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因此，雅诺维支这篇为克拉考尔的总命题提供了决定性支持的“一个著名故事的传奇（The Story of a Famous Story）”首先应被视作（正如容格和沙茨伯格【Jung and Schatzberg】公道的说法）一份移民文件。凭借一部代表德国默片鼎盛时期的影片，雅诺维支（和梅育一道）赢得了声誉，该文也是他为自己在美国电影界拓展空间的一次努力。
    
　　九

　　克拉考尔对《卡里加利》的分析以对单一资料来源的强调为前提，《意志的胜利》的情形则正相反。作者认为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意志的胜利》无疑是关于帝国党代会的影片，尽管大会本身也是为制作《意志的胜利》而举行，目的是借此重新点燃人民的狂热”。（第310页）这一判断被广泛引用并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尽管作者在不久前的句子中，刚刚以不那么武断的语气承认，这样的群众集会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可是，这种判断没有历史依据。首要问题并非导演在拍摄期间是得到帮助或遭遇阻碍。这些群众集会的确在仪式和庆典的综合系统中承载功能（除了通过电影献祭），仪式和庆典则是纳粹“新政治”的根基（克拉考尔本人在“群众和宣传”中如此分析）。“领袖”与社会基层的直接联系；基层被融入权力体系的错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混合。无须质疑或是弱化帝国党代会（尤其是纳粹上台后为示庆贺的前几届——里芬斯塔尔摄制）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呈现了纳粹权力结构中的关键时刻。

　　以先在的“剧作法”为基础，《意志的胜利》建筑于一个新的演出和仪式系统之上，后者是视听性的，基于特定于电影传播的模式，它本该补充并扩展与之密切合作的其他系统和活动的影响力。里芬斯塔尔的作品——以及其他纳粹宣传片——让人印象格外深刻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从生活中”挖掘素材的能力。克拉考尔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一点，他分析了（见本书增补文）关于德国对波兰和法国取得军事胜利的长片，清楚说明了它们如何运用取自新闻片的素材，而从不需要借助于场景重建。

　　对此里芬斯塔尔毫不费力地为自己辩解：除了一些短片段，《意志的胜利》是“实况”拍摄。希特勒和群众都不是在为她表演。这类事件的自主性也获得历史文献及那个时代目击者回忆录的支持。例如参加过1934年党代会的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Shirer）。他的日记于1940年出版，克拉考尔在该部分论述中也曾引用（第313页）。我们的学者熟知以上资料，也承认群众集会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可是，他任由自己倒向以下判断，他认为（以流亡者的眼光）“将现实清除出”德国历史情境是一个可怕的梦魇：“这里所展现的诸多面貌如同镜子迷宫中反射的镜像一样让人迷惑。一个虚假现实建自民族的现实生活并被当做真本大行其道。不过，这个冒牌现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只是一部企图呈现真实纪录特征的电影的外衣。”（第310页）克拉考尔遥望着德国和它的影片：纽伦堡的游行地不是为电影制作的布景。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