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亚杰

    第七章  结构主义和哲学
 
    20．结构主义和辩证法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只提到在进行结构主义研究时所引起的两个普遍性问题。人们可以把这一研究中所引起的问题的单子无限地扩大，因为这种列举的方式已经成了一时时尚，新近的哲学家再没有不跟着走的；这一时尚的新颖性，使人淡忘了这种方法在科学领域里的陈旧性，因为在某些哲学里科学是容易被忽视的。

    1．我们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显然是不得不研究的。因为，在人们专心致志于结构的研究而贬低了发生、历史和功能的情况下，当所研究的不是主体本身的活动时，这就必然要和辩证思维的种种中心倾向发生抵触。所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野蛮人的思维》一书里差不多用了整整最后一章来讨论萨特（J.P.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而且又很有教益的。对这场争论在这里加以检讨，在我们看来也是肯定非做不可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感到，争论的对立双方似乎都已经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各种科学本身的领域，结构主义总是同构造论紧密联系的，而且就构造论而言，因为有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矛盾解决”等特有的标记，人们是不能不承认它有辩证性质的，更不用说辩证倾向与结构主义倾向是有共同的整体性观念的了。

    在萨特所运用的辩证思维里，其主要构成成分是构造论以及构造论的推论历史决定论。关于这第二点，列维-斯特劳斯除了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对历史的总的批判之外，还很有道理地特别指出萨特的思想说不通，因为他把中心放在自我上，或一个“我们”上，“但一面又谴责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自我的二次幂，它的本身对于别的‘我们’又是严严实实地封闭的”（《野蛮人的思维》法文本第341页）。不过，在萨特那里，这些并不是辩证法的产物：它们只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残余，它是仍然带有哲学性质的辩证法还没有能够去掉的一种存在主义的尾巴。反之，在科学思维领域里，辩证化过程本身就含有使各种看法发生互反关系的意思。至于构造论呢，我们采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异议相反的立场，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有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保留，即萨特（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外）认为构造论是哲学思维的特权，与科学知识不同，而且他对科学知识的描绘几乎完全是从实证主义及其“分析”方法借用来的。然而，不仅实证主义不是科学，它只给了科学一个系统地歪曲了的形象，而且如梅耶森经常指出的，在哲学上最主张实证主义的学者都只限于在他们作品的前言中声明他们这样的信仰，而当他们阐发他们的经验分析和他们的解释性理论的时候，他们的做法与这个学说主张的常常几乎是相反：所以，如果我们指责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有认识论意义上的错误，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把他们的科学工作同实证主义相提并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说了之后，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辩证理性和科学思维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虽然更为正确一些，但是从对于科学思维的要求来看，仍然留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不足，必须把辩证过程所占的地位，恢复到比列维-斯特劳斯似乎希望赋予它的还要重要的位置。而且，看来很清楚，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把辩证过程多少有些低估了，这是由于他的结构主义是相对静止的或反历史主义的，而并不是因为有了一般的结构主义倾向的缘故。

    如果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确实理解的话，他是把辩证理性看作是一种“一直在起构造作用的”理性的（见《野蛮人的思维》法文本第325页及以下各页），但是有“勇敢”的含义，就是说，它建造起一座座的桥梁，向前迈进；这与分析性理性相反，分析性理性是为了理解而分解事物，并且主要是为了检验。但是，说“辩证理性……不是别的东西，而就是分析性理性……只是在分析性理性上加了点儿东西”（第326页），我们根据这样一个补充来说，并不是要强词夺理；这个补充的意思，几乎就是要把后者所缺少的创造功能或进步功能给予前者，而同时又把验证的主要工作为前者保留下来。当然，这种区别是本质性的，同样当然的是，并不存在两种理性，只有理性可以采取的两种态度或两类“方法”（用笛卡尔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但是，辩证态度所要求的构造，不仅是要在我们无知的深渊之上“建造一座座便桥”，这个无知的深渊的彼岸在不断地向远处伸展（第325页）：这种构造过程还假定有更多东西，因为时常就是构造过程本身，在同种种肯定结合起来时产生种种否定，接下去在共同的“矛盾解决”中再得到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

    这个黑格尔或康德的模式并不是抽象的模式或纯概念的模式，否则它就会既不能使科学也不能使结构主义感兴趣了。只要思维努力背离虚假的绝对性，这个模式就表现出思维不可避免的步骤。在结构的领域里，这个模式相当于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程序，巴什拉（G.Bachelard）在他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非的哲学》（Laphilosophie du non）里曾描述过这个程序。它的原理是，一个结构一经被构成，人们就对结构中能表现本质的或至少是必要的性质之一给予否定。例如，作为有交换律的古典代数学，从汉密尔顿（Hamilton）开始人们就创造了一种无交换律的代数学；欧氏几何学又被非欧几何学配成了对；以排中律为基础的二值逻辑，则有布劳威尔（Brouwer）否认这个原则在无穷集合情况下的价值而用多值逻辑来补充，如此等等。在数理逻辑结构的领域里，这就几乎成了一种方法：有了一个已知的结构，人们就企图用一个否定的体系来建造出各种互补的体系或不同的体系，然后人们把它们汇集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在格里斯（Griss）的“没有否定的逻辑”里，一直到否定本身也这样地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当问题是要决定，象在有限的基数和序数之间、在概念和判断之间等等的关系之中那样，究竟是系统A导致系统B，或者是相反系统B导致系统A时，人们可以肯定，最后总是要由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辩证圈来取代线性的先后关系或前后联系的。

    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范围里，情况是类似的，虽则这种类似的情况是从康德称之为“现实的矛盾”或事实上的矛盾中衍生出来的：是否还需要请大家回忆光学理论的微粒观点和波动观点之间的摇摆，回忆由马克斯韦尔在电与磁过程之间所引进的互反性关系等等呢？在这些领域里，如同在抽象结构的领域里一样，看来的确是，辩证态度构成了建立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方面既是对分析的补充，又是和分析不可分开的，甚至也是为了形式化所不可分开的：列维-特劳斯小心翼翼地同意要给分析性理性“加点儿东西”，这些东西要比“建造便桥”多出很多，而且无疑就是要用著名的“螺旋形”或不是循环论证的圆圈来代替线状模式或树形模式，这种螺旋形或不是循环论证的圆圈非常近闲于发展程序上所特有的发生圈或相互作用。

    关于这第一点，阿尔杜塞做了两点重要的说明（从中他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我们不发表意见——这就是关于青年马克思具有黑格尔主义的论点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多半是从康德甚至还有费希特所提的问题出发的）。第一点，它和第二点是有紧密联系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与唯心主义相反，思维就是一种“生产”，是一种“理论实践”，它主要不是个别主体的产物，而是一个有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参予的紧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对马克思这段著名文章的解释，其中把“具体的整体性”作为“精神上的具体”（Gedankenkoncretum）看作“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概念作用的产物”。

    我们从阿尔杜塞那儿要汲取的第二点说明，就是马克思学说的辩证矛盾与黑格尔的辩证矛盾没有关系。黑格尔的辩证矛盾最后归结为对立面的同一性（identite）；而对于马克思说来，它是一种“超决定作用”的产物，如果我们确实理解的话，那就又是不可分的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产物。同样，阿尔杜塞还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也是不同的。

    于是，就是这种社会方面的超决定作用（相当干物理中因果关系的某些形式），引导阿尔杜塞把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或者说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广义他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机器，都纳入一个转换结构的系统里，他并且努力地为这个转换结构系统提供连结的关节和形式他的原理。有人指责他搞形式主义；但是，人们的这种指责不过是平常对于任何严肃的结构主义发出的没有根据的责难而已。有人反对阿尔杜塞，主要是在某些人看来，他好象没有给人的地位以足够的重视；可是，如果说重视“个人”的价值（可叹的是个人的价值太经常地被同个人自己的价值混淆了！)不如重视动作的构造活动即认识主体的构造活动，那未把知识的特点看作是一种生产这个事实，是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牢固的传统之一相符合的。

    至于谈到历史的结构与历史的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戈德利埃在一个非常清楚的注解里指出，仍然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如果我们把社会结构比作数学范畴（事物的种种集合以及它们的可能的“应用”：见第6节的最后部分），那末人们就能够确定哪些功能是与结构相符合或不相符的了；可是，还要知道，在形成一个系统的全部结构中，各结构之间互相结合的方式怎样会“在被连接起来的诸结构中的一个结构内部引起一个主导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结构分析还有待完善，但是，这要与历史的转换和发生过程的转换密切结合来进行。从这种观点出发，戈德利埃（以非常卓越的方式补充了阿尔杜塞对马克思的矛盾论所进行的分析）的确强调指出了，“对于结构的研究要优先于对结构的发生过程和结构演化的研究”，他并且注意到：马克思自己把价值理论放在《资本论》的开头部分，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况且，我们也看到（第12和13节），即使在心理发生学的领域里，发生也从来只是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过渡，这个过渡解释了第二个结构，而同时，对所有这两个结构的认识又是为理解这个作为转换的过渡所必要的。但是，他得出的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值得一提，因为这个结论也概括了我们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见，以及整个这本书的总观点：“要使人类学向历史学挑战或历史学向人类学挑战，毫无成果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起来，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立起来，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归根结底，人的‘科学’的可能性将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的规律的可能性上面……因而也就是建立在推广结构分析方法的上面，结构分析方法已经成了能够解释种种结构变化和演变的条件和解释结构的功能的条件了”（见前引《现代》杂志同书第864页）。结构和功能，发生和历史，个别主体和社会，在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里，在这种结构主义使它的分析工具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就都变得不可分割了。

    21．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富科先生在其《词与物》（Lesmots et les choses）这本书里，从相反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令人吃惊的例证，这本著作的文笔多姿多采，充满了叫人预想不到的光辉思想，渊博的学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关于生物学的历史，但是就心理学的历史而言，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但是，这部著作从通常的结构主义里只保留了些消极方面。在他的这本“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该书的副标题）里，除了主要与言语有联系的概念原型的探究之外，我们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富科主要抱怨的是人；他把人文科学看作只是一些“突变”——即“先验性历史性的”或“认识阶层（“episteme”，［译者按：富科所起的名词]）的暂时性产物，这些“突变”或“认识阶”是在时间的历程中毫无秩序地相继而来的。实际上，这种对人的科学研究产生于十九世纪，到它寿终正寝的时候将要消亡，而没有人能够预见将要由那一类新的“认识阶”来代替它。

    富科是好奇地到结构主义本身里去寻找这种行将消亡的理由之一的。结构主义给了“可能性，也提出了任务，用构成形式化的言语来使古老的经验主义理性纯化，并从先验数学的种种新形式出发来进行第二次纯粹理性批判“（第394页）。其实，在这样推广言语本身的能力时，“当把言语的各种可能性推向极端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人‘完了’。人在到达任何可能有的话语的顶峰时，所到达的并不是人自己的中心，而是到了人的极限的边缘：这就到了死神在徘徊、思想在熄灭、起源时的许诺被无限地推迟的这个区域”（第394-395页）。可是，“结构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它是现代知识令人不安的觉醒了的意识”（第221页）。

    各种怀疑主义认识论的真正作用，是要在动摇原先的舒舒服服的立场的同时，提出新的问题来。当然，我们是希望富科能够促使出现一位未来的康德，能够把我们从教条的沉睡之中拉到第二次觉醒之中的。我们特别要期待的是，这位作者的具有革命意图的著述能给我们提出对人文科学的有益的批判，对于“认识阶”这个新概念给出足够清楚的阐述，并对他自己的结构主义的限制性概念有一个论证。可是，这三点我们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他巧妙的陈述之下，我们只找到不可胜数的断言或省略，作者有意要让读者尽可能地来进行类比，以求找到示范的例证。

    例如他说，人文科学不仅都是些“伪科学；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并使它们扎根在现代‘认识阶’里去的那个外形，同时也就使它们无法成其为科学；而如果有人又要问为什么人文科学还是得到了科学的称号，那么只要请大家回忆一下，人文科学之需要并且接受从一些科学借来的某些模式的转让，其原因就在于对人文科学的根源所下的考古学定义”（第378页）。如果有人现在就向这些出乎意料的断言要求证据，那未只能找到以下这几点证据：1）“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的外形”是由富科所发明的一个“三面体”（第355-359页），三个面是a)数学和物理科学，b)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它们都不是人文科学（第364页），c)哲学的思考。2）因为人文科学既不是a，也不是b，不是c，所以人文科学就不是科学：C.Q.F.D。（证明完毕）。3）至于人文科学为什么相信自己是科学，“对它们的根源所下的考古学定义”很容易就能说明这点，因为富科的“考古学定义”，就等于事后讲述发生过的事情，就好象这一切早就能从它们的“认识阶”的知识里先验地推论出来似的（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被人思考过的东西，还将被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另一种思想再来思考的”，第383页）。

    事实上，富科的人文科学批判，通过给人文科学下一个任何人文科学的代表学者都不会接受的限制性定义的方法，有点把任务减轻了。例如说：语言学不是人文科学，属于人文科学的仅仅只是“各个个人或社群理解词等等的方式”（第364页）。科学的心理学是从十九世纪“工业社会强加于个人的新规范中”诞生的（第356页；我们倒真想要知道是哪些新规范！），于是，科学的心理学的生物学基础就被干脆砍掉了。从这种心理学中只留下了对个人表象的分析，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不会以此满足的；当然还留下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富科所以欣赏它的价值，尤其因为它宣告了人的终结，意思是指人的意识作为享有不应得特权地位的研究对象的解体。不过，富科在这里忘记了整个认知生活是与同样也是无意识的结构联系着的，而结构的功能作用重又把知识与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果这个片面的批判是为了一项发现而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算不得怎么太重要的。初看起来，“认识阶”的概念似乎是新颖的，并且包含着一种也许会受欢迎的认识论结构主义。他的那些“认识阶”并不形成一个康德学说意义上的先验范畴的体系，因为他的“认识阶”与康德的先验范畴相反，而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的精神”也相反，这两者都既是必然的而又是永久存在的；他的“认识阶”却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互相接着产生的，并且还是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来到的。它们不是从简单的心智活动习惯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关系的体系，它们也不是在科学史上某个时刻能够推广的带有限制性的思想方式的体系。它们是些“历史上的先验性”，象先验的形式一样是知识的先决条件，可是，它们只延续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当它们的命运终结时就让位给别的“认识阶”。

    阅读富科关于被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区分出来的“认识阶”的分析时，很难叫人不联想到库恩（Th．S．Kuhn）在他关于科学革命的著名著作里所描述的“范型”（paradigmes）。初看起来，富科的企图甚至显得更为深刻，因为他的企图是有结构主义的雄心的，而且还因为如果他的企图成功了，就会导致发现真正的科学认识论的结构，把一个时代的科学的种种基本原理相互联系起来；而库恩只限于描述这些结构，并对已经引起突变的各种危机做历史的分析。不过，要实现富科的计划，就应该有一个方法；可是他不去问在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下人们有权认为一个意义明确的“认识阶”真正在起作用，以及根据什么样的标准人们就可以把不管什么人按照在解释科学史时的不同方式所能够建立起来的某一个别的不同的“认识阶”体系，认为不合规定。富科只是相信他的直觉，并且用想当然的思考来代替任何系统的方法论。

    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两种危险：第一，在赋予一种“认识阶”的性质之中有武断性，用一些性质来代替有可能选上的另一些性质，而有些则尽管重要却被删除掉了；第二，属性会具有异质性，被假设是紧密相关的属性，它们却属于思维的不同层次，虽则在历史上说是同时的。

    关于这些障碍的第一点，上文提到的代表当代“认识阶”的那个三面体，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武断的。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富科本人给了自己一个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区分人文科学的权利，他把语言学和经济学从人文科学中删去，除非当这二者不是涉及到所有人而是涉及到个人或有限的社群时：而心理学和社会学还是在三面体的内部徘徊，不能有一个稳定的地位：我们看到，富科以他自己的方式修改了的那个“认识阶”，就是富科自己的认识阶，而不是各种科学潮流中的认识阶。另一方面，他所主张的三面体是静态的，然而当代科学的基本特点，乃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作用组成的整体，这些相互作用趋向于赋予系统以一种具有多种交叉的环状形式：热动力学X信息论，心理学X动物行为学X生物学，心理语言学X生成语法，逻辑学X心理发生学，……等等。最后，哲学的思考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方面插进去，其实科学认识论越来越成为每一门科学内部的东西，它的情况愈来愈依靠各科学的环本身和不断变化着的学科间的关系（这正是书上第329页那个断言所蕴涵的内容，即人这个“奇怪的双重物’’具有“经验-先验”的性质）。

    至于富科的“认识阶”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它内在的异质性，这在第87页的表上特别看得清楚，那就是把十六、十八世纪的“认识阶”归结成线性次序和分类学式的树形次序。事实上，分类学属于相当初级的逻辑“归组”（参看第12节）的结构，但有包括由远及近的构造过程（邻近性）在内的许多限制。然而，当生物学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时，数学思维从十六世纪起就进入了微积分分析的阶段，并且具有了相互作用的模式（已经丝毫没有线状性质了），例如牛顿第三定律的相互作用模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断言所谈到的是同一个“认识阶”，借口说是具有共时性的性质，这就干脆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了！而富科是打算靠他的智慧活动“考古学”把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这也就是置水平的不同于不顾了，而在这里很明显地有着两种不同的水平。

    这个不同水平的主要问题在富科的著作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这个主要问题与富科个人的“考古学的”“认识阶”是相反的。为这个对不同水平的否定所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认识阶”的先后顺序问题，因此就变得完全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且这是有意要这样的：“认识阶”的这位创造者对这种情形似乎还表现出某种满意哩。事实上，先后出现的“认识阶”相互间是不能从这一些中去推论出那一些来的，既不能从形式上去推论，也不能从辩证法上去推论；它们相互之间也不能以任何演变关系彼此继续，既没有发生学上的演变关系，也没有历史的演变关系。换句话说，理性的“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就是，理性的变换是没有理由的，理性的结构是通过偶的突变或暂时的涌现而出现和消失的；而在当代控制论的结构主义产生之前，那时的生物学家正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突变的。

    因而，把富科的结构主义称为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就并不过分了。他从静态的结构主义中保留了所有消极的方面：对历史和发生的贬低，对功能蔑视，而且迄今还无人可与之匹敌地也否定了主体本身，因为他认为人很快就要消失了。至于积极的方面，他的结构只不过是些用形象表现的图式，而不是必然以结构的自身调整来达成守恒的转换系统。在富科有目的的非理性主义中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求助于言语，因为言语是外在于个人的，所以把它看作是支配人的：但是，“言语的存在”对于富科来说仍然有意地要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他只是喜欢强调语言有“谜一般的顽强性”（第394页）。

    富科的著作，虽则具有那种破坏性智慧的尖锐泼辣，却并不因此就减少它无与伦比的价值：这部著作明显地证明了，想要把构造论和结构主义割裂开来而得到前后一贯的结构主义是不可能的。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