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在北京有这么一场香港艺术家到北京搞的交流活动。在那个活动里面，我们香港去的艺术家显得好像很没出息。为什么呢？就像北京的艺术家艺评人所说的，香港的艺术好像怎么几十年如一日，当年很前卫很新锐跟先锋，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在搞那一套。这一点我非常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创新，所谓的前瞻这些东西，有时候作为一个艺评人的经历是我了解的，这些东西与其说是艺术家自己做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艺评人帮忙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你需要一套论述去告诉艺术家，你该往哪里走，甚至告诉艺术家，其实你已经走到哪里去了。而香港最缺的就是艺评人，而香港的艺术家最缺乏的就是诉说自己作品的能力。
不过坦白讲，话说回来，香港艺术家好像也并不太关心，自己该往何处去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对这个问题谈的就相当透彻，《波希香港 嬉皮中国》，它的作者是廖伟棠。廖伟棠是一个在香港非常著名的诗人，是三十四代里面最出色的一个诗人、摄影师跟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几乎在两岸三地都得过很多很多的奖赏了。他这部书《波希香港 嬉皮中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身为香港人，或者说叫做香港的新移民，应该这么讲，因为他在珠海出生，来到香港，后来他又到了北京住过好多年，当时正好赶上了北京的文化气候十分热闹的时候，我讲的是次文化。后来又回到了香港，现在沉静下来，总结了一下在这两地奔走的经验。
在这里面他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的精彩，这篇文章就放在这本书的开头处，叫做《回家不回家》。这里面他提到一件事，就说到香港有一个老牌的实验乐团，这个实验乐团就是我们香港的一些喜欢音乐人很熟悉的叫做盒子。这个盒子是两个人组成的，一个是华人拉小提琴的，他是在美国学现代音乐回来的龚志成，还有一个英国人彼得。这个彼得给自己改的名字叫做彼得小话。这个彼得小话是个怪才，他玩音乐，但是他主要的谋生方式不是玩音乐，而是什么呢？是画鼻烟壶。我们知道这个鼻烟壶瓶子里面那些画，得拿笔伸进这个壶里面在内部去画，他就干这个，起码当年他是干这个。然后这个盒子乐队过去在两岸三地里面，可以说是个先锋型的电子乐队实验乐队。但是后来慢慢的很多人开始在问，它到底该往何处去呢？你看不出来。然后廖伟棠在这里就说了，“不知道从哪里来无所谓，但为什么要知道到哪里去呢？这也许就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就说，“现在北京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北京艺术音乐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我的北京艺术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老实说，这让我感到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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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专业艺术家的北京看来，香港艺术和艺术家都像玩票似的，他们不知道怎样经营自己，在国际艺术圈上基本没有地位，作品没规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然客观的说，这也许是香港的经济环境造成的。作为艺术家你饿不死也不可能发达，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维持生计，这使你不能孤注一掷玩狠的，玩狠的也没有用，没人当回事。这就是香港的现象，所以香港极少职业艺术家，大部分艺术家都是有个正常的工作，职业。比方说这里面提到另一个人，我也认识的一个很有趣的画漫画的漫画家，也玩音乐，叫阿高。廖伟棠就提到当年他还在香港的一家书店兼职做店员的时候，某天抬起头看见这个跟他一起玩音乐的阿高，“很憨厚地对我笑”。原来阿高就在这个书店开设离旺角不远的大角咀上班，大角咀是香港一个比较破落的拉工业区。工作竟然是什么呢？是个糕店的面包师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而这一天，他会约查理，是个设计师低音吉他手，还有小曼，是个插画家以及女鼓手，“和我，到他们的一间位于工厂区的一个玩乐的练习房——我们叫班房——里面玩。我们画画玩音乐看影碟，或者是无尽的穷聊。”这种气氛我太熟悉了，香港有一些熟人，一直是开公交车的，香港有些很好的小说家是修理电视的，香港有一些画家有一些很前卫的做录像艺术的人，其实是在医院里面负责帮人照X光的助理。都跟北京大陆太不一样，没有什么人是很专业全职在做艺术。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也不可能在平常天天就在画廊里面，等着那些外国的经纪人过来找他们，然后把他们送上国际的舞台。但是这些艺术家这些文化人都那么地自得其乐，他们需要一份正常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计，然后有了生计，他就可以继续做自己爱做的事。这些东西最后有什么很大的意义有什么很大的成就呢？他不知道，也许并不太关心，只是他心里面有把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得好不好，也许这就够了。
这里面廖伟棠就提到，“1997年的7月香港回归没有几天，我正式成了香港居民。”他说当时他融入了香港生活，在一个二楼书店工作。但是这个生活让他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不再是个小知识份子自闭的生活，而是全面拥抱繁华俗嚣的都市的生活。我畅快的呼吸着一切混杂的空气，大力倾听大声说话，一切逆反于我的也成了我的营养。作为一个诗人，一切挑战都是好的，都有助于诗意的进步。后来我发表作品，得奖，出版诗文集，直至数年后以全职写作为生。我几乎忘记了我刚刚来香港时，最初的寂寞甚至困顿，那是存在于每一个新移民身上的遭遇，岂我独无呢？”
然后这里面他又提到了，香港这些文化艺术的变化，从过去的自得其乐，到了这几年开始有点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到处被驱赶的，为生计而困苦的，这些香港年轻一代文化人跟艺术家，他们现在开始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这个新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去回应香港社会的变化，开始关心过去整个社会不太关心的正义问题。而这一点，又再次使得香港区别于大陆的同行。“我们这里的艺术家他会上街，他会参与各式各样的运动，他会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跟政治的变革，这些人你看起来还像是过去那些，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的艺术家吗？”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