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俊华

　　艺术创作中的这种推己及人及推己及物的心理变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当属非对象思维，艺术家是在非对象性思维中进行创作的。
　　
　　所谓非对象性思维，就是把自己变成对象或把对象变成自己，亦即通过主客体融合为一而认识对象的一种认知或思维方式。它与对象性思维不同，对象性思维是概念性思维或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是将思维者和思维对象一分为二，在主客体之间作严格的区分，也就是将物对象化、概念化来认知事物。
　　
　　但物一经对象化、概念化便失去物性，便不复保持其本色。这样认识的世界只能是死的僵化的世界而不是活的世界。活的世界须在生活中去体认，即置身其中去认识而不能用概念体系去把握。因为在活的世界中，我们接触的人和物是实在的具体的，其本质是体认出来的，不是冷静旁观出来的，“我是‘在世界中’来研究思考理解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之外’与‘世界相对’来将世界作为对象使之概念体系化”，此即所谓“置身题上者必先身入题中也”。
　　
　　严格说来，真的世界、实际的世界并不是对象的世界、概念的世界，而是活的世界、体验的世界。人们都熟悉“红杏枝头春意闹”、“人面桃花相映红”这两句诗，诗中的“红”所描述和表达的就是“活”的“红”或“红”的活人，这就是人的体验，而体验是主客一体的。如果对“红”从概念上去理解，从《辞海》中找“红”的定义，再据以检查“杏”、“面”是否符合这个定义；或者对红进行光谱测定，光谱仪器将红的光谱测出来了，但实在的“红”、活的“红”却不见了。
　　
　　不言而喻，“红”的这种“活”义是由主客融合而来。主客融合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认知方式。在这种认知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更深切的感情关系、精神关系。就是说人凭情感而不是用概念性的分析去了解对象的奥秘。如对于人，仅靠理智的分析永远不能弄明白一个人的人品，只有感情的交接才能理解其内在的价值。我们都懂得“同病相怜”是什么意思，只有生过病的人才能理解他人之病，才可与病人作活生生的交流。而不是像医生那样作某种概念性的病理分析。要想通过一般性的概念来了解人是永远做不到的。有资料说，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最好医师自己就是或曾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至今日，科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人之所以不能完全了解自然界，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个交感与共的组成部分。
　　
　　与非对象性思维相反，对象性思维则是用概念使主客体分离，以概念将世界甚至也将人的心灵规则化、逻辑化。
　　
　　不仅如此，概念还有一种遮蔽作用。柏拉图那个有名的洞窟寓言，客观上就寓有此意。这个寓言描写人类好像生活在洞窟中，面对墙壁，洞外的光将外界事物投影到洞内墙壁上，人透过墙上的投影而认识世界。这投影正象征着人类的名词概念。通过投影认识世界就是通过概念认识世界。人与世界之间有一中间物，人不能直接认识世界，只能透过这个中间物认识世界。所以概念对人的心灵是一种遮蔽和限制。爱默生说，人是“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是有道理的。人的精神如时时都背负着许多概念的东西，其心胸就难以广大空阔，其创造性也将被窒息。要想取得对事物的直接体认就必须排除概念的支配。尼采深刻指出：“我们认识世界是什么：要求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就是要求没有认识的认识。”没有认识的认识即排除概念性的认识的认识，就是直接的体认。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指出：“除妄得真，寂而息照，……艺术家之会心，科学家之格物，哲学家之悟道……莫不由此。”这种观点，可上溯到孔子的“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是空揣测，不全部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旨就是破除成见、破除概念性思维之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切从零开始，无成见地去思考。当然这已是非对象思维的最高境界了。
　　
　　其实，一切本源性本体性的东西全靠这种非对象性思维去体认而不是靠逻辑推理，逻辑推理的实质是把人关在已知事物的圈子里，对人是一种限制。即使是推理，其出发点或前提也并非来自推理，而是某种更根本的由非对象性思维而来的东西。真正终极的东西是不能凭概念推理切近的，它不能成为思维的客体，本体是不可当做外界事物去推求的。认识或亲证真理的惟一途径是使我们的生活、心灵融会于一切对象之中。主客二元性思维不能把握终极价值，概念性认识总是将对象与自己分开，从一定距离之外去看它，所以概念是离心的，外向的，而终极的东西必须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东西，超越于主客体关系的东西，无限地高于或融化于一切存在着主客体的东西。熊十力有言：“内心外物，分成两界对立，此于真理太悖，悟到心境浑融，方是实际理地”，“就真理上说，境和心是浑融而不可分的。”这是悟道之言。
　　
　　非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在任何一种创造性活动中都有这种思维存在。著名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讲的是两个孩子打羽毛球的故事。两个孩子一个１２岁，一个１０岁，姑以Ａ代表大孩子，以Ｂ代表小孩子。Ａ发球很刁，Ｂ接不住，最后Ｂ扔下球拍说他不打了。Ａ劝他继续打下去，Ｂ不同意。他那呆滞忧愁的面容，使Ａ觉得遗憾。Ｂ为什么那么忧愁，显然是因为屡次失败而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Ａ第一次发觉他打球的方法，他刁钻的发球对Ｂ来说很像是捉弄，不像是游戏，觉得对Ｂ很不公平。Ａ自问非这样不可吗，怎样才能改变一方对抗另一方的状况？他提出：“我们这样玩，我们打来打去，不让球掉下来，看看能打多少，我们能坚持十次二十次吗？开始时发容易的球，后来可以越发越难。”Ｂ愉快地同意了。他们又玩了起来。游戏的性质完全变了，他们互相合作、配合，打得很起劲，Ａ不再捉弄Ｂ，但他打出的球却越来越难接，他叫着：“这不好接，你能接吗？”充满通情达理的友好态度。后来他们又这样打过球，Ｂ的技术大有进步。肯定Ａ也有很好的体验和新的发现。[NextPage]
　　
　　很显然，由于Ａ能设身处地地替Ｂ着想，不再将Ｂ作为捉弄对象。这个问题才得以创造性地解决，两个人由竞争的对手一变而为一个共同目标互相合作的伙伴，这正是非对象性思维创造出来的新境界。《创造性思维》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６页。
　　
　　弗罗姆深刻指出：“无论是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是手艺工人的创造性活动，在任何一种创造性工作中，创造者都把自己和他的材料融为一体。而材料则代表着外在于他的世界。无论是一位木匠做了一张桌子，还是一位金银制造商铸了一块玉宝，无论是农民种植粮食，还是画家作了一幅画，在所有各类创造性工作中，工作者和他的对象都成为一体。在创造的过程中，人将自身和世界结成一体。”《爱的艺术》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页。日本心理学家恩田彰说，在创造活动中，感觉成为创造对象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就可以“亲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它。例如，化学家想象自己变成了运动着的分子，自己亲身感受分子会遇到的情况”。另外，如果提出，“假如你成了兔子都会做哪些事”的问题，“就要考虑自己变成兔子时会做的事，这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兔子要做的事，而是以兔子的身份去考虑，所以往往有新的思想、观点出现。”依此类推，假如设计一台机器，这就要求设计者设身处地地“把人设想成机器的一部分”，“自己就仿佛是一种有魔力的小生物，为了制出具有预想性能的机械，必须以某种形式在其中‘工作’。”《创造性心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８页。另一位日本心理学家高桥浩也持同样看法，他是这样说的：“当就某事物进行思考时，譬如就水壶考虑水壶，‘怎样处理这把壶’，一般的思考法是把水壶作为相对的思考对象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把自己充做水壶本身，结果又会怎样呢？站在水壶立场上去思考，‘我是水壶’，‘希望怎样来对待我这把水壶’，‘作为水壶有何不满之处’等，结果一定会获得与迄今不同的创造性思维。”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这位心理学家曾经同某智囊团一块儿考虑过共同开发新的起重器。并亲自伏在地板上体验起重器该怎样启动。他想到“思考起重器首先要有辆小卧车”，他伏在地板上就是要当小卧车，这样，他就真的进入了“角色”，取得了小卧车的自我感觉。“难以想象的是，当你像上述那样动员全身参加，并把自己当成物品来思考问题时，在你头脑中会涌现出与单纯用脑子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创见来。”《怎样进行创造性思维》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０、５３页。应该指出，“在发明机械的场合，把人设想成机械一部分，当然是不合情理的”，甚至还有疯癫之嫌，但是，“在创造活动中，不合情理的感情因素是很重要的”，“创造活动就在合情理与不合情理之间反复不断进行”。两者相比，“感情的非合理性因素比理智的合理性因素更为重要”。同①第１５５、１５８页。“感情与认识可以是相互合作的，并且感情有助于真理的发现。”马斯洛如是说。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