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

　　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处理这种差异时，无须立足于阿克巴和奥朗则布二人中定有一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政治态度或社会和文化上的认同，但却可以同是杰出的穆斯林教徒。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名穆斯林对异端持不宽容态度，而另一名却非常宽容，但是，两人中任何一人，均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再是穆斯林教徒。这并不仅仅因为“伊诘答”（ijtehad），或对宗教的解释，允许伊斯兰教内部存在很大的自由回旋空间；而且也因为一名穆斯林，在毫不妥协地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条时，在决定选择其他价值和优先性时，拥有很大的自由。

　　非宗教性考虑和多样化的优先性

　　鉴于今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政治上的不睦，值得回顾一下这两个群体间长期来相互尊重的历史。在第一章，我就曾提到过，12世纪时，当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被迫撤离一个不宽容的欧洲时，他在阿拉伯世界则找到了一处宽容的避难所。而为他在开罗的宫廷中提供一份令人尊敬和富有影响力职位的东道主，正是萨拉丁皇帝。鉴于他在为伊斯兰教而战的十字军东征中的英勇表现（“勇敢的理查德”（RichardtheLionheart）是他最著名的对手之一），萨拉丁的伊斯兰信徒身份不容怀疑。

　　实际上，迈蒙尼德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尽管在当今世界中，确实充满了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冲突的例证，但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们，都曾长期试图将犹太人融为当地社会群体中的安全成员，确保他们的自由——有时是领导地位——受到尊重。例如，如同玛丽亚·罗莎·梅诺克（Maria Rosa Menocal）在其《异彩纷呈的世界》（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一书中所写到的：到公元10世纪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已可与巴格达一争高下，甚至超过巴格达，而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这一成就来自于哈里发阿布拉赫曼三世和他的犹太人高官哈斯代·依本·沙普鲁特（Hasdaiibn Shaprut）的共同努力及其建设性影响。实际上，正如梅诺克所认为的，有大量证据表眀，犹太人在被穆斯林征服后，“其各方面的地位都提高了，因为他们从遭迫害的对象转变为受保护的少数民族”。

　　我们的宗教或文明身份也许确实很重要，但它只是多种身份中的一种。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基督教）究竟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宗教，还是一种尚武好战的宗教（“告诉我们，它到底是哪一种？”），而是信教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会如何将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或行为同其其他个人身份特征及其他信条和价值（如对于和平和战争的态度）相联系。将一个人的宗教——或“文明”——的所属关系看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身份，这种做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在任何一种宗教的虔诚信徒中，都既有狂热的好战者，又有和平的拥护者。与其追问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信奉者”和哪一个只是“冒名顶替者”，我们不如承认，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生活中要求做出的所有决定，包括那些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优先相关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表现和行为的问题。和平与宽容的拥护者及战争与迫害的支持者，均可属于同一宗教，并且可能都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真正的信奉者。这样说并不应被视为自相矛盾。一个人的宗教身份，并不抹杀这个人认识和所属关系的所有其他方面。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