰好她的大儿子来北京探亲。五妹已不像从前那样,什么事都依顺老头子。她背着老头子,在女儿家母子团聚,把几张存单换了现款,交给自己的儿女。阿田吃过她毒打,她给了个上上份儿。
五妹居然没等存款到期,就把机密告诉我。她说:“存单藏在扁扁的铁匣里,压在屋梁下。谁也够不到,谁也托不起屋梁。”她把老头子赶上公厕,站上桌子,就可以拿出她的铁匣。
五妹的儿女都不缺钱。两个儿子已经由民工转为包工头,女儿也富裕,都愿意家里有个妈妈,甚至愿意把老头子也接去。五妹“硬是”不愿意受供养,认为那就是“白吃饭,没工钱”。她要求自己工作,自己挣钱。她只怕老头子一旦病倒,她就不能工作。有一次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对她的女儿说:“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生病。”
五妹不用再为儿女挣钱,就买许多老头子爱吃的东西,和老头子一同享受。可是老头子看到好吃的东西,就想到“他们”,食不下咽。等五妹一转背,就把五妹的东西往“那边”送。五妹惯爱忘事,每次出门,总得又回去,回去就发现老头子把她的东西往儿孙那边送。五妹气得说:“小丫个!总背着我送!当着我送不还好些?”
我说:“五妹啊,你最快活的事就是和你的老头子一同坐在床上,吃吃东西,打打扑克,看看电视。”五妹点头说:“就是喂。”
我说:“老头子最快活的事,就是把你的东西,送给儿子、孙子他们吃。”
五妹叹气说:“没办法喂。”
我说:“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死老头子!”说完忙补上一句,“放心,你的老头子骂不死,越骂越长寿。死老头子!!”
五妹觉得我又给老头子添了寿,又为她泄了恨,满面喜笑,嘴巴都张开了,恨不得把我这串话都吃下去。她诉苦说:“我老头子还埋怨呢,娶了老婆什么用,家里事不管,成天在外边。他还想要我给‘他们’做饭呢!”
据说,一个人最担心的事,往往最可能实现。五妹只怕她老头子中风,她老头子就中风了。总算儿女帮着办了手续,老头子住进医院。他享受公费医疗。
电话里,我问五妹:“你陪住,睡哪里?是不是睡病床底下?”因为听说有的医院里确是那样。
“阿娘,我一辈子也没现在这么高级,面对面,两张床!中间还有个床头柜!”
她家的大木床是我给的。老头子做夜班,两人轮着睡,还有半床堆东西。老头子不做晚班,他就占了五妹的床。五妹半身睡沙发,半身睡椅子,因为沙发的另半边也堆满东西。
“不嫌你睡脏了病床?”
“我老头子就是睡的脏床。一个病人刚走,他就睡上去了。”
“你睡那床得花钱吧?”
“花!小青说的,钱花得越多,越上算。”
老头子自从中风瘫痪,就完全属于五妹一人了。儿子女儿也出出主意,也帮帮忙,他们都是旁人。
五妹优虑得不错,老头子病了就完全由她负担了,她自己也不能工作了。
老头子的病倒是不重。病人好些,医院赶他们回家。八千元已经花光,儿媳妇也不管包饭了。五妹只争得使用炉灶的一半权力,两人靠老头子的退休金生活。
我问五妹:“钱够花吗?”
“够!一月三四百呢,够花的。”
“你给他们做饭了吗?”
“一顿也没做!”
我安慰她说:“你不是指望老两口子做做伴儿,一起过日子吗?你称心了,享福了。”
她说:“就算是享福哩喂!没办法喂。”
完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