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斯特劳斯

　　问：你在十二岁时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答：我不知道是否成熟，但我现在可以说我今天感兴趣的东西在当时就吸引我了。我不需要通过学习来发现它们。我很早就熟悉它们了。
　　
　　问：你也非常孤独吗？
　　
　　答：孤独，极其孤独！记得十岁时我曾对伙伴们提到过伯格曼的《处女泉》，这部影片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几乎吃惊地看着我，也羡慕我，因为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在中学，我与同学之间没有什么交流，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不感兴趣。所以我在极度孤独中接触我喜爱的所有东西。只是在到了马德里之后才知道有人与我有相同的爱好。
　　
　　问：你那时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
　　
　　答：绝对是这样。
　　
　　问：我想这会让你的父母担心？
　　
　　答：是的，我记得母亲手叉着腰对我说：“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些东西的？”她非常困惑。
　　
　　问：你是否要费很大气力让人们接受你的性格？
　　
　　答：孩子可以在孤独中释放巨大能量。他们也可能出现严重的神经症，但幸运的是，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无疑是因为我是别人生活的最好的旁观者，一个愉快的见证人，满足于所见到的东西。但见证人永远不是参与者。
　　
　　问：你的孤独有没有自闭倾向？
　　
　　答：没有，我庆幸我有一个十分开朗的性格，我必须承认我经常拿我自己的处境开心。我的童年是在自言自语中过来的。有些人还经常认真倾听我的自语。后来，当我在中学登台演戏，以后又上台介绍我的影片时，我明白了人们在舞台上感到的孤独与我童年的孤独是一样的，这是针对我所喜欢的东西而言。因此，我在台上很开心，这无疑也是获得成功的原因。我从不怯场，在台上就像在自己家厨房。
　　
　　问：你在《激情迷宫》的一个场景中与麦克纳玛拉合唱时，这是不是某种上台表现欲望的体现？
　　
　　答：是的，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欲望，一种游戏的欲望。舞台体验非常紧张，我向所有人推荐这种体验，这不是说一定要上台做点什么，或是让人们看到，而是说与一群人，而不是与一个人对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问：你与麦克纳玛拉的音乐会很有挑衅性。
　　
　　答：是的，人们今天还在重播这个音乐会，因为当时的氛围比较保守。
　　
　　问：当你谈到童年时，人们感受到某种自由，但人们也会想到农村环境应该是非常保守和落后的？
　　
　　答：比这更糟！在我的村庄，我从小遇到的事一大箩筐，都是我一辈子不想做的，都是我后来要反对的。尽早知道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获取这种知识却很痛苦，要经受很大压力。我的童年不算悲惨，但也并不愉快，那些看我这个小孩子的目光已经是谴责性的，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因为我只是一个孩子，但他们已形成偏见。我不想夸大这种感觉，但当时确实很残酷。幸好，我没有被压垮，因为我的性格十分乐观积极，还因为我有阅读和电影这样的避难所，它们带给我极大的乐趣。但我总是感到人们不理睬我，歧视我。我只能从自己身上寻找力量。奇怪的是，我对发生的事总是十分敏感，我所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直到找到属于我的世界，为此必须再等上几年。
[NextPage]　　问：在马德里，你继续上学吗？
　　
　　答：没有，我通过了一个相当于中学会考的考试，我曾想过上大学，也想过学电影，但没有上大学的钱，而佛朗哥又刚刚关闭了电影学校。我对自己说最好的出路是充实地生活，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我去电影资料馆，我读书，为自己买了一架超8毫米摄影机，生活很充实。我也打工，这是专业实习的一部分。在电话局，仅我的打扮就给人留下不好印象：我当时留长发，穿着与众不同。这确实像双重生活。从9点到5点，是行政管理工作，而夜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这些年的积累十分重要，由于是在电话局，使我对西班牙城市小资产阶级有了相当具体的认识。在别的地方，我无法进行这么细致的观察。这种发现是我的电影的新特征，因为当时我只了解社会的穷困和农民阶层。
　　
　　问：你期望着你所属的世界能出现在你面前，但你又参与到创造这个世界之中，成为“马德里新潮派”中一个重要人物。
　　
　　答：不是我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是各种力量碰撞的结果，是形势使然。但我是通过自由之门进入马德里的，尽管当时还是佛朗哥的专制统治，因为人们主要从事地下活动，而这种秘密状态，对我是家常便饭。
　　
　　问：你没有提到你年轻时所看过的影片中的演员。哪些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你特别喜欢？
　　
　　答：那些在我个人奥林匹斯山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演员都是四十或五十年代的著名女演员。从与我合作过的女演员的本性表演中，我总能重新看到卡罗尔·隆巴德、早期的雪莉·麦克琳或凯瑟琳·赫本的身影，这是一个稍加理想化的女人形象，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
　　
　　问：在一幅摄于七十年代的照片上，你和你的兄弟阿古斯丁站在玛丽莲·梦露的海报前。可你没有提到她的名字。
　　
　　答：电影《基卡》中基卡这个人物有许多参照，有《卡比莉亚之夜》中的吉尤丽塔·玛丽娜，这是一种单纯女人类型，有《钻石早餐》中的赫丽·戈利特蕾，还有玛丽莲那种带有性感和本性的纯真。我认为玛丽莲是一位杰出的演员，完全是另类的。她最后一部影片，约翰·休斯顿的《乱点鸳鸯谱》是我看过的最感人的影片之一。玛丽莲已经像詹姆斯·迪恩一样变成了某种公共圣地，她身上吸引我的不是华贵，而是她的这种极为个性，不带学院气的表演方式和那种易受伤害的纯洁。基卡同样具有这些特征。最先看到玛丽莲是在十二岁，认识到她的才华和独特性格则是以后的事。在你提到的这幅照片上，阿古斯丁正在帮我制作一部十分概念化的短片，我再一次采用了《欲望的法律》的想法：在银幕上为玛丽莲设一个祭台，把她的照片摆放在祭台之上，所有通向唱诗班的阶梯是用书搭建的，每一本书都覆盖着她的其他照片。祭台上所有圣人和圣女的形象是玛丽莲的照片，被无数小烛台照亮。在西班牙，尤其在乡下，人们经常搭建祭台。人们常会在祭台上摆放一些图片，表现某种关怀，某种良好的影响，让人们相信明天，不再感到孤独。我母亲供奉的是卡梅尔圣女像，而我则摆放玛丽莲像，但功能一样。乡村教育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虽然，我在童年时没有进入到这个围绕我的世界，但有时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我的世界，因此，回忆我周围的一切，也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
　　
　　问：在你的世界中，写作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在你的影片中，有许多人物是搞写作的，从《黑暗笼罩》中写色情小说的修女，到《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学习写小说的埃斯特万。写作还表现在你所写的东西中，不仅有剧本，还有你多年以来写过的大量文章和微型故事片。在你的青年时代，写作就已经这么重要了吗？
　　
　　答：是的。甚至从我童年时起。事实上，我是先喜欢画画的，但我对自己的作品从不满意，画不出我要表达的东西。阿古斯丁还保留着我上小学时的一个练习本，上面全是我在课堂上画的反映佛朗哥意识形态的画面。当时学校专门设立了“培育民族精神”这门课。我从八九岁开始写，当然是学生式的写作。那时我写过一些十四行诗，还挺合辙押韵。十岁时，想写一点比较大的东西，我着手写小说，主人公是一只小羊。我叫它洁白。我非常想写一部大作品。我总是追求庞大的东西。即便用超8毫米机拍小电影时，也总想着把它们组合成一部长故事片。但我总是遗憾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小说。今天仍然如此，十分沮丧。我想对一个电影人来说，经历一个失落小说家的遗憾，或许不是坏事。尤其是当他写自己剧本的时候。这意味着人们在写作时总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尽管写作总是不尽如人意。
[NextPage]　　问：你没有写出小说，但你为电影准备了非常传奇的故事。
　　
　　答：这是另一回事。小说提供的可能性，电影无法企及。在小说中，人们可以谈许多关于自己和人物的事情，可一部电影，一旦开机，就必须按照它的节奏，严格地跟着走，它不允许你回头，或展开什么复线，肢解主题。电影比小说更死板，哪怕你自己是编剧，哪怕你想控制叙事。我可以创造许多东西，可以为许多小说找到素材，也可以把握剧情写作。但文学是另一回事。最困难的，是风格。如果人们看看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如福楼拜或亨利·詹姆斯，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写作是一种超越电影的艺术。
　　
　　（实习编辑：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