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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春天，辛亥革命第二年，一切气象都是新的。皇帝没了，大清完了，很重要一页就翻过去。时代进入民国，那年头结婚早，一个个还毛孩子，都把男婚女嫁的大事匆匆办了。有一天，几个熟悉的中学同学在一场婚礼上不期而遇，姓王的学生娶媳妇，场面隆重热闹。不能空着手去，贺礼可以轻，情义必须重。都说秀才人情纸一张，顾同学用古人句子撰联，由姓叶的同学用篆字书写。叶同学填了一首词《贺新郎》，姓顾的同学楷书题写。经过装裱，两幅立轴挂新房里十分醒目，闹洞房的人看见，都说字写得好，意思也好。
有位参加婚礼的老太太喜欢这两幅字，便说我有个侄女儿，中学刚毕业，正在北京念女子师范，两个小伙子是什么人，有没有婚配。回答是顾同学结婚了，姓叶的这位还单着。结果姓王姓顾两同学自报奋勇，很热心地充当媒人，双方家长同意拍板，一桩婚事立刻订了下来。有一点点新意，本质上还属于旧式，完全是包办婚姻，叶同学和女子师范的女大学生也没见过面，交换了照片，交换了庚帖，双方大人说这事可以，就可以了，都是听话的好孩子。
接下来两年时间，叶同学在小学当老师，女子师范那位在遥远的北京上大学。也不联系，你不好意思写信，我也不好意思写信。都陌生人，说什么呢，没话可说。不过心里都还愿意，为什么愿意也说不清楚。反正订婚了，虽然是别人玩的儿戏，毕竟不是儿戏，订了就订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上天经地义。时代虽然新，骨子里传统依然还旧，并没觉得有什么需要反抗。
四年以后，两个年轻人结婚，只到进洞房，才第一次见面。长舒了一口气，想想这事挺冒险，都是有文化的新人，都接受过新式教育，都知道这种拉郎配的婚姻会很不靠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摸彩一样，遇到合适的，命好运气好，遇到不合适，吃不了兜着走。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当时已是很响亮的一句口号，这两位年轻人的婚姻观很落伍。
那位叶同学就是我祖父，女子师范的大学生是我祖母。祖父一辈子提倡新文化，标准的五四青年。祖母也应该算标准的新女性，而且还属于前辈，她读过那所学校，又名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当年可是女子读书学习的最高学府，十年后出过两个有名的学妹，一位是刘和珍女士，一位是许广平女士。关于前一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著名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后一位是刘的同学，成为鲁迅的红颜知己，不仅同居，还生了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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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姑姑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想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所学校也曾名噪一时。不过没在南京上过一天课，抗战期间，学校搬到了四川成都的华西坝。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不一样，金陵女大是教会大学，外语水平很高，姑姑读中文系，后来的工作却一直和英语有关，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与外国听众通信。电视还不普及的年代，广播电台影响力巨大，姑姑平时和外国听众聊什么，我不明白，只知道她喜欢集邮，有很多外国邮票，外国人常给她写信。好像还是集邮协会会员，我父亲也集过邮票，一想到姑姑就垂头丧气，说我不能跟她比，没有她那个好条件。
姑姑是三个孩子中唯一的大学生，她的哥哥和弟弟都没上大学。这个家注定女的学位要高，祖母大学生，姑姑大学生，伯父和父亲常在我面前流露一种观点，上不上大学不重要。穷养儿富养女，从来富贵多淑女，自古纨绔少伟男。“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接到入学通知，父亲根本不当回事。祖父开导我，说我们老开明书店的人，看不上大学生。他的意思是说，人呢，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上个大学没什么了不起，千万别骄傲，我一直觉得他们是吃不着葡萄的心态。
祖母在我出生前一年过世，祖父当时才六十二岁，此后三十多年，他孑然一身，没有再娶。感情太好也罢，传统老派也罢，反正大家都觉得十分自然，没人会想到再找个老伴，这事绝对不可能。祖母的两张照片一直挂在祖父卧房，一张是年轻时女学生模样，一张是晚年。1974年秋天，我高中毕业，无事可做，到北京陪祖父，在祖母照片下搭了一张小床。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除了陪祖父聊天，听老人家说过去掌故，跑腿去邮局，去商场购物，没别的事可做。
非常无聊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姑姑也五十多岁。住在城市西边，路途有些遥远，每个星期天都赶过来看望祖父。在我眼里，她完全是个小老太太，可是性格开朗，心态始终像个女大学生。姑父还关在牛棚，唯一的表姐分配在外地，自家房子让别人占了一半。好像也没听到姑姑有什么抱怨，仍然是喜欢养花，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过来，让我陪她去远郊的黄土岗买几盆花。
黄土岗很远很远，具体位置也不太清楚，反正是远，来回超过一百里路。这地方据说早在大清时就养植花卉，不仅养花，还生产和加工掺了茉莉花的鼻烟。说好一边问路，一边去，真找不到就打道回府。很多困难没想过，爆胎了怎么办，体力透支了怎么办。起早带晚，最后找着地方，买了几盆花，凯旋而归。“凯旋而归”四个字会让喜欢咬文嚼字的人生气，这是病句，凯旋后面再跟上“归”字，屋下造屋床上施床，显然有些多余，不过用来形容当时的心情非常适合。问题不在于跑了多少路买了几盆花，关键是那样的岁月，“文革”大背景下，姑姑一个孤立无援的小老太太，几年前还做过癌症手术，仍然能有这份淡定和闲情。祖父大为欣赏，连声说应该好好地写首诗称赞，临了诗有没有写也不知道。他经常说要写诗，有时候真写，有时候也就说说而已。
姑姑在抗战时念大学，那年头女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是宋美龄那样的女性。要像千金小姐，说一口地道英语，漂亮优雅，嫁十分优秀有出息的老公。年龄不是问题，嫁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陈香梅，相差三十二岁。嫁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王光美，相差二十三岁。比较起来，还是蒋委员长与宋美龄年龄差距小，只有十岁。
始终没弄明白姑父的年龄，只知道相差有点大，只知道是个难以亲近的老革命，一个很古板的老头。我们做小辈的经常背后议论，想弄清楚这对夫妇相互如何称呼。甚至我表姐和姐夫也有点疑惑，好像他们就没什么固定昵称，也许年龄差距，姑姑在姑父面前总有些孩子气，总是在撒娇，总是很受宠爱的样子。她招呼姑父用的最多，也是最亲切的，往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可以有各种语调：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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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死于肠癌，活了六十多岁。姑姑也得过癌症，活了九十多岁。表姐四十五岁时因为癌症过世，这是姑姑极为伤心的一件事，就这么个女儿，一直当作心肝宝贝，没想到年纪轻经就走了。祖母的照片镶在镜框里，静静地挂在墙上，陪伴祖父三十多年。表姐的照片也镶在镜框里，搁在枕边的床头柜上，陪伴姑姑二十多年。说起来都是让人感伤的事，不止感伤，而且心痛。
表姐念的是哈军工，学电子工程，听上去很尖端。“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所大学，又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名声响亮，高干子弟成堆。姐夫是表姐的同班同学，他曾跟我们吹牛，说在中南海住过，又特别强调自己和表姐不一样，表姐学习成绩好，能够进入哈军工，不是凭家庭出身，完全因为成绩突出。可惜成绩再好也没用，事实上，表姐对电子工程一点兴趣都没有，作为“文革”最后一批大学生，大学几年除了搞运动，没学到什么东西。
刚进大学，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短短一个月，姐夫母亲被迫害致死，父亲紧接着惨遭不幸，也死了。他们都属于“文革”发动后高级干部中的第一批受难者，姐夫成为落难公子，然后开始追求表姐，开始谈恋爱。我们都知道漂亮的表姐有男朋友了，都知道那男朋友家庭背景不一般。渐渐地，恋爱中的男朋友转正成为姐夫，稀里糊涂算大学毕业，夫妻双双分配在石家庄。
有好几年，只要是个放假日子，小夫妻就往北京跑。作为一名独生子女，表姐非常恋家，恋北京的那个家。“文革”后期，姑父从牛棚放出来，重新恢复工作，住房也恢复原来面积。北京是块巨大的磁铁，对娇生惯养的表姐充满吸引力。根据相关政策，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应该有所照顾，小夫妻一商量，让表姐先行一步调回北京。
接下来，成了姐夫一个人的奔跑，一到周末，赶快往火车站赶，见车就上，上车再补票。有好几年，他们心思都用在如何解决夫妻分居上。在今天这几乎不是问题，当年却是实实在在大问题。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这问题一旦成为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动过很多脑筋，打了无数报告，始终不能解决。是可忍，孰不可忍，好不容易调回北京，表姐开始严肃认真地考虑，是不是应该重新返回石家庄。回首都的难度太大了，感觉要比登天还难，那年头，大家都很听天由命，一切都是被动，都是听组织安排。什么事定下来便定下来，跟谁结婚都一辈子，分配任何一个单位必须干到退休，户口在哪儿就得准备在哪儿老死。
说怂恿也好，说撺掇也好，最后姐夫按照表姐的口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这信或许还能在历史档案中找到，意思很简单，既然姐夫死去的父亲与他有过些旧交情，那么就请老人家帮忙照顾，解决一下夫妻分居。说白了，是开邓小平的后门，这个后门有些大。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计划经济，开后门蔚然成风，大家身不由己，什么事都习惯托人。当时的小平同志正处于人生最剧烈动荡阶段，一会上，一会下，忽上忽下忙个不歇。
信写得冒昧，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没想到居然真成了，有一天下班，传达室来了一封信，是姐夫的调令，让他在限定日子里，到北京一家生产电视机的工厂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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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常有人问为什么不写这个，为什么不写那个。姑姑认为应该把祖父和祖母的故事写出来，说你想想当年的那两个年轻人，都是有文化，都接受过新式教育，祖母还是女大学生，一本正经订婚了，然后却有四年时间，没有任何交往，连封信都不敢写，终于进洞房了，才第一次见面，恩恩爱爱过一辈子，多么好的小说素材。
姑姑退休，有过很漫长的时光。养花，集邮，看体育节目，偶尔写些小文章。一直觉得她的经历写出来会很好看，可惜知道的太少，写不了。姑姑有时候也跟我们聊，谁留在国内，谁去了台湾，谁去了美国，还有谁谁最倒霉，一生坎坷。想当年，她那些大学同学何等风光，一个个金枝玉叶，嫁男人非富即贵，然而在动荡年代，富贵过眼烟云，能够太太平平，能够平平安安，便已经是上上签。
高考恢复，我考上了大学，表姐是亲戚中唯一表示祝贺的人，她说这分数不错，差不多可以进重点大学。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叫重点大学。当了四年工人，能上大学已心满意足，上什么大学都可以。对我来说，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进大学门。高考是块敲门砖，仿佛表姐执拗地要回北京，那只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渴望。表姐后来成为出版社编辑，我也不知道她编过什么书，反正和学的专业没任何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表姐都是心目中女大学生的标准形象。我觉得女大学生就应该那样，青春漂亮，精明强干，风风火火。说老实话，女大学生数量最好少一些，物以稀为贵，少了才有味道。等到我上大学，女大学生开始多了，相对于男生，仍然还算稀有。中文系女生最多，也不到五分之一，都说那几届大学生含金量高，女生更是真金白银。全校女生只住一栋楼，一栋五层大楼，最下面一层还住着男生，被我们戏称为看家护院。
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女大学生泛滥。上大学太容易，满眼全是女大学生。一切都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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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短篇小说《失踪的女大学生》，作者叶兆言，原发《长江文艺》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