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俊华

    艺术家在创造中还常常把无灵魂、无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灵魂、有生命的。也就是说，他不但人我不分，还常常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即把物看成自己，或把自己看成物。“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陆游的这句名诗，正道出了这种体验。这就是王国维所说：“词人之忠，不独对人事亦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这样写道：

    对每一种自然形态；岩石、果实或花果，甚至大道上的零乱石头，我都给予有道德的生命：我想象它们能够感觉。

    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得更深切：“蔚蓝的天，天空下褐色的土地、青草、绿树、动物、风雨、星辰，对我从来不是陌生的，因为我在它们之中，属于它们，和它们打成一片；我的血肉与土地是一体，我血液中的热和阳光中的热是一回事，风、暴风雨和我的激情是一回事。只有对我的同类我才感到‘陌生’。尤其在城市里。”《高尔斯华绥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最可惊异的是1983年诺贝尔生物遗传学奖获得者美国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对待她研究对象的态度。据介绍，她终身不婚，生性怪僻，独来独往，只对生物学“情有独钟”。她一进实验室就是16小时。乐此不疲。她与所研究的生物浑然一体，发生深厚的感情。甚至在休息时耳边也总是缭绕着玉米的呼唤和小草的尖叫。因而被认为是个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甚至是发疯的人物。她曾这样说：“我发现我研究染色体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大，当我真正同染色体在一起工作时，我就成为其中的一员了。我钻了进来，我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我跟它们在一起，它们变大了。我甚至能够看到染色体的内部……那使我惊诧不已，因为我真的感到好像我已钻了进去。这些染色体全是我的朋友。”她常常感到“我不复存在了，自我意识的‘我’完全消失了”。《情有独钟》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132页。

    纵观历史，艺术家们都曾写下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的体验。科学家同样有这种自我消逝的体验。“科学家们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能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并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他们最丰富的学问仍大部分来自把一件事同其他事联系起来，把客体转变为主体”，达到主客一体之境。

    生物学家对生物情有独钟，把染色体看成有灵性的东西。爱书的人也会对书情有独钟把书看成有灵性的东西。请看季羡林老是怎么说的：“我的藏书，都像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我虽然对它们并不是每一本都认识，它们中的每一本却都认识我，我每走进我的书斋，书籍们立即活跃起来。我仿佛听到它们向我问好的声音，我好像看到它们向我招手的情景。倘若有人问我，书籍的嘴在什么地方，而手又在什么地方？我只能说：‘你的根器太浅，努力修持吧，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的。’”《生活沉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7页。说书籍有嘴又有手，能向人类表达情意，这不是疯话吗？然而这却是季老的真切感受。大概季老一进书斋就犯“病”了。

    文物收藏家则对他的收藏品情有独钟，一往情深。一位收藏家说他把收藏品看做“自己抚养的孩子”。觉得收藏“就是收藏一份心情”。“每当我静静地凝视这些笔筒时，我耳边就仿佛能听见它们的诉说，诉说它们一段段平凡而又曲折的经历。此时，它们一个个在我眼中都是有生命力的。浮想之间，我常常和它们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文汇谈书周报》2008年1月18日第12版。在常人看来，这不是“疯”话，也是“怪”话了。维柯指出：“诗的最崇高的劳力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凡高说：“艺术，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这自然是他解放出来的……即使他画的是瓦片、矿石、冰块……那宝贵的呈到光明里来的珍珠，即人的心灵。我在全部自然中，例如在树木中，见到表情，甚至见到心灵。”《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223页。也正如金圣叹所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花是人，还是人是花，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是难分难解，真假莫辨了。卢梭谈他的这种体会说，当他置身在大自然中之际，就使他远离使他“感到依赖之苦的事物：这一切解放了我的心灵，给我以大胆思考的勇气，可以说将我投身在一片汪洋般的事物中……遇到合我心意的东西便与之物我交融，浑然成为一体”。《忏悔录》第一部第199页。现代派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可算是物我不分的一个突出例证。作品叙述一个推销员一觉醒来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令人怵目惊心、毛骨悚然的大甲虫。人变成甲虫，也是甲虫变成人，人与甲虫的界限泯灭了。而法布尔的《昆虫记》更是难得的好例。法布尔怀着对渺小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来描写微不足道的昆虫。在《昆虫记》里，人性与虫*融，仿佛虫就是人，人就是虫。虫人乎，人虫乎，真是难解难分了。但丁说得好，“画像者若其不能成为该物体，则不能画之”，可谓一语破的。画家布拉克也说：“一个人不应该只解释事物，他必须沉湎于物体之中而将自己变成该物体。”中国古代画论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

    丰子恺说画家描写暴风必须“自己移入暴风中，变为暴风，而与暴风共动”，和暴风一同驰驱，“欲写树木，非亲感伸枝附叶之势不可。”古人所谓“身如枯枝，迎风萧聊”正是此意。他还举例说，“三只苹果陈设在眼前，作画的人须能见其为三个有生命的人，相向相依，在那里聚首谈笑，演成一幕剧景。然后能写出浑然统一的艺术品来，若不如此，而一味忠于局部的模写，虽周详如照相，毕肖毕似真物，也毫无艺术的意味，仅为一幅博物标本而已。一把茶壶与二三只茶杯，在作画者看来，犹似一个母亲与环绕膝前的二三个孩子，演成家庭融洽的一幕。展开的书犹似仰卧的人，墨水瓶犹似趺坐的老僧，花瓶犹似亭亭玉立的少女，一切器物，在作画者看来是有生命有性格的活动。故西人称静物曰still life。”《绘画与文学》第24页。

    国画家贺天健谈他物我两忘的体验说，有一次他看奇峰，“天高高在上像着穹窿的样子四面复罩下来，平原上只有青青的草，一望无际。我卧在地上看，这时也忘记了我，只觉得我要画它还是它要画我，我又难以分解了。”《学画山水过程自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7—88页。

    创作中这种物我浑一的变态心理的体验，西方作家谈得也很多。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举过不少例子。在这一点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法国作家乔治·桑说：“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样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鹨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萤火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大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

    福楼拜描写他写《包法利夫人》的体验中有这么一段：“我骑马在一个树林里，当着秋天的薄暮，满林都是黄叶，我觉得自己就是马，就是风，就是他们俩的甜蜜的情语，就是使他们的填满情波的眼睛眯着的太阳。”

    一位现代派画家说：“风景是一种尖锐理性飘浮着的微笑。我们的空气的温柔抚触着我们的精神的温柔。色彩是那个场所，我们的头脑和宇宙在那里会晤。”见《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218页。头脑和宇宙会晤即主观和客观、心和物相融合的疆界和境界。

    当代美国艺术家弗兰克说：“当我作画时，我整个身心都集中于非我，而且一度自我解脱。我画那棵树，我就得变成那棵树，那棵树的每一个细微特点都感到有我：树身、树枝、茎干、树叶，作画的活动成为一种神灵的或宗教的体验。”当代美国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施坦说：“在我的一些演奏中，我变得精神恍惚起来，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那些鼓掌喝彩的是什么人……而且当我写作乐曲整整十四个钟头，我也不知道时光了，其中蕴含宗教因素。啊，非常非常地深刻。”《国外文学资料》1980年第4期第30页。

    所有这些体验证明，艺术家对宇宙万物主要不是自觉地用理智去分析、宰割，而是非自觉地用感情，用变态心理去综合、把握。这便是形象思维的真谛。从认识论的观点看，这是万物有灵论。即把万物都看成像自己一样有生命，有灵魂，有喜怒哀乐之情的精神实体。这是一种仁民而爱物的情怀。艺术家无不是仁民而爱物的人。杜甫有诗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人厌鸡食虫蚁，未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时无了，注目寒江倚山阁。”《缚鸡行》。这首诗表现了杜甫的仁民爱物之心。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