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当代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当今的文化遗产观

    不仅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这是文化转型期最新的遗产观。对遗产的界定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纯粹物质性的物体，现在更多的视线集中在了人类所共有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东西。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时代性的文化问题、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不是自己确立的，而是被文化的困境逼出来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趋势、时代性的逼迫。何为时代性的困境？也就是说文化遇到了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这就是全人类的文明正面临第二个重大的转型期，即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原有的文明阶段，不管文化多灿烂，历史多悠久，很多文明都要消失，因为新的文明要确立。

    在考古学上， 19世纪中期以后，一批考古学家就去西亚考察苏比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文化，就是现今的伊拉克地区，被两伊战争毁掉的那些非常宝贵的历史文明都是那时候的考古学家发现的。实际上在那个时期，人类文明已经悄悄地向现代社会转型了，因为人类只有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才会把原来的文明、原来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来对待。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文明转型的速度愈演愈烈，特别是当代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的文明都在迅速转型过程中。这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就出来了，这就是 “遗产”。

    一般认为遗产就是过去的，老旧的东西，是过去时的等等。可是，杨澜在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要考虑我们给这一届奥运会留下了什么遗产”，这句话说到了最关键的、最现代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现代人的遗产概念。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什么是历史？历史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看什么？看在这个文明转型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保留住人类文明的什么东西。实际上杨澜提出的是，明天，或者再过一百年，我们再来看奥运会的历史，那会是个什么样？我们会将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精神注入到奥运的遗产里去？这是一个新的遗产观。因为人类的遗产放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个人的、私有的、物质性的概念。比如说，父辈留下来的相片，或者细软什么的，其实都是人类过去的遗产观。但是到了20世纪，人类的遗产观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人类开始把人类共有的、精神性的一种东西看作是遗产。这是人类文明的转型期才出现的一种遗产观，一种新的遗产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 “文化遗产”。

    人类在这个文明转型期的时候有一个觉悟，这就是第二次文明转型期，即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跟由渔猎向农耕转型的时期 （5000年到7000年以前）是不一样的。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的时候，人类还没有遗产观，所以渔猎文明的文化基本没有留下。但是这一次，人类有了全新的遗产观。这个遗产观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物，而是当作一个精神。温家宝总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上曾说：“物质的是‘像’，非物质的是‘魂’。 ”人类已经开始把文化遗产当作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在跨越阶段把它作为一个精神的东西继承下来，是人类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是这么三个阶段，一个是自发的文明，一个是自觉的文明，一个就是文明的自觉。一开始我在墙上画点画，这是自发的文明；后来把画画、跳舞当作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当作一种仪式，或者当作一种艺术，就有了自觉的文化；等到我们去保护它，把它当作一种事业坚持下去，不断地发展它，那么就有了一种文明的自觉或者叫文化的自觉。比如20世纪，人类文明的自觉的体现，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遗产观，即把遗产作为一种精神而不是作为一种物质来对待。对遗产的看法不是人类回头看过去，而是为了未来，是为了继承。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应对是非常及时、超前和自觉的。

    热闹的文化商业化

    在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下，文化亦不能免俗，名人和时尚已经成为文化菜单中仅剩的两道菜，人们的文化消费单调而贫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人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线性的阶段，而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我们不是线性的。这就要说到人类文化遇到的第二个挑战。那就是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指原有的农耕文明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一方面要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还有一部分要被商业文化改造。在这个时候，因为商业文明对原有的文化一定是要重新在文化里面挑选卖点，能够被它变成卖点的，它接受；不能被它变成卖点的，它就扔到一边。所以我曾经说，民间故事、民间文学马上就要消失了，而且消失最快的就是口头文学。民间故事和民间舞蹈不一样，只要一个电视信号，或者是只要一用电脑，民间故事立刻就没有人讲了，它消失得非常快，而民间舞蹈还可以商业化。

    如今，中国的文化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它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化的过程。我在天津大学教书时，有一次我的研究生们来找我，三个女孩子非常直率： “我们想当超女。”我没有反对，因为谁想做什么那是她的自由，你没有必要反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她，我说： “你知道超女是商品吗？”然后有一个女孩说： “怎么可能是商品？”这个问题我本来想认真地回答，但是另一个女孩问得更直接：“商品有什么不好？”这个问题实际很有意思。 “商品有什么不好？我愿意当商品。你管得着吗？”后来我说：“你要知道，你想当商品的时候，商品有商品的规律”。商品，第一个是促销，不断地炒作、促销；促销完以后要热销；热销以后是走红；你的所有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报纸、媒体的猛料；然后越吵越热，然后日进斗金；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因为新一代的超女、超男、超老都可能出现，这样你就开始滞销，因为你不可能老是超女。

    商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要用新商品去替代以前的商品，要不然商业没法发展，商业也没法从别人口袋里赚到钱。比如手机，今天手机是彩铃的，明天是和弦的，再过两天可以看立体的，再然后是可以拿电话互相开会的。它老在变，在一代一代变的过程中不断地从你口袋里把钱叼走。你呢，美其名曰“消费”，实际是别人赚钱。这是商业最本质的一点。既然想做超女，那就要做好有一天被社会清仓处理的思想准备。一定是这样一个结局。商业文化的残酷性就在于，商业文化不对文化本身负责任，商业只需要从文化里谋利。商业文化不需要建设，商业文化只需要从原有的文化里面挑选卖点，所以商业的文化一定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有的文化结构进行改造，把那些最表面的能成为卖点的拿出来，而且商业文化对你这个文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尤其不负有传承责任。

    全球化时代，文化菜单里面实际上就剩下了两道主菜，一道是名人，另一道是时尚。这两道主菜，是商业文化的特点。同样是名人，虚构的人物永远没有活着的人物更能引起公众的兴趣。比如说林黛玉就没有陈晓旭有媒体价值、传播价值。这就是商业文化的特点。媒体的主菜是名人，所以名人的轶事、名人的车祸、名人的绯闻……名人的一切都成为了公众的兴趣，这是现在大家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菜单里面一道重要的菜。

    另一道菜就是时尚，现在的时尚跟唐代妇女尚胖、楚王好细腰、 30年代流行旗袍的那种时尚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时尚都是商家事先制造出来的。商家说 “明年流行紫色”，先告诉你流行紫色，然后生产紫色的东西。所有现在的时尚实际都是商业的陷阱，都是从你口袋里面掏钱。现在的商业时尚实际上都是文化的陷阱，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商业活动是浮躁的。没有人对你的文化生活负责，只有你自己对心灵中的文化建设负责。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精神往何处去？这是我们时代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坦率地说，就是大家对文化都没有太多兴趣了。没有兴趣是可怕的。我们总说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地大物博，我们博大精深。现在不太说博大精深了，只说人口多、底子薄。也不太说地大物博了，因为现在土地越来越值钱了，耕地越来越少了。

    反思文化 “空巢”现象

    对旧城的改造让众多城市趋于一致，越来越多的城市缺了那一份独特的韵味，多了份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气息。古村落的消失、民间艺人的减少、民间文化的失传，渐渐地，承载文化的物质载体便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但是现在西方人很得意，因为现在我们所用的东西几乎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比如说麦克风是西方人发明的，日光灯是西方人发明的，衬衫是西方人发明的，手机、眼镜、手表，包括你正在用的塑料杯子都是外国人发明的。那什么是中国人发明的呢？中国人对这件事情好像很悲观。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使用的主要是以西方为主的文化。我们东方的文化，因为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这一块文化和智慧并没有被开发出来。我们东方的智慧，东方的传统，我们的独有的生命观、价值观、审美观都蕴涵在我们的文化里，但是现在我们的文化载体正大量地从生活中失去，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就失去了。

    首先一个消失的文化是在我们的城市。人类对自己文化的最大的创造就是多样性的文化，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多样性，所以要保护大熊猫，保护濒危动物，城市也一样。如果我们不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我们的城市必然也要成为濒危城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的660个城市在改造的口号下已经变得完全一样了，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感到可惜。我曾经说过，旧城改造是一个荒唐的口号。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一定要把它毁掉。这是农耕社会的一个弊端，那就是厌旧，因为在农耕社会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是一轮一轮的，每年冬去春来的时候，都希望万象更新，所以它喜欢新的东西，不喜欢旧的东西。

    说句实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西方人。西方人很讲究历史感。去过欧洲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每一个欧洲人、包括农民的家里面，都会把他老祖奶奶的一把椅子放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因为它是充满情感记忆、充满历史纪念意义的。欧洲的很多家庭中，没有像我们那样把彩电搁在中央，他们都是把他家里的一个历史搁在中间，他们有这样一种精神。但是我们的城市现在正在迅速地消退，现在的城市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我最近去了两个历史文化名城，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样两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切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都是新建筑，都是玻璃幕墙，都是伪豪华式的水泥做的花，都是奇俗不堪的门脸！

    文化的另外一个丧失在于中国古村落的消失。现在中国的村落，除去西塘、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这些所谓的江南六镇，保护得还比较好，其余基本是在消失。最近我们请了张道一先生的学生潘鲁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我给他三条线路标准：第一，有鲜明的地域代表性；第二，村落基本体系完整；第三，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有自己的民俗，有自己的民间艺术。就是这三部分，我说你调查一下，因为我们想对中国的民居在三年内搞清，希望向中央建议对我们确立的古村落能不动就千万别动了。因为现在城市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开发了，很多人包括山西的煤老板都开始到农村买村庄了，买完村庄以后，在村庄前面弄个铁栅栏，后面弄个铁栅栏，然后找几个比较好的房子装修一下，道路扫扫，两边都搁上那些熊猫抱着足球的垃圾桶，然后就开放了。开发旅游的地方，总得有两个漂亮房子，不够漂亮就请人来刷刷漆，然后再请当地的那些文人编点故事。一般故事都是一个老的有六个妾，你参观的时候非得要领你到一个黑屋子里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老爷金屋藏娇的地方！ ”似乎所有的古村落都有一个金屋藏娇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在第二个文化遗产日的时候，中国文联系统和文化部系统对中国民族文化传承人进行了命名，把这些文化传承人请到北京来，给他们很高的待遇，这些人有民间的乐师、歌手、琴师、画师、手工艺人、武师、绣娘等等各种各样身怀绝技的人，每个人身后面都是沉甸甸的文化。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都在大量地消亡，他们的后代对承继传统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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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黔东南地区有32个少数民族，这里每年都有40万年轻人到苏浙一带打工，年轻人被这里的商业文化弄得眼花缭乱，到了春节的时候，也就把什么任贤齐啊、毛宁啊这些人的歌都带回去了。然后有一批人被这些东西吸引着出来了，这批人回去以后，都换了T恤衫啦、牛仔裤啊什么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给那些地方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每年都有两三个村寨不再说母语。我在前两年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贵州的所有民间美术做一个普查，拉网式的，对贵州9个地区85个县几千个村寨，大到民居、小到荷包，都做了一个全面的普查，最后做了一个信息库。最近我在两会里提了一个提案，我说每一个重要的古村落都要建一个博物馆，把这些东西留在博物馆里面。

    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国家，你去意大利，你去奥地利，你去瑞士，就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村庄像诗一样的优美。而我们呢？我们现在的古村落，包括西递、宏村，这种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进去一看，基本上都是新东西。他们不是喜欢新东西，只是因为卖老东西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些古村落基本上被那些文物贩子们给掏空了。我观察北京潘家园已经十几年，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从潘家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最早这些人往外卖东西的时候，是家庭的细软，这些值钱的镯子呀、小银饰啊，一些小的比较珍贵的东西。再发展为卖墙上的字画，字画卖完了就开始卖家具、卖房子里面的文房具，画卖了以后卖镜框子，卖完了以后卖窗户，最后卖什么呢？卖牛腿、卖柱子，到最后房子全没了。所以现在还保留的这些地方，我把它叫“文化空巢”。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出现了 “空巢”现象，这是很令人痛惜的事。我经常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骂我们是无知的，因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所做的远不如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还是比较穷，先解决肚子问题，等富了后再去思考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什么时候才能想到文化呢？一个国家富，当然好，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富到哪儿去才算是一站呢，才能联系联系养育我们生命的文化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只是语言，不只是我们所用的词汇，我们很容易用同一种表情、同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是共同的文化所造就的。

    例如中国人对水墨的绘画就有感觉，不像西方人那样对水墨没有灵感。我们到大年三十那天如果没有回家，那也非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不可，那个电话就跟平常的电话不一样，因为那里有节日情感。这就是民俗，是我们民族的特有的情感、情怀和凝聚力，是不需要花一分钱、老百姓一年一次自我增加的凝聚力。

    作为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负有责任。年轻人，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就是对理想的追求。此外，建设自己高贵的灵魂也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独立思考，对生活有独立的思考、思辨；第二个特点是有逆向的思维，顺向的思维没有价值，就是要反过来考虑，想一想这么做对还是不对；第三个特点是要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相同的意见和声音是没有价值的。作为年轻人汇聚的地方，大学应该是中国社会的大脑，大学就要承担起对中国社会的思考。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