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祥瑞
摘 要：研究西学，我们既不能按照西方人研究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样去研究，也不能简单地借他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而是要借中国的问题意识切入西方学术，这样以中国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的历史，就不能仅仅流于对材料的搜集、说明和介绍，而是要在西方音乐美学史这个他者中发现或揭示那能够映现我们这些非西方学者本己的文化意识、学术历史以及任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此地产生，以至于它在本质上隶属于中国，而不属于西方，这样的西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西学，而是中国人的西学。
关 键 词：音乐美学；学术范式；中西体用；互文本性历史研究
本人从事西方音乐美学史的教学已逾十载，怎样写作西方音乐美学史一直萦绕心头。下面就将我关于方法论方面的随想整理如下，以就教同仁。
首先，作为中国现代学者，其主要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原本是研究自己祖国的学术问题；但是，我们祖国的学术传统已经由于“新文化”运动被割断，——它是由西方学术和文化的全面浸入，以及近代新文化运动者们取法西学批判传统文化和学术所致，直接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及至心灵的流浪，我们与祖国的文化和学术范式失去了那内在的一致性和承继性，因此，建立起我们与祖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一致性和承继性，换句话说，为中国当代学术奠定一个反映其历史必然性的基础就成为首当其冲的事情。所以，
第二，“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则成为一个问题。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在我们的大学里面，皆按照西方的学术体系实施教学并开展课题研究，学术被分成“西方某某学”，“中国某某学”。这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它像一个模子，把我们全都框了进去。按照这个模子，现代中国人似乎有两种学术，一个是西方的，另一个是中国的。其次，我们也无须反省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因为，这个模子已经暗含着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但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3年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对话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将使我们难堪，他说：“美学这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终究是格格不入的。”[1]按照这个说法，我们除了研究西方某某学之外，是不能研究中国某某学的，因为，我们从未有过这个东西，它也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做了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认作自己的，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学术和中国的学术之分。如果作研究，我们只能研究“西方某某学”，而不能研究“中国某某学”，例如中国美学，或中国哲学。然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事：我们实实在在地活着却没有反映自己存在状况的学术！我们拥有丰厚的学术历史，但却封存在千年之远而与我无干！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尴尬：近代新文化运动者们断掉了我们与祖国传统的联系，引我们走西方的道路；而西方人则警示我们走错了路。历史把我们引到了这里，我们不能在这尴尬里死掉，必须在此作出选择。因此，
第三，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尴尬，以解决我们的学术“如何研究”和“研究什么”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关于西方某某学术的研究，例如，西方哲学、西方美学的研究，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基本上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咀嚼他人的残羹剩渣，或者是“借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实际上，对于中国现代学者来说，他研究西学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被他所研究的西学与其自己学术活动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联性，简言之，就是我们研究西学旨在认识我们自己，建设当代的中国的学术范式，借研究西学获得一种眼光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以解决那些困扰着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尤其西方的某某学的历史，例如美学史或音乐美学史。因为，西方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并历史地发展着，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其问题、方法、概念的历史演变，才能把握其学术本质。同样，即第二个方面关于中国学术的研究，亦不能离开西学之观，作分离的、单独的作研究，这不仅仅是西学的学科框架已经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基本形式和习惯，而是我们只有通过将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学作相应的比较研究才能充分地揭示传统学术对于我们和对于现代世界的伟大意义，这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将中国的传统学术视为一种古董，做一种考古式的研究，即仅仅将它作为一个知识对象，以主客体对立的方式上认识它；而是要在一种自我文化延续的同一性关系中继承之，因为，传统文化与学术并非仅仅是一种供我们观看的客体，而就是作为我们文化的血肉之躯，是我们参与国际多元文化对话和全球化建设的一种不竭的自我证明。故，合两方面说，研究某某西学的历史，就构成了认识自己和建设当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前提。因此，研究西学，我们既不能按照西方人研究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样去研究，也不能简单地借他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而是要借中国的问题意识切入西方学术，这样以中国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的历史，就不能仅仅流于对材料的搜集、说明和介绍，而是要在西方音乐美学史这个他者中发现或揭示那能够映现我们这些非西方学者本己的文化意识、学术历史以及任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此地产生，以至于它在本质上隶属于中国，而不属于西方，这样的西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西学，而是中国人的西学。这样西学同时在其本质上就与中学必然构成了一种双向性，或互文本性；这种互文本性，既使得我们当下的学术不同于我们古代的学术，又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区别开来（尽管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故，这个在中西学之间形成起来的互文本性就将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础，使我们现代学术以及文化走向独立和成熟，也只有在这个由我们自己依据我们的历史境遇建立起来的、并反映这个历史境遇的本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结束一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的心灵及文化层次上的漂泊和流浪。[NextPage]
就目前中国学术的情况来看，不论是一般美学还是音乐美学还没有见到这样研究的成果。这种中西学术之间的“互文本性历史研究”可以说是那个产生于我们的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中西体用”范式的延伸。我们必须坚守这个范式，因为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已将我们推到了二十一世纪，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个学术范式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仍旧是我们自己的学术的内在驱动力，如果我们偏离这个学术轨迹，就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窘境。这个范式还暗含着这样一个要求，这就是，治中国学术者必须熟悉西方学术，反过来，治西方学术者必须熟悉中国学术。不如此，我们既不能通透西方的音乐美学，也不能通透中国的音乐美学。这可视为“互文本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所在。
第四，西方的音乐美学的学术旨趣滋生于其音乐艺术的历史：在人类文明中，唯有西方音乐完成了由“歌词中心主义”向“乐音中心主义”的转变，其问题正产生于这个转变，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正是我称之为“对象性客观化”的审美意识的驱动，而这种审美意识恰恰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性客观化”相对应。这个差异就构成了我们阐释西方音乐美学史的前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揭示自毕达哥拉斯至十九世纪汉斯力克以来西方音乐概念、美学理论及其作为范式的学科研究的历时性演变轨迹。
总之，研究西方音乐美学史是认识我们自己的音乐美学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以互文本性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美学史，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不如此则难以深入其学术本质，把握其走向，阐释其学术意义。以上是鄙人的一些浅见，望诸家批评，以使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获得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A].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C].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006。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