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艺术学院《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课题组
刘伟冬 居其宏 沈义贞 方仪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终极意义上，国家必然消亡。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出现直到可见未来，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存在，并且成为古今中外艺术家之精神召唤、文化归依、艺术抒咏的诗意家园。因此，当前学术界对于国家概念、国家意识、国家形象的呼唤以及艺术作品塑造我国国家形象诸范畴的讨论，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性这一国际语境下提高国家软实力、对内增强全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对外弘扬我国国家形象的现实需要；在这场讨论中，我们提出“中国艺术与艺术中国”这个命题，意在通过中国艺术塑造“艺术中国”，在当代各类艺术中自觉承担起艺术地塑造中国形象的神圣使命，从而以更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更精湛的艺术创造，参与到当代中国全面构建国家形象的宏伟任务之中。
艺术作品与国家形象的现实思考
在当前关于全球化语境中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个性、文化走向等诸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较有代表性。一种认为，随着全球化所推进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民族文化也将相应地趋向同化，甚至认为，由于美国在世界各领域的霸权地位，所谓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实即美国化；另一种意见由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所提出，在他看来，未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应以世界各国的文化冲突为主导特征，并且，这种文化冲突还将愈演愈烈。
对于上述这两种意见，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所谓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实质昭示的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个性正在以美国文化为导向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地、大面积地流失，而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冲突加剧说其实是针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为维护本民族文化所作的各种努力，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上，为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所作的理论辩护并为之出谋划策。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住自己的文化传统、资源与个性，如何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彰显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伸张自己的文化诉求，以及如何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同时为整个世界文化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而有关“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的探讨以及“中国艺术与艺术中国”这一命题的提出，也正是中国艺术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一、 理论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界定
所谓“国家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已有若干探讨，综合考察各家的学说，关于国家形象的阐述，较早也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 ；在其后的探讨中，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 的意见比较普遍；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构成国家形象的基本要素应包含物质要素、制度要素和精神要素三个方面：所谓物质要素，“是指支撑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各种物质要素的总和。其中既包括疆域、人口、自然资源，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体育等综合国力要素”；所谓制度要素“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实行上述制度的各种机构设施以及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形式等”；所谓精神要素“包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国家形象在国内民众的文化心态及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 。
综合上述意见，结合“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这一具体论域，我们认为，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以该国的物质要素（包括自然、地理、民族及物质生产等）、精神要素（包括政体、国防、教育、科学、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等）为内在基础、能引起关于一个国家整体想象的特定的具象符号。
二、国外公众与中国形象
作为备受世界瞩目的东方文明古国和当代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外公众心目中已经形成了某些特定的形象符号。
根据不少学者的考察，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论者认为，“早期（14至16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多半是传奇和历史的结合，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中国）世界是一个神秘、奇幻、瑰丽的乐土”，17至18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展现在欧洲人面前的首先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文明之邦，遂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想的天堂”。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英国作家笔下出现了另一种否定性中国形象，“在他们看来，中国无异于一个野蛮、愚昧、异教的民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形象要么缺乏了解，要么就是出于其战略利益需要，有意丑化中国形象。如英国媒体在编辑方针上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常常“将中国描绘成落后、缺少民主、腐败成风、问题成堆的国家” ，而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也“一直是消极、负面的，还经常用容易引起美国人敌意的标题、词汇或漫画” 。
针对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隔膜甚至歪曲，我国学术界也曾从多方面予以批驳并提出过种种认识或设想。如有论者认为，目前对我国的形象定位大致应包括：“一，改革开放的形象；二，社会主义的形象；三，安定团结的形象；四，‘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五，爱好和平的形象。”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侧面聚焦为‘和平崛起’四个字，这正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目标所在。”
国外、特别是西方公众对于中国形象的隔膜和误解，从一个特定侧面强化了通过中国艺术塑造“艺术中国”这一宏大使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真正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经典足以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及民族、语言和文化隔阂，把一个“艺术中国”的诗意形象袒露在世界人民面前；这样的艺术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和潜移默化的，在它面前，善良人类对我国国家形象的种种偏见、隔膜和误解之逐渐被感化、被消融、被澄清，犹可期也。
三、塑造国家形象：全球化语境中艺术作品的重大使命
如何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需要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所有的领域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严格地说，近年来我国对“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研究与具体操作更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新闻传播领域，而对文学与艺术这两个重要方面则有所忽略。事实上，塑造国家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国今后的一切文学艺术不可回避的、首要的、长期的使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古典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一直到新中国的诞生，近、现代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也曾有过一些言说，比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就曾提出过“少年中国”的主张。但总的说来，在现代艺术实践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构建实质一直处于自在自为的阶段。即这一阶段的艺术作品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中国形象，却并没有有意识地追寻国家形象的构建。
（编辑：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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