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瓦莱里·捷杰耶夫

　　其中《c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F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由俄罗斯学派著名钢琴家亚历山大·托拉泽领衔，这是托拉泽第二次在中国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作，上一次是1996年，演出曲目是拉赫玛尼诺夫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首日演出的《第一交响曲》和《第十五交响曲》分别是肖斯塔科维奇最早和最后的两部作品，都是并不通俗的大部头，而且情绪上有非常强烈紧张的对比，整场下来着实消耗体力。不过终场时加演了相当抒情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序曲，缓解了紧绷了3个小时的神经。上半场的安可则很特别，因为托拉泽对《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演绎博得了持续的掌声，他和捷杰耶夫退让许久，还是把协奏曲的最后一章重弹了一遍。其间捷杰耶夫还出其不意地回头猛击键盘，帮他砸响了一个音符，这对多年老友间的俏皮插曲不仅显示了二者的默契，也令台下观众十分惊喜。

　　次日演出的上座率明显高于第一日，可能由于《第九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相比第一天的曲目主题更明确，现实性更强，也更易被观众接受。它们是肖斯塔科维奇“战争三部曲”的后两部，前者被称为“胜利交响曲”，创作于1945年，当时斯大林希望肖斯塔科维奇写一部盛世赞歌，但作曲家把它写成了一部小交响曲，没有在其中设置任何颂歌和合唱，遂遭到批判。后者则写于卫国战争即将胜利的1943年，却并未渲染喜悦和希望，反而关注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遭遇也很难堪，曾在强大的批评压力下停演。这次捷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乐团来华，虽然在天津和上海也有演出，但是肖斯塔科维奇专场则是国家大剧院的专属节目。俄罗斯的指挥、乐团和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格鲁吉亚的钢琴家，这套班底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无疑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认同，因此他们的演绎也特别能传达作曲家音乐中展现的残酷的真实。

　　演出结束后，托拉泽这样描述他与捷杰耶夫之间的合作：“瓦莱里·捷杰耶夫和我年轻时候就是朋友。当我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时，我在莫斯科认识了他。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一起和马林斯基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其他管弦乐团合作。我们还一起录制了整套5部普罗科菲耶夫钢琴协奏曲的唱片，这绝对是我专业生涯的里程碑。我们每次合作以前，我都觉得激动，充满期待，就像30年前我们在圣彼得堡的第一场音乐会时那样。”托拉泽今年的演出季，也是和捷杰耶夫携手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开启的。

　　托拉泽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颇具艺术氛围的家庭，父亲是著名作曲家，母亲是演员。他认为无论是音乐家，还是作家、诗人、建筑师以及任何人，最初都是被他出生地的文化、家庭、朋友和生活环境塑造的。“如果他们离开了家乡和家庭，就像我一样，另一个地方和那里的人们同样可以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今我仍能感到父母对我的影响，但同样深刻的影响也来自于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老师。我身上体现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文化和音乐传统，在此基础上，我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中国的文化也对托拉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他曾经并仍然对中国着迷，老子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他还熟读《道德经》。

　　此次演绎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协奏曲，对经验丰富的托拉泽来说也是个挑战，“因为他自己也是个伟大的钢琴家，他甚至在1927年赢得了肖邦钢琴大赛的桂冠，在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以给默片伴奏为生”。托拉泽表示，电影因此极大地影响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他早期作品中一些反差强烈的情绪反映了某种‘电影化的’音乐想象”。谈及对这两部钢琴协奏曲的理解，托拉泽说：“实际上《第一钢琴协奏曲》最初应该是一首小号协奏曲，然后逐渐变成了我们所知的样子。它引用了大量受欢迎的钢琴曲目，包括贝多芬的《f小调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和钢琴回旋曲《丢失一分钱的愤怒》，海顿的《D大调钢琴奏鸣曲》，肖邦的《降b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等等。这些都表明他在成为伟大作曲家时，对钢琴仍然保有极大的热情。《第二钢琴协奏曲》则是一个万花筒，集幽默、讽刺、愤怒、令人着迷的抒情行板和有力的以卡农练习曲为基础的结尾于一身，灵感来自于他的儿子马克西姆练习钢琴的情景。”

　　在北京的音乐会结束后，托拉泽将继续在美国和欧洲密集巡演，而且将和伦敦交响乐团以及捷杰耶夫再次合作，在伦敦巴比坎中心和白金汉宫演出。这位已经60岁的钢琴家仍然希望挑战新的曲目，无论是没有弹过的老曲子，还是当代作曲家的全新作品。他认为如今钢琴家和作曲家应该互相激发，改变创造力不足的问题。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