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亮

　　采访者：颜亮

　　受访者：朱晓玫

　　朱晓玫的演奏生涯与巴赫紧密相连。她说，在巴赫作品中找到真正的平静。这跟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而真正好的演奏，会让演奏者与听众一起忘记时间、自我，忘记身处剧场。

　　11月2日晚，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一身简单黑衣，显得有些瘦弱的朱晓玫上台，开启了她首次中国巡演的序幕。当天晚上的演出非常顺利，现场鸦雀无声，朱晓玫用她35年来几乎天天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给嘈杂的香港，送去了45分钟难得的宁静。

　　在此之后，朱晓玫还会去到济南、上海、北京、成都，最后将于11月21日在广州为这次巡演画上句号。与香港45分钟版《哥德堡变奏曲》不同，在内地的演出，将会是全本75分钟。在正式演奏之前，还将播出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据巡演策划人、乐评人张克新解释，之所以会播放35分钟的纪录片，主要是考虑迟到观众，因为《哥德堡变奏曲》一旦开始演奏，中间没有停息，再无入场机会。

　　朱晓玫的这次巡演，消息一发布，便引发了国内古典音乐圈的热潮。大家在议论，在等待，希望能到达现场，亲自用双耳听到音符的奏出。

　　是什么力量让人们翘首以盼、饱含热切与真诚？巡演开始前，记者专访了朱晓玫。

　　演奏

　　很多人知道朱晓玫这个名字，大概都因为乐评人张克新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名为《寻找朱晓玫》的文章里，张克新在偶然听到朱晓玫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后“惊为天人”，之后便开始了寻找朱晓玫的历程。

　　最终，张克新在塞纳河畔拜访了朱晓玫，并深深为朱晓玫的人格所感动。在《寻找朱晓玫》的结尾，张克新写道：“古典音乐是一辈子的追求和热爱，用心感受，传递上帝的声音，才是钢琴家的使命。以出人头地为目的，以挣钱为目标，手下的音乐怎么保持纯洁和心诚？即使上升到这个高度，朱晓玫也是中国钢琴家的榜样和旗帜。”

　　这次朱晓玫的中国巡演得以成行，也有赖于张克新的努力。“朱晓玫对国内的情况确实并不太了解。”张克新说，她一方面担心观众素质会影响到她的演奏；另一方面，她之前也了解到，现在国内大多都喜欢一些技术很好的，喜欢弹浪漫作品的钢琴，而她是专门弹古典作品的，很安静，也没有炫技的色彩，担心观众无法接受。

　　“国内情况现在早已不同了，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观众非常多元化。”经过张克新的劝说，朱晓玫最终勉强答应下来。曲目上，朱晓玫最终选了非常学术性，但又是她的代表曲目的《哥德堡变奏曲》。

　　事实证明张克新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11月9日，朱晓玫在上海独奏会门票开售后48小时售罄，在乐迷的要求下，最后不得不在11月13日加演一场，最后竟在10分钟内被抢空。在国内，过去仅仅能听到朱晓玫的录制作品，这次巡演，无疑是块试金石。

　　记者：这一次你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作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它对你的意义是怎么样的？

　　朱晓玫：我是在很奇怪的情况下接触到它的，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名曲的存在。我在美国时，非常艰难，没有自己的住所，一直住在别人家里。我当时也会用主人家的钢琴练习，他都很不高兴。唯有当我弹《哥德堡变奏曲》时，他就什么都不说了。于是我就开始天天弹这个曲子。《哥德堡变奏曲》在国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能让你不烦躁。我也是越弹越喜欢，别的东西都会让你烦躁，唯有这个曲子，让大家都能安静下来，不烦躁。

　　记者：那是不是不让人烦躁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对你最大的意义？

　　朱晓玫：仅仅是不烦躁，说得太简单化了。它可以让你休息，可以让你考虑，可以让你找到平衡。现在的世界非常非常嘈杂，吹吹嘘嘘，很多东西都是吹捧出来的，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很难。而这个曲子就是让你找到安静，安静的定义不仅仅指的物理上的安静，而是可以让你安下心来，可以舒服，可以清楚地想问题，就是在嘈嘈杂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块净土，所以这曲子我一直很想带到中国来。巴赫的平衡、安静，其实正是中国人寻求的最高境界之一。这首曲子让我受益匪浅，每天早上弹一遍，就像打坐一样。

　　到今天，这个曲子我已经弹了25年。很少有一个曲子能让我弹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我这辈子把精力都花在这个曲子上了。这让我想起了郑板桥，他画了40年的竹子，他曾说过，我觉得自己不会画了时，才是自己画成熟的时候；一旦觉得自己画得不错了，那就是在走下坡路了。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练这首曲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弹了，曲子实在是太难了。但这时候，我往往就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有时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但这也正是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记者：从演奏上来说，《哥德堡变奏曲》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朱晓玫：首先是技巧上，这首曲子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所创作的。现在你得在一个键盘上演奏，所以难度非常大，两只手得穿来穿去。但是我觉得技巧上的问题始终不是最难的，现在技巧好的人实在太多了，尤其是中国那些年轻的钢琴家，他们的技巧真是让人望洋兴叹，实在太棒了。

　　在技巧之上，我觉得更难的是怎样才能把观众抓住，怎样才能让观众比较容易听？再有就是找它的音速不同，找它的意识、性格也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音乐上最难的地方。很多人的技巧很早就完成了，到了很高的高度，但能不能真正吸引人，让观众真正跟着你走，不觉得你的东西烦，差别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对这一点，我的体会非常深。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曾疯一样地练技巧，到了美国以后就被老师说：你就是手指会动，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在国外待了三到五年，我就觉得寻找音乐上的意境是几种因素。这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跟你说清楚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究竟是在音乐之外敲敲打打，耍耍技巧；还是能够真正走进音乐里面，把作者的意图传递给大家。作为演奏者，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传声筒，你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只是去传递。掌握这个道理后，你就觉得好办多了。没什么好炫耀的，其实我们就是作曲家和观众间的一个传声筒。

　　巴赫

　　2014年6月21日，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朱晓玫应邀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成为第一位在巴赫墓前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演奏结束后，朱晓玫把观众送上的鲜花献给了钢琴背后的巴赫，并深深鞠躬。

　　在之后的采访中，朱晓玫说，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奇迹，“上帝安排这样一个月，这样一次见面，在他的墓前，跟他对话，弹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真的有一种跟他对话的感觉。这就像中国人经常会去父母墓前跟他们说话是一样的。”

　　朱晓玫说，巴赫音乐中的宁静、平和，实际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追求，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巴赫。但吊诡的是，巴赫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

　　“就现在来说，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任何人都喜欢听拉二拉三这样的大众曲目，喜欢听浪漫派或浪漫派后期的作品。巴赫是非常小众的，如果要你一场从头到尾都弹巴赫，那票房可能就危险了。”乐评人、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说。

　　“巴赫是需要你深度聆听的，不仅仅是曲调优美，你还可以去听它的内部节奏，多声部间是如何对话的，所以它是经得起反复聆听的。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听，可能不太能感受到它的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消化的，不像浪漫派的曲调。”田艺苗说，这就是巴赫的音乐，它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听完以后，你不会觉得他在说什么，表现什么，但他又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中年人来听。

　　记者：这次演出，一场下来只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一首曲子，非常长。对观众来说，难度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朱晓玫：非常难，所以我对观众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应，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包括演奏时，下面可能会有很多声音，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觉得什么都是正常的，毕竟在国外，他们对巴赫音乐是有一个传统存在的，但在中国，巴赫的音乐始终受到不公平待遇。

　　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把巴赫音乐局限在宗教音乐的范畴中。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巴赫的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绝不仅仅是宗教内容，它远远超出了宗教，超出了东西方的界限。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我是不信教的，但巴赫给我的滋润、营养是无法传递的。你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我刚开始弹的时候也像是走进了一个迷宫一样，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要坚持，听个十场以后，你就会慢慢找到共鸣。

　　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让自己安静下来，用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听音乐会，或者听一张唱片。时间虽然并不多，但慢慢你的收益就会不得了，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也不再想去沽名钓誉，那些实在是没什么特别意思，因为钱再多，学历再高也无法满足你精神上的需求。但音乐，音乐上的那种美一下就能让你满足了。

　　记者：这是不是也是你反复弹那几个作曲家作品的原因？

　　朱晓玫：说起来也是很自私的，我为什么要弹它，因为我喜欢，我舒服，没什么其他的目的，就好比是这东西好吃，我喜欢吃，那我每天都想吃这个东西。我弹《哥德堡变奏曲》弹了25年，潜移默化中，让我有了一种满足感，是别的东西都无法给我带来的满足感，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记者：除了《哥德堡变奏曲》，巴赫的《平均律》也是你弹奏比较多的曲目。

　　朱晓玫：是的，很多钢琴家都有这个体会，每天早晨开始都弹《平均律》。像肖邦这么伟大的钢琴家，他每天早晨开始弹的就是《平均律》。

　　巴赫的音乐是一样的，我非常欣赏的几个音乐家，都非常崇拜巴赫。首先是肖邦，他处处在学巴赫的谱调、手法；再有就是贝多芬，他说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因为巴赫的德文名就是小溪的意思；还有就是门德尔松以及舒曼。可以说他们四位崇拜巴赫崇拜得五体投地。

　　记者：你最早接触巴赫是什么时候？

　　朱晓玫：像所有中国学琴的孩子一样，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弹小步舞曲。当时就觉得特别喜欢，但不知道为什么。慢慢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它给人的一种平和，一种快乐，它不是大悲大喜的，而是很清淡的，让人非常舒服、平稳的东西。

　　不过最初我对巴赫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这是一个过程。“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劳改农场，当时也偷偷练了一下钢琴。那地方在塞外，冬天时也没有暖气，非常冷，我的老师潘一鸣先生就跟我说，你最好的取暖方式就是练巴赫，最后练它不只是身体暖和了，而且心也暖了。

　　之所以练巴赫的作品很容易取暖，是因为它的声部很不同，四个声部，你得用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然后用另一只手去弹其他声部。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一个音弹完就完了，而是得保持住，因为声部不一样，保持这个声部再弹其他声部，于是就有撑和压手指的过程。

　　就像你认识一个人，你喜欢他，跟他时间呆久了之后就觉得很舒服，你跟他在一起也就很舒服了。

　　记者：你演奏过那么多次巴赫的作品。怎样的演奏，在你看来，才是真正好的呢？

　　朱晓玫：一般大家都说我演得很好，发挥得很好，那都是自我在主导的一种发挥。我觉得最好的境界应该忘记了自我，你不会去想自己该如何发挥，而是有一个管道，上面的东西通过你传出来。你既不知道时间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观众也感觉不到剧场的存在。这种状态是非常难得的。

　　就像《哥德堡变奏曲》，我弹了那么多场，让我感觉很成功的，大概也就两三场。当你进入完全的忘我状态时，那个能量很不得了，音乐是直接冲向观众的。

　　这种体验，主要出现在我演奏初期的时候。我今后还会不会有，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如果是现在，当我被推到这么高的台上，我觉得这种感觉会越来越难找到了。

　　演奏其实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我几乎每次演奏完都觉得自己没有脸去见观众，有时候甚至想临阵脱逃。尤其是现在把我推得这么高，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记者：现在这么大名声对你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压力吗？

　　朱晓玫：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希望自己永远做一个很普通的演奏家。我不喜欢大厅、舞台，我喜欢小的地方，去跟观众进行很简单的交流，他们说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我愿意跟这样的观众交流。

　　我很不喜欢在大厅中演出，每次演出也从不做广告，不跟我的朋友讲。我真的很难接受，像做生意一样去卖票，我觉得要来就是缘分，不用去推销。我刚到巴黎时，有一次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演出，大概只有二十多个人，但我觉得我弹得非常舒服，我觉得跟他们很接近，也更有能力把他们说服。

　　故事

　　除了朱晓玫演奏的巴赫，让她获得巨大声名的，就是她的故事。2007年，朱晓玫的自传《河流与她的秘密》在巴黎出版。这本自传讲述了朱晓玫从张家口劳改营到哥德堡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引发热潮，成为他们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窗口。

　　1975年，朱晓玫从河北回到北京。恰在此时，中国开始有国际音乐家访华。到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指挥家小泽征尔、卡拉扬，小提琴家梅纽因都相继访华。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更是被拍摄成纪录片，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在1981年放映的纪录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让当时中国的音乐家有机会与国外的大师接触，并获得出国的机会。朱晓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0年考取了位于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钢琴音乐硕士。成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音乐家。

　　记者：“文革”结束后，你从张家口回到北京以后，很快就出国了。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朱晓玫：我是1975年回到的北京，之前在石家庄，那里根本就没有钢琴学。在北京，我做了很短时间的社会青年，当时也是每天练琴，什么都弹。

　　我一直都很想出国，当时对国内也已经没有信心了，学东西实在太难了。我也很清楚，西方音乐的中心肯定是在西方，我想到那里去继续我的事业，我几乎是第一批走的。

　　刚刚也谈到，到美国以后，老师听了我弹的东西以后，全盘否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他说的意思。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讲完的。在美国时，当时几乎是没有成为音乐家的机会的。我当时在饭店工作，也做清洁工、看孩子，做保姆，经常是五六个工作一起做，根本没时间弹琴。后来我就决定到法国闯一闯，没想到到了法国以后，一切都顺得有些不可思议。

　　记者：你到法国后就开了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

　　朱晓玫：第一场音乐会是我自己想开的，当时我见到一个很漂亮的教堂，那是巴黎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名字叫圣日耳曼教堂（编注：建于公元6世纪的罗马式教堂，笛卡尔长眠处）。我就特别想到那里开一场我的音乐会。所有人都嘲笑我，说我既没朋友，也没有钱。我说我就是想弹，如果有一个能听懂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去了有两百多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教堂遍地都坐的是观众。那场音乐会给了我很多信心。

　　记者：这么说来，初到巴黎是你最开心的时候了？

　　朱晓玫：我觉得人奋斗，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真是其乐无穷。等你爬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家都说你好、夸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夸你的人有很多种原因。所以我觉得奋斗的过程其实是最美的过程。

　　记者：也确实有很多人把你的经历视作传奇，进而来理解你演奏的作品，你认同这种方式吗？

　　朱晓玫：我拒绝讲故事，在国外也是如此。我希望用我的音乐来打动观众，而不是我的故事，这种原则我要一直坚持下去。艺术如果有说服力，这些故事就不再需要讲了，不在话下了。我的自传几乎是出版方找律师运作了三年，被他们逼得不得不写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一直拒绝采访，也拒绝将其翻译为中文。

　　我的故事没什么好提的，我的故事不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那么多不幸的人，但没有人去听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有权利讲我的故事，如果有一天能讲，我会去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当中死的死，残的残，放弃的放弃，而我其实是个幸存者。

　　这次我到上海演出，我肯定会想到上海音乐界的前辈，像顾圣婴、李翠贞，都是在“文革”刚开始就过世了。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刺杀、被杀、被打死的共有17位老前辈，我也希望把《哥德堡变奏曲》作为一首安魂曲献上去。

　　生死

　　现在，朱晓玫住在塞纳河畔的一栋房子里，既没有邮箱，也很少接别人的电话。“我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很悲惨的，每天好像就是只练琴，只有音乐。但也只有它能够使我满足，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她也是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教师，今年将从学院退休。

　　对于音乐会，“我每年都会限制在20到25场，最多30场。”朱晓玫说，她的精力也仅够做这些，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有那么大本事了。

　　对朱晓玫来说，回国非常简单，就是很认真地演奏。但是此次巡演的策划人张克新觉得，面对国内现在嘈杂的古典音乐，尤其是钢琴界，有像朱晓玫这样演奏家的出现，不论是从榜样还是旗帜来说，都是希望告诉大家，钢琴其实可以这样弹。中国人也是可以弹成这样的。

　　记者：你最近录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这是很艰巨的一个任务，为什么你想要现在这个时候完成这件事情？

　　朱晓玫：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掉了，所以我得赶紧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赋格的艺术》是巴赫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杰出的一部。为什么？我觉得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中国音乐是没有谱调的，赋格有时候也是某个声部同时进行。很少有人达到这种境界。巴赫实际并没能完成这部作品，然后就离开我们了。但在这个作品之后，没有人再敢写赋格了。贝多芬曾试着去写，但仍然无法跟巴赫相提并论，贝多芬是片段的赋格，而巴赫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今更是如此。对于这么伟大的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把它录出来。

　　除了《赋格的艺术》，唱片公司一直希望我能录全部的巴赫作品。我跟他们说我当然会去做，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绝不会说滥竽充数、多快好省地去做这件事。《赋格的艺术》我前后“啃”了五年，直到我真正有把握了，才会真正去录它。

　　记者：除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你其实也录过贝多芬的奏鸣曲（O P.111）和舒伯特奏鸣曲（O P.960）。这两个作品也是两位作曲家的临终之作。你似乎对“最后的作品”特别感兴趣。

　　朱晓玫：佛经常讲，生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大家很少认真去想过“生死”，都是想着赚钱，成就事业之类的。我一直对生死的问题很感兴趣，我就研究了他们两位的这两首作品，因为它们都是最伟大的奏鸣曲。

　　记者：在他们的曲子中，对于死亡会有某种兆示吗？

　　朱晓枚：他们是有感觉的，这些人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但是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贝多芬在O P.111中，对死亡的感觉是追求一种安宁，因为它在第三乐章结束时，已经不存在任何欢快、震动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说它的结束是一个微笑，是一个微笑的佛，追求一个光明安静的世界。而舒伯特，则是很欢快地结束的，但在O P.960的第二乐章，你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悲伤，在这一部分我觉得任何石头心肠的人都会落眼泪，非常动人。

　　我本来是想做四个大家的最后一个作品，我也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但都还没有录。莫扎特的最后一个曲子也非常好，他就像一个13岁、17岁孩子写的那么天真，我觉得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到老、到死，都还是童稚未退，保持着向上追求的孩子一样的心，你感觉不到任何衰老的痕迹。这是非常动人的。海顿最后的一部作品已经预示贝多芬的到来，他是一首像贝多芬的奏鸣曲一样的作品。

　　巴赫让我感受到一种气氛，他最后这首是没有写完的赋格，我感受到一种不祥的预兆。究竟是他不愿意写完，还是他就真的没有写完，一直是一个争论。《艺术的赋格》，它的每一完成，我觉得是一种佛教的思想，那就是生生不息。

　　记者：你现在会有需要直面死亡或者处理它的急迫感吗？

　　朱晓玫：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在北京的这场演出，我要把它捐献给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他们探讨的是人究竟应该怎样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如何走，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时候让大家也来考虑这个问题了。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