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润园公寓坐落在风景旖旎的未名湖畔，1980年6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哲学系77级几位爱好美学的同学来到这里，拜访我们系的教授——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
宗先生在书房接待了我们。先生白发似雪，面色红黑，宁静安详，丰神潇洒。屋子不大，室内光影斑驳，窗前盆花吐芳。书架上排排书籍，伴有几座小型石雕和盆景。东墙上悬挂着油画《蒙娜丽莎》以及几幅西洋风景画、中国山水画和条幅。这一切显示出主人的性格、修养和爱好。82岁的宗教授谈笑风生，兴致极佳。宗先生早年就学于同济医工学堂，他说：“我原来是学医的，但我觉得我终究不适于拿手术刀解剖人的形体，而较适于用理性探索人的内心，就改行钻进了美学。”
宗白华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在我国现代美学界，宗先生与朱光潜先生如拱璧双辉、奇峰竞秀。两位美学大师都是学贯中西，但各有所长。朱先生主攻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宗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更多有建树。朱先生是学者风范，宗先生是诗人韵致。五四后期，宗先生著有《流云》小诗集，算得上当时一位有影响有特色的白话诗人。他五四时期参加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和著名理论家。同时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闻名遐迩的四大副刊之一。在他主编《学灯》期间，发现并扶持了郭沫若，促成《女神》的诞生。他介绍好友田汉与郭沫若在日本相识，三人频繁通信，编成一本《三叶集》出版，风靡一时。1920年至1925年他留学德国，专门学习美学及历史哲学，曾资助过徐悲鸿并与之结为好友。归国后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和中央大学哲学系，担任过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讲德国哲学和美学。1935年田汉被捕，囚于南京，他和徐悲鸿经过疏通，保释田汉出狱。解放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书桌上一尊雕刻精美的大型佛头低眉瞑目，秀美慈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请先生讲一讲它的来历。先生十分感慨地说：“这尊佛头是抗战前我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买到的，重数十斤，大概是隋唐文物，被人从佛身上切割下来。我十分喜爱。我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这件事在文化界朋友中传开，大家纷纷到我家观看和拍照。老友徐悲鸿也交口称赞，爱抚不已。抗战时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前我仓促赴重庆，和妻子只带了几本书逃出虎口，留在家中的珍藏的书籍和资料，包括陈独秀、郭沫若、徐悲鸿、田汉等朋友写给我的亲笔信，都散失殆尽。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重庆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南京，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还在，我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我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我的小姑、女作家方令孺还为此写了一篇散文。”从这件事很可以看出他这个美学家的艺术情思。
自然而然就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美学思想，先生十分动情。他说，我国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有了穿孔的小石珠等装饰品，说明那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观念。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美学遗产需要我们研究。中国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的美学思想有不同的特点。西方古代多侧重于本体论方面，即从主客观方面去讨论美，如柏拉图关于美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关于美的论述；而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则与伦理道德结合得较紧密，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美学，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史。人类的思想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对于历史上优秀的东西我们今天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呷了一口茶，先生又把话题转到了西方美学史，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是留学德国的缘故，先生特别详细谈论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他从康德谈到黑格尔，又谈到马克思：“康德的美学思想很难懂，有人说康德‘只有艺术批评，没有艺术科学’，这话不无道理。黑格尔的《美学》比他的《逻辑》要好懂。黑格尔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能够写出那么多的书，构造出那么庞大的体系，实在令人惊叹。这是唯心主义的学说，也是人类思维的花朵。朱光潜先生把黑格尔《美学》三卷全译出来，我佩服他的干劲。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颇有黑格尔的风格，抽象难懂，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但后来正是由于马克思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地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生略为提高了声音，“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思想是有继承性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并不是一片空白。”
宗老加强语气说：“知识是跨民族，跨国界的，是全人类的财富，要从全人类的知识中吸取营养。黑格尔哲学为什么那么宏大精深，就是因为他的学说概括总结了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到他以前的一切哲学成果。要发展我国的美学研究，我们就要了解世界各国的美学动态和水平。吸收要在消化的基础上吸收，批判要在了解的前提下批判，囫囵吞枣大骂大哄，那不是做学问，是儿戏。”
当谈到有关中、小学审美教育的问题时，宗老认为，一个人幼年、少年时的审美教育与他一生的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育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性，培养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小学的审美教育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美育方面，我国有历史传统，有深厚的基础。大教育家孔子的学生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孔子不仅教他们读书，而且教他们音乐、舞蹈、射箭、驾车、礼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学琴、棋、书、画。当然我们的教育同过去时代不同，但我国教育史上的好的遗产我们应该批判继承。我们现在审美教育不仅限于设置音乐、美术课程，而更多的应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组织他们观看优秀的电影、戏剧，参观各种艺术展览，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精神，培养他们高尚的审美观和进步的美的理想，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知道我们美的民族传统。北京是文化古都，可以组织青少年多看看名胜古迹、出土文物，这样才能陶冶性情，增加美学的感性知识。当然，在这方面，首先是师资的培养，我们的教师应该具备多方面的历史和艺术的知识，这样才能对孩子们言之有物。有可能的话，也可在中学开设粗浅的美学讲座课。
我们提起先生过去的论著《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和译著康德美学《判断力批判》《海涅的生活和创作》，以及1979年1月发表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当年4月发表的译文《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德国海伦·娜丝蒂兹著）。先生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新近翻译的《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即将出版。他还参与了郭沫若和田汉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问起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先生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四人帮’是一伙权力狂，我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才没受什么大的冲击，只是被分配到清洁队去扫马路。”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惋惜自己的遭遇，而是惋惜在这场浩劫中多少老学者、老朋友只能皓首蹉跎岁月，有的甚至死于非命。“浩劫哪，我们黄帝的子孙应当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不能重演！”
时短话长，匆匆间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先生告别并合影留念。这时，北墙上高处的一幅油画吸引了我们，画面上一位古典欧洲男子披发伫立，若有所思。先生缓缓道来：“这幅画是《笛卡儿像》，是徐悲鸿20年代留法时的临摹作品。抗战时失落。抗战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在南京夫子庙中发现并以重金购下。后来还给悲鸿，他没有接受，而仍留给我保存至今。我很喜欢这幅画。”我们倾听先生的介绍，在他的眸子里也发现了油画上笛卡儿的眼睛里蕴含的那种微妙的东西，一种探索真理的心灵之光。探索美的人的身上闪烁着一种美的光芒，这种美是内在的美、知识的美。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