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

    这个世界既富裕得惊人，又贫困得恼人。当今生活的富足前所未有：大量掌握的资源、知识和技术，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我们的先人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们的世界也充满了令人惊骇的贫困和剥夺。大量的儿童恶衣恶食，备受虐待，缺乏教育，患有本不该患的疾病。每周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死于疾病。这些疾病本来是完全可以根除的，或至少可以防止其肆无忌惮地吞噬生命。根据他们的出生地点，孩子们有的能够拥有极为富足的生活和各种便利，而有的则有可能面临极度贫困。

    不同个人之间的机会极不平等，这使得人们对全球化是否能够服务于弱势群体产生怀疑。实际上，所谓的反全球化活动家，在抗议活动中所用的口号，明显地表现出对全球化的一种强烈沮丧意识。抗议者们认为，全球关系主要是相互敌视和对抗的，而不是相互支持的。受此观点影响，他们希望将世界的弱势群体从全球化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这些担心，造成了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中（这些游行示威发生在西雅图、华盛顿、魁北克、马德里、伦敦、墨尔本、热那亚、爱丁堡和其他地区），参与者喧声如雷地表达了对全球相互依赖论的批评。这些担心还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与关注。这些人也许并不想参加激烈的游行示威，但对他们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应该受到责难。鉴于这些不公平，一些人也认识到，关于全球化身份会形成什么道德力量的期望，是完全落空了。

    抗议、准确性和公共理性

    现在我想说明，将剥夺和迥异的生活前景视为是由全球化造成的灾难，而不是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失误所引起的，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安排，是全球关系密切化所可能诱发而非必然诱发的产物。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所谓反全球化的批评，有助于为公共讨论提出大量严肃的问题。它们常常可以，且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这些严肃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对事物原因做出极端的判断，可能会有几分偏颇。但这种判断很有启发性，它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解决那些严重问题。而这些严重问题，在当今无疑是存在的。

    400多年前（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的论著《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提到，“表达和提出对事物的怀疑，具有双重作用。”第一种是直接作用：它帮助我们“预防错误”。第二种则指它在发起和深化一个调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调查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培根指出，正是由于“怀疑的介入”，“那些本有可能被轻而易举、毫无疑问地通过的”问题，最终“被仔细认真地加以研究”。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