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内陈列的不同译文版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图/CFP
文本视野下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廖沙·别利斯基,九岁
安尼娅·博古什,十岁
娜塔莎·德沃列茨卡雅,十六岁
列娜·茹德罗,十五岁
尤拉·茹克,十五岁
奥利娅·兹沃纳克,十岁
斯内萨娜·塞内维奇,十六岁
伊拉·库德拉亚恰瓦,十四岁
伊利亚·卡斯科,十一岁
万尼亚·科瓦洛夫,十二岁
瓦迪姆·卡斯诺索尼斯科,九岁
瓦夏·米库利奇,十五岁
安东·那西凡金,十四岁
马拉特·达达兹夫,十六岁
尤利娅·塔拉斯奇那,十五岁
卡佳·舍夫丘克,十五岁
鲍里斯·西克曼科夫,十六岁
* * *
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一朵花都看不到。花都染上了辐射。之前工作的人是水泥工,现在却变了,都是军人。他们铲起了花朵,带着泥土装上货柜车,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离后的一年里,整个村子被他们埋起来了。我爸爸是出租车司机,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全部情形。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有五米深。然后消防员拿着水管,从屋顶到地基冲洗着房子,这样才不会掀起含有辐射的尘土。他们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然后用起重机把房子拉到洞里。洋娃娃、书本和罐子散落一地。接着挖土机将所有东西都挖起来,盖上沙土之后铲平。放眼望去,看不到村子,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玉米,我们的房子就在地底下,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委会。我的盆栽和两本邮册也在地下,我本来还想回去拿的。我还有一台脚踏车也没拿出来。
* * *
我今年十二岁,我生病了。邮差每次都会带两份抚恤金来家里——一份给我,另一份给我爷爷。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后,都不敢坐在我旁边,她们不想碰到我。
医生说,我生病是因为我是爸爸在切尔诺贝利工作之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 * *
他们晚上来把我爸爸带走了。我没有听到他打包行李的声音,我当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在切尔诺贝利。”
我们等待他回来,就像他去打仗了一样。
他回来之后,又回工厂上班了。他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在学校里,跟大家夸口说,我爸爸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他是清理人。清理人负责意外发生后的清理工作,这些人都是英雄。所有男生都很羡慕。
一年后,他生病了。
我们一起走在医院的庭院里——他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这时他头一次开口跟我谈起切尔诺贝利。
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反应炉很近。他说那里很安静,祥和又美丽。他们工作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花园里的花很茂盛地开着,是为了谁呢?人们早已离开了村庄。他们“清理”了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移除被铯和锶污染的表土,然后清洗屋顶。但是到了第二天,辐射剂量计碰到任何东西,却依然不停地喀喀作响。
“离开的时候,他们与我们握手,还给了我们感谢状,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说个不停。
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时,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再也不会碰物理和化学了。我要离开工厂,我要当个牧羊人。”
现在只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虽然妈妈希望我去读理工学院,但我不愿意。我爸爸就是读这所学校的。
* * *
我曾经会写诗。我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七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死亡。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烈。他动了两次手术,然后被送回家了。六个月后,他本来要动第三次手术的,可他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用皮带上吊了,趁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医生说他不可以跑或跳。
先是尤利娅、卡佳、瓦迪姆、奥克萨那、奥列格,现在轮到安德烈了。
“我们都会死,然后变成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安德烈曾这么说过。
卡佳说:“我们都会死,然后被大家遗忘。”
奥克萨那说:“我死的时候,不要把我葬在墓园,那里只有死人和乌鸦,把我葬在田野里。”
尤利娅只会哭泣。现在每当我抬头向上望,天空仿佛活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在天上。
以上摘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