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广电总局11月28日下发《〈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决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每集电视剧中间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东莞时报》封面将此概括为“禁插令”，一时成为纸媒热语，继“限娱令”之后，包括新华社在内的非广电系媒体再向异议者提供渠道，批评此种“一刀切”的方式粗暴懒政，违背市场规律。
不过，根据网络调查和媒体报道摘录，投票支持“禁插令”的观众却占绝对多数，例如新华网11月30日那组数据：“93.4%的网友支持广电总局禁止电视剧插播广告，1.21%的网友表示反对该举措，3.96%的网友表示不应一刀切，另外1.35%网友没有明确意见。”于是，那些信奉自由选择的知识分子在《“禁插令”出台，我们还有好电视剧看吗？》中对此哀叹：“民意的未必都是理性的。”
不过，当2011年最后一个月到来时，这些喧嚣又被另一些更加紧要的话题遮蔽了——中国经济向何处走？本届政府紧缩政策的得失一直是坊间讨论热点，房价走势更是万众瞩目。12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头版上，自上而下的标题分别是：“存款准备金率三年首降，货币政策缺口松动”、“夏斌：微调不是放松房地产调控”、“泡沫散去：鄂尔多斯楼市坍塌，沮丧的草原炒房客”，以及背景消息“A股集体暴跌”、“发改委上调销售电价”。
这一系列来自经济政策层面的风声催生人们日渐加深的担忧，还是这份专业报纸，在次日讲述“松”“紧”之妙：“你无法忽视半个百分点的作用。欧洲还是那些欧元，股市还是那些股票，房子还是那个房价……但一夜之间，人们仿佛就看到拐点了。这一切，只因中国和欧美六大央行将货币刻度挪动了半个百分点。”
及至周末，另一份财经媒体《中国经营报》宣布：“住建部已知会相关地方政府，对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需在到期之后延续‘限购令’。”，同时，另一份来自央行的报告更成为多家网站头条：《房价拐点初现端倪，担忧诱发恐慌性抛售》。
二
中国官方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再下一城，新华社周六引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宣传局通报，称“近期网上流传的所谓‘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等信息，已经有关部门查明均属谣言，多名捏造事实、编造和传播谣言者已被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拘留处罚。”被杀鸡儆猴的例子还有“武汉大三女生求职时被割肾”、“玉溪将发生8.6级大地震”、“黔西部分乡镇儿童被抢劫盗肾”、“海南支教女学生被灌醉轮奸”等。宣传官员们宣布，这些一度成为微博热点、激发人们哀叹中国社会黑暗的消息，“经查证也均属编造，有关部门正在追查编造谣言者的责任，并将依法予以惩处。”
人民网配发《禁除网络谣言当施“刮骨疗毒”之功》、新华网配发《拿起法律武器向网络谣言“开战”》，中共中央机关报亦在周五刊出评论，呼唤“自媒体时代的自律和他律”。赞扬了微博在“郭美美事件”和“故宫十重门”中的重要作用后，文章亦写明“并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会把赞赏的掌声献给自媒体”：“谣言不是自媒体的主流，但其危害也不容小视。‘艾滋女事件’等，对个人造成的精神损害难以弥补；‘浙江某学院党委书记开房被抓’等，损害到领导干部群体的形象；而‘碘盐防辐射’的谣言，更在短时间内引发抢购风潮。”
在承认自媒体有“自我净化”功能的同时，《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更强调“近5亿网民与9亿多手机用户，十几亿支麦克风、十几亿个自媒体，难免会有杂音”，于是，“正如指挥、纠正跑调的音符，合唱才能更和谐、更美妙，要让自媒体更好地发挥媒体作用、承担媒体责任，他律同样重要。”根据作者的说法，他律者包括“每一位严格自律、抵制谣言的网民，每一家秉持‘真实、客观、公正’原则的媒体，每一个正视网络舆情、积极应对、及时回应的部门。”
对那些开辟“网眼”版的都市报晚报来说，原文摘抄真假莫辨的网上信息以获取关注度的“好日子”大概是到头了。十余年来，那些满腔热血的丑闻揭发者从大江南北发回的贪腐故事支撑了中国都市报的崛起，并激发网络监督成为官员们不可小视的公众力量。不过，在中国受众整体媒体素养低下的现状下，这种“丑闻偏好”也的确致使一些人过于悲观乃至偏激，并与试图倡导“好风气”的中国官方产生相互信任危机。
现在，舆论导向再一次被中共官员强调，而且是来自被广泛认为最“开明”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1月29日的封面版上，《南方日报》通报这位地方大员的最新指示：“形成引人向善的良好风尚。”
根据这份广东省委机关报的说法，在痛心于小悦悦事件、南海弃婴事件后，这位本地最高领导人开口赞扬“接力救人”报道：“汪洋要求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群众中道德模范典型的宣传力度，坚持正面报道，多报道‘好人好事’、‘好人有好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吸引大众眼球肆意放大社会的阴暗面和丑陋面，给人民群众造成‘做好事不得好报’、‘做好事惹火上身’等错觉，从而毒化社会的道德环境。‘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的社会风气也要靠大家讴歌和鼓励好的现象，从而才能遏制不好的现象。’”[NextPage]
对“新闻自由”的坚定信奉者来说，显然不会认可“多报道‘好人好事’”的宣传论调，不过，来自汪洋的此番指令，即便是被讥为“汉奸媒体”的《南方都市报》也不能出言相辩，记者编辑们更要面对来自人民网在12月2日的不点名斥责：《热衷于低级趣味的媒体怎能树立庄重的公信力》。作者秦川写道，“这些媒体的迷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庸俗、低俗和媚俗；二是为了吸引眼球故意放大社会阴暗面和丑陋面；三是炮制虚假新闻，或者在炒作过程中罔顾事实，伤害真实细节。”
“八毛门”是第一个被例举的反面典型：“八毛钱治病事件中，一些媒体的表现并不光彩，还没有弄清事情真相，就‘听风就是雨’，推波助澜，把矛头指向医院，对医生进行道德批判，并挑起公众的愤怒情绪。事实证明，患者夸大其词，后来为自己的轻率行为公开道歉，而一些媒体也为自己的盲信付出了代价。”
同期，根据央视评论员王志安的微博宣告，他已经与摄制组同事来到《深圳晶报》，试图采访那位第一时间报道缝肛门事件的记者，但被拒绝。于是，这位《新闻调查》主持人引用了当事助产士的话“我敢用我儿子的名义发誓，我绝对没有干过。他敢用他儿子的名义发誓吗？他不敢。”然后毫不掩饰对这位同行的鄙视：“我们手上有不少这位记者当时的视频素材，大家等着看播出的节目吧。”
另一个被诟病的媒体报道偏好就更加家喻户晓：“老人摔倒反诬救助者”。人民网评论感叹，“不少媒体故意放大救人的危害性，给人一种错觉，好人做不得，这种错误的导向带来的可怕后果就是，更多的人不敢见义勇为。事实上，纵观近年来发生的所谓的反诬救助者事件，不过十余例，这种现象是个别，极其偶然。我国有数亿老人，每天发生老人摔倒后被人救助的事件举不胜举，选择性地报道，仅仅盯着几个孤独的个案，就大加感叹道德滑坡，这是不公允的。类似事件一旦过于放大，过度阐释，就会造成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失去互信。”
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地《北京日报》上，这种批评更成为周五“七日谈”头条，《舆论应守护“好人有好报”的社会信心》：“许多人已经习惯用‘道德滑坡’之类说法表达对自身际遇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已经习惯基于某一新闻事件来描述整个社会道德生态。但很多事情表明，今时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爱心和正义感。众声喧哗地一味抨击社会风气、渲染道德危机，很可能无益于改善社会风气、扭转道德危机，反而会深深伤害许多人对‘好人有好报’的信念。 好的风气不是骂出来的，道德之心和善良之心其实一刻都没有走开，它仅仅是需要更多保障、更多信心。”
与汪书记南北呼应，首都市委机关报强调“好的风气不是骂出来的”：“一方面要以制度巩固大众向善的信心，另一方面舆论环境亦应承担起同样的公共责任……一段时间以来，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点击网页，总能发现一些人感染了坏消息综合征。似乎言捐款必黑幕，言‘老人摔倒’必‘无人扶’，言大学生必‘蚁族’，言婚姻家庭必‘不在自行车后面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小三泛滥，社会对此还越来越宽容’……不能不说，这些报道即使所言是实，但这种新闻看得多了，很难不加剧人们‘好人没好报’、‘做好事难’的恶劣感受，结果是更多人只愿做一个社会风气的批评者，而不愿、不敢去做一个美德的践行者。”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