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收藏“战国楚简”辨伪：形制不合内容错误百出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演讲，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对新出古代文献、器物的学术意义大加表彰。在王氏眼中，“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即孔壁中书、汲冢竹书，以及殷墟甲骨文等(《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3页)。但他没有想到，最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出土简帛，一个单项的重大发现，学术意义就可以超越孔壁中书或汲冢竹书，新知识、新难题、新学问，激励着世界各地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学术界进入一个激动人心的简帛时代;他更没有想到，当远古智慧穿越时空重返人间之际，简牍作伪也暗流涌动，伪材料屡见不鲜，伪学问呼之欲出，无情地侵害着中国学术的健康以及学者的学术生命。

　　继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成功购藏千余枚战国楚简以来，尤其近几年，国内已有多家高校以种种方式购藏了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其中，不乏珍贵典籍，但也多有伪作赝品。据本人所见，有高校藏简本道家经典，字体前后不一，内容伪迹明显，从篇题到简文，在在可疑;又有简本数学文献，书法拙劣，内容可疑，笔病连篇，实伪中劣品。高校非收藏单位，既缺训练有素的鉴定专家，也无专业可靠的文保条件，盲目购藏简牍，刺激非法盗掘与文物走私，一旦受骗，斯文扫地，自害害人，误人子弟，不可不警醒。现以浙江大学收藏的所谓战国楚简为例，从文献内容与书法风格两个方面，辨明其伪，就教于大家。

　　一、浙大藏简及其意义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于2009年入藏的第一批藏品为“战国楚简”，内容包括《左传》(拼缀后有简编号130余号)、《玉勺》(2枚)、《四日至》(1枚)、卜筮祭祷类简(拼缀后有编号20号)、遣策(拼缀后有编号33号)，估计原有完整简160枚左右。这批竹简的全部照片刊于《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以下简称《浙大简》)，2011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竹简是以最具学术公信力的方式被推向学术界的：有“简帛专家鉴定，此批竹简为战国楚简”;有“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为竹简做了碳-14测试，这批竹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三四〇年”;有“复旦大学对竹简墨迹作显微镜微观检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浙大简墨迹与新仿汉简墨迹“两者微结构完全不同”;有“浙江大学材料系张溪文教授对竹简作降解检测及墨迹分析，”分析结果“证明此批楚简不伪”(《浙大简》“序”第1页、“前言”第1页)。当这样一部由国学泰斗、简帛学界最负盛名的学术大师封面题签，由著名古文字学家释文、整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8开精装、铜版精印，并附有两份分别出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科技检测部门及专家的足以证明竹简不伪的科技检测报告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被如此隆重推出，普通读者与非简帛专业的学者会有能力去质疑竹简的真伪吗?

　　如果浙江大学的这批藏简是战国楚简的真品，那么，它们将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所言，乃“我国文化史最珍贵的物质史料之一”(《浙大简》“序”第1页)，其学术意义之重要，也许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其一，“清末以来，人颇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之伪作，后经学者辨诬，其说渐破。但学者的证据，皆为理徵。这批简书的文字中，有几同今本《左传》的片段。故《左传》不为刘歆伪作，今有可信的事徵”(《浙大简》“序”第1页)。

　　其二，“战国书法，是我国书法史发展的重要环节。今出土的战国简书，多以抄书为志，不甚见书法之美。这一批简书，书法灵动洒脱，颇有行草意趣，是战国书法的宝贵遗珍”(《浙大简》“序”第1页)。如此一来，浙大藏简便成为改写中国书法史的重大材料。

　　可是，如果浙大藏简是假简，那后果就大大不同了;尤其是假简被包装成真简而无人揭露，那么走向社会、进入学界的就不仅仅是假简，而且也是假学术史、假艺术史，会制造出假学者、假学术繁荣，其负面学术意义难以预料，遗患无穷。

　　国内简牍造假并非新闻。胡平生先生曾就简牍造假的历史、现状与鉴别撰文，并说明国内的战国楚简造假，至少在湖北一地就活跃多年(约自1995至1999年)，香港古玩市场或有假简万枚以上(《古代简牍的作伪与识别》，《收藏家》1999年第2期第46-49页)。伪简的材料，从金丝楠木至普通竹子等，均有使用(魏宏伟《简牍的鉴识与辨伪》，《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7期第48-51页)。近年来，本人在国内外也多次见到公私收藏的数批假简。

　　根据浙大藏简的竹简形制、文字内容、书法风格等多方面来看，浙大所藏《左传》等简，实为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