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拉。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第一次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满是屈辱与希望与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的史诗？
昆德拉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景凯旋偶然间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那是一九八六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充满兴趣。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极权主义是他最深刻、却有不知如何言说的经历。他的父亲与母亲，不管多么热心于新中国的建设，却因青春时的偶然经历，成为了“叛徒”与“特务”。在最敏感的童年，景凯旋感到了无尽的歧视、残酷与荒诞。他还需要隐藏自己的困惑与愤怒。
很多人和他想得一样，但没人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四五事件”传到他正在读书的重庆，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北京的青年也充满不满。在一次下乡劳动时，听到政治老师无意中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又是一阵狂喜——“原来和我想的一样”。
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在文革后涌现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景凯旋总觉得欠缺了力量，它们太浅了，像是一幕幕孩子气式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剧，既未触及到更大范围的体制问题，更没有进入深层的个人内心。外来作家弥补了一些缺陷，布拉格的卡夫卡与巴黎的萨特描述出那种荒诞感，而最为震撼则是来自苏联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纪实体似的小说中弥漫了令人窒息的恐怖与压抑，他竟可以使用如此冷静的语调。
除去令人窒息的苦难，共产主义经验还蕴涵着另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似乎轻易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洪亮与辉煌的口号下，是混乱的逻辑、思想与情感的空洞。而个人则被弱化成动物与工具，他遵循刻板的教条，或干脆像是降低到动物本能，一心趋利避害。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荒诞感，充斥着道德的灰色地带，个人普遍感到无力。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中，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纯粹为了满足男人的好奇心，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参观，一切都很自然。“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景凯旋回忆说，“但它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昆德拉不仅提供了理解极权文化的新视角，还充满阅读快感。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现性描写，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显突兀。或许正因这些性描写，出版社编辑狐疑地打量景凯旋，书的内容和眼前这个拘谨、有点土气的翻译者很不相符。
一九八七年，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了，他与湖南作家韩少功（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者），成了昆德拉在中文世界的最初引介者。一年后，米兰·昆德拉还带动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热潮。这一年十一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世界文学》报道说“代表们指出，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尽管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逐步摆脱了文学创作中教条主义后，都先后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大家普遍认为，东欧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东欧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这篇报道还说“代表们在如何译介昆德拉作品的问题上陈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有谨慎态度。另一种意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
“广泛介绍”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而发言者们也会很快发现他们对于东欧文学现状所知是多么浅薄。当出版社试着去寻找捷克大使馆寻求版权帮助时，得来的是生硬的拒绝。自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一直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流亡者，一个捷克政权不欢迎的人。
捷克外交官和中国编辑也很快发现他们的态度都需要改变。中国与整个东欧，都站在一股新的历史风暴之前。
这场风暴之后，昆德拉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九十年代初，他的所有小说、包括论文都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学者们则编辑了关于他的论文集，景凯旋翻译的《玩笑》、《生活在别处》都在其中。他不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也进入普通读者的流行用语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昆德拉最喜欢使用的媚俗（Kitsch），都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似乎经过了那短暂激昂与血腥之后，人们突然在昆德拉玩笑式的口吻里、在他半哲学化的论述里，找到了某种解脱。他的“轻逸”、他那些沉溺于情爱与性的主人公、他对政治的厌恶、还有他对于“遗忘”的解释，似乎都契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中国作家王朔的嘲讽精神，都变成了治疗民族精神创伤的良药。
在南京东区的居民楼里见到景凯旋时，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常工作是汉语教学。他消瘦、质朴，很意外我追问起往事。年轻一代不太了解他与米兰·昆德拉的联系了。二零零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全集。它装帧精美，再不似当年的蓝、绿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的小开本。它还标榜全部直接翻译自法语（自流亡以来，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而他之前的捷克语小说最佳译本也来自法文），再不像当年的韩少功、景凯旋都是从英文转译。它的首印量达到一百万册。对于新一代的读者们，极权下的荒诞、戏谑的性描写，还有道德上的悖论，可能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他是全球消费体系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新全集似乎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遗忘”特征，它时尚、端庄，也带有着对那个粗糙、但更富激情时代的蔑视。[NextPage]
二
我从来不是昆德拉的热烈追随者。他的敏感让我着迷。他通过性爱、记忆这些最私人的角度，帮我们了解一种体制的情感与内心。不过，我总感觉他太轻快、太聪明了。
吸引我来到南京的，不仅是景凯旋与昆德拉的故事，更是他在一年前翻译出版的《地下》。它是一本东欧作家的文集，主要出自七、八十年代流传的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经过骚动的六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某种停滞与更深层的压迫。这也是个内在流亡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无力直接反抗极权，就转为地下的、精神上的反抗。他们组织读书会、出版地下杂志，试图建立起一个隐蔽的交流空间。他们的写作也因此建立了特别的风格，它内省、历史感、充满隐喻。
我忘不了景凯旋在序言里引用的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一个隐喻——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他们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睡眠呼吸就是一种犯罪。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这个隐喻不仅是彼时东欧人的写照，也多少象征了当代中国。只不过，我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糟糕的水下生活里，还有无穷的彩色的霓红灯分散和麻痹我们的神经，它是民族自豪、是中国崛起、是水景住宅、奔驰跑车，是夜总会、麻将馆、各种选秀表演……但终究，我们是在水里生活，都患着风湿病。
“我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的变化提供另一种建议”，景凯旋这样说起这本书的初衷。比起昆德拉的小说，这些更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无疑更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其中一位捷克作家米兰·简曼还严肃的批评了昆德拉。他要说明，流亡中的昆德拉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刻意的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的眼睛早就看清了关键的时刻，明确而光明正大地与政权拉开了距离。”但事实远非如此，昆德拉曾热情的拥抱了整个政权，他在五十年代写作了激情洋溢、空洞无物的诗歌，他也曾在相对宽松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他与整个政治系统的共生关系，比他愿意承认的深入与复杂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小说里，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疏离的先知。
这是一篇不无简单化的文章，它却道出了这本文集的动人之处，它在谈论道德勇气与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机智与聪明。也借由翻译这本文集，景凯旋回到了他更钟爱的传统，它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英雄传统，他要直面苦痛，而非逃避。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太过轻浮了。
他与后来加入谈话的他的妻子，都不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意地回避这个时代。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从未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反复思考，该用何种方式表现这个人与民族的创伤。甚至回忆起被知识分子普遍浪漫化的八十年代，他们用“晃荡”来形容。倘若没能清理这沉重的记忆，怎能开始新生活？他们都看到普遍的人性丑陋与恶，该怎么消化这种恶，令它们既诚实又有审美上的超越性。又该怎样理解中国式的功利主义与灵活性，那些街坊邻居，昨天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就相互置于死地，明天又和睦相处。
他的书架，像是南京的小小飞地。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谁能把他这么多东欧作家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但你又感觉得到，这种收集又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痕迹，它是零乱、随机的，缺乏系统性，但同时它们有因一致的精神性而相互关联。
《地下》最让我赞叹的不正是作者们表现出的对精神性的追求吗，甚至某种绝对性，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这显得尤为关键。这也常被视作昆德拉与他的同胞哈维尔的最重要区别。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