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都是有它的标准的，即使历经嬗变，也没有混淆或者取消它自身的尺度。但眼下呢？人们似乎已分不清好坏、高下，分不清诗与非诗，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的诗，而另一些有辨别能力的人也不愿去做这样的判断。其结果是，很多时候，蚊子的哼哼代替了缪斯的歌唱。

　　大众文化消费以及权力资本对文化和审美的扭曲，有目共睹，这里就不多说了。文学界和诗歌界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共识的破裂”的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诗歌还有着某种“共识”，但今天，即使是诗人们也很难坐在一起谈诗了。这当然和当代诗歌更充分地打开了自己的艺术空间、诗歌创作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性有关。从诗人们艺术个性的增强来看，这很正常。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诗人们本来担负着培育和提升民族心智的责任，当他们从事审美创造和审美判断时，起码应体现出一种“诗性正义”，但我们看到的并非全都如此。眼看着有些诗人和诗评家越来越不靠谱，他们不仅在“忽悠”读者，还形成了一套振振有词的“逻辑”，并以此加剧着审美标准的混乱。所以，很难指望他们对当今时代的诗歌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歌德曾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审美判断出了问题，那往往是他的道德出了问题。情况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审美判断”，不过是被权力、金钱、利益和关系所左右，甚至绑架（所谓“红包批评”“圈子批评”等等）。近年来，我翻译茨维塔耶娃，她有一句诗让我很受震动：“你甚至用我的血来测定／所有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我们所做的一切，能经得起这种检验吗？

　　在这种情形下，重温经典对于校正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千百年来人类的经典作品，不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就拿杜甫来说，纵然对他的接受和解读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但他之所以被推崇，归根到底出自诗歌自身的内在尺度。我很赞同高友工、梅祖麟在《唐诗三论》中对杜诗的评价：“诗是卓越地运用语言的艺术，根据这个内在标准——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并使之臻于完美境界，杜甫的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诗人。”比如《旅夜书怀》就堪称创造性运用语言的典范。“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四溟诗话》称其“句法森严，‘涌’字尤奇”。杜甫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千古名句，不仅在于他有高超的语言功力，还在于他有一颗深厚、博大、饱受磨难的诗心。“旅夜书怀”这个诗题，就指向了“诗言志”这一传统。“诗言志”乃中国诗的根本诗训（绝不限于表面的“意象”），而杜甫正是最能体现这一伟大传统的诗人。正因为如此，顾随说在杜诗中有一种“热”与“力”，叶嘉莹说在杜诗中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化之力，是杜诗时至今日仍能感荡心灵的原因所在。

　　这一切，仍然对我们今天的创作、阅读和审美判断构成启示。在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在人生和精神之谜中，在不断变化的语言文化中，写作仍是一种如曼德尔斯塔姆所说的“辨认”。这是一种艰辛的辨认，也往往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辨认。每一首诗都是某种“辨认”的产物。有鉴于我们的文化现状，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在今天仍不仅是写出几首好诗或欣赏几首好诗的问题，还意味着一种更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对这种“辨认”的确立和坚持：让它成为一种良知，成为一种语言的尺度。我在前不久写给一位诗人同行的短诗，或许就从另外的角度表达了这一信念：

　　没有读者，

　　或者说你的读者尚未到来，

　　或者说你的读者只是在爱琴海的

　　那艘游轮上——

　　一个背包客，

　　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岛，

　　只为了追逐光。

　　【作者简介】

　　王家新，当代诗人，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尤金，雪》《塔可夫斯基的树》等。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