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逃

    采访者：新京报

    受访者：周华健

    去年的华语音乐界最成功的一个营销案例无疑是纵贯线的巡演，而这次历时一年、演了足足五十多场的巡演也被无数不同年龄阶段的乐迷奉为年度最佳演出。纵贯线解散之后，成员之一周华健却坦言去年的纵贯线曾经处在失控状态，本来浪漫的设想却被无休止的演出和飞行占据。9月3日至5日，周华健将在北展剧场举办的“花的拼图”演唱会像是要刻意地回到原点，要离观众近一点，要唱出自己要寻求的歌声，要更慢更精致地歌唱。

    而采访周华健真是段愉快的经历。一见面，他就展露了招牌的“周氏阳光笑容”。一句“我好像见过你啊”让气氛变得温馨起来。照相和聊天的过程中，记者除了再次佩服他身为艺人的专业素养之外，也真的会被他眼睛里偶尔闪烁的赤子之光感动到。聊到最后，华健自己苦着脸要求“最后一个问题啊”，耐心答完之后立马冲向洗手间。

    【纵贯线】 老少年心中的乐团理想

    所有人和纵贯线的亲密接触都是在他们的演唱会上，听横跨不同音乐时代的四个人唱着同一首歌，那种时空交错带来的感动是无与伦比的。但最后疲惫的声线和动作让这样四个老少年心中的乐团有些走调了。周华健说，其实纵贯线的成立之初是有着不一样的浪漫情怀的啊。

    新京报：去年纵贯线去哪里都是四个人，现在突然变成一个人到处走，会不会不太习惯？

    周华健：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终于放出来了！我们唱到后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三个月不要看到你们的时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有这种感觉。

    新京报：到了没话说的状态？

    周华健：几乎是了。

    新京报：散伙的时候有没有吃个散伙饭什么的？

    周华健：没有。每一场演出完了都有个庆功宴，但后来庆功宴都已经没味道了。我们一解散，阿岳就失踪了，我在台北看世界杯的时候去了他的一个小酒吧，所有认识的人都在一起喊啊叫啊，但就是没看到他。传闻中他好像回了自己老家，一直在花莲冲浪，比非洲人还黑。就和李宗盛碰过两次面。

    新京报：其实观众也会有感觉，你们去年4月份在工体的那场，大家的评价都特别好，有种生命力很强的感觉，但11月在首体开的那两场，说实话已经不如之前的那场了，你自己的感觉呢？

    周华健：我们可能第一场是80分，第二场是65分，你就会觉得第二场格外不好。（大笑）

    新京报：是不是感觉纵贯线的演出安排太密集了？

    周华健：是，但是也没办法。我们四个人组这个乐队，本来的想法很浪漫的，就是坐在一起在录音室写歌这样，一开始的演出计划是要在台北、香港和北京三个地方唱三场而已，顶多加上上海。但没想到我们的时间全被演出占据了。可能也是我们没有经验吧。

    新京报：一开就是四十多场，而且都是唱老歌为主，你们会不会有“被掏空”的感觉？

    周华健：掏空倒没有，可是真的是疲乏了。我们开了四五十场演唱会，其中大概有四十场都要提前一个月到这个城市去开记者会宣传的，如果我们唱40场，就要飞80次，一个星期就要去两个地方。

    新京报：这么忙，还有时间写歌，真是难得。

    周华健：刚开始就觉得刺激，很多作品都在路上写，我们还试过“床垫录音室”，把棉被盖起来，在里面把一个短小的demo唱完，很兴奋，还自己拍下来放到网上给大家看。久了之后就不行了，真的不行，我又要去录音室，又要忙着登机（苦笑），就戴着耳机一句一句录，唱不好我重来，土法炼钢，真的很粗糙。

    新京报：那你们四个有没有抱怨过，早知道就不做了。

    周华健：这倒没有，我相信很多人都还蛮羡慕我们，四个人能有这个机会毕竟是最值得珍惜的事情。收获也有很多啊，特别是在磨合创作的时候，阿岳、李宗盛和罗大佑都完全是不同的创作方式，四个人在一起有很多碰撞火花。现在就是觉得一年的时间太短。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高兴，总觉得一年呢。

    【花的拼图】 做一次贴心的音乐会

    周华健最近想要尝试的新挑战是以女生的心态唱女生的歌曲，延续《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的路子。开演唱会的方式也像是在和以前的自己玩叛逆：以前都是场子越大越好，可后来还是发现现场演唱的唯一本质还是和观众近距离的交流，于是这次“花的拼图”巡演，周华健选了每个城市可以办演唱会的最小场地，让观众和自己都有新鲜感。

    新京报：上次的新闻发布会，我看第二天见报的新闻都是拿“花旦周华健”这个词做主语的。

    周华健：是，我也看了报纸，但没想到这一块会被放大。其实我这次演唱会的尝试应该不算是完全的反串，只是唱一些女孩子的歌，唱出一些女孩子的心情。我之前就有类似的尝试，譬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还有和李宗盛合作的“周李二人转”，这样的表演方式我很喜欢，也很上瘾，但并不是像梅兰芳那样子。（笑）

    新京报：这次演唱会你选在北展这么小的场地，其实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相信你是想做一个很精致的音乐会，和观众比较贴近的那种，但是这次票价真的很高，最低价也要580块钱，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走“高端”路线？

    周华健：可能票务方面的考量说，我的观众群已经有了经济基础吧。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没有概念，也没办法去做评价。我也听人说过，内地的演唱会的票价向来比香港的都高，也有很多人在努力地整合资源，想把票价做低，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整起来。但内地票价比较高的演出好像偏偏一直有票房，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笑）

    新京报：你是不是在大场地做厌了，才想要特地叛逆一下？

    周华健：我真的老实跟你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本来不想在北京演，因为的确我已经来了太多次，也怕大家会疲倦。但最终还是决定要来，所以就找小场地，让大家和自己都有新鲜感，结果就定在北展。最远的一排大概也只有50米，然后舞台很宽，视觉上很舒服。每个歌手都有一段时间是要“求大”，希望能挑战几万人的体育馆，但是走了一圈之后就觉得没意思了。

    新京报：已经换了一种境界了？

    周华健：对，我所有的演出里，自己觉得最贴心的是那些小型爵士乐的音乐会。我最近在新加坡做过一次小型的音乐会，只有三百人，唱英文歌的爵士乐，好舒服，观众戴的眼睛片厚不厚，下面观众和女朋友坐得是不是太贴，我都看得见，这是一种大场地不能比的好感觉。[NextPage]

    【低潮期】 在香港找不到自己

    现在的周华健，几乎是一个歌手在现在的流行音乐范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而他说自己这种境界的修炼要仰仗自己曾经历过的一段低潮期，这段低潮让他认清了自己的需要，更好地享受自己的音乐人生。

    新京报：你对《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些老歌有没有什么类似“唱恶心”的感觉？

    周华健：我现在反而到了一个享受期，曾经是有一段时间，经常觉得“能不能不要让我唱这些歌了”，但后来又不小心发现，原来不同年龄里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比如唱到“你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现在唱和二十几岁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发现它不一样的时候，我才知道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新京报：说白了，就是这首歌被你唱透了。

    周华健：还没透。我再老十年唱，可能又不一样，可能还有那么大的空间。（用手比划一个大大的空间）

    新京报：厌烦期的时候，你如果去商演，会不会跟老板说，我不愿意唱那些歌？

    周华健：我的厌烦期不是针对歌，而是厌烦在香港的那种通告不断，整个精神状态被拖了下去的状态。因为我又是创作歌手，很快要写很多的歌出来，直到一个顶点的时候，突然出现身边的朋友生病的生病，离开的离开，这些事情连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对整个工作，对我自己，对我上台都厌烦，没有针对某一首歌。

    新京报：你也有过很长的低潮期？

    周华健：大概在世纪初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段时间我体能突然变得很差，上电视节目又要经常被提到好朋友和爸爸去世的事情。一不小心自己就已经年过四十，外面又有天灾人祸一大堆，一会儿淹水，一会儿台风，一会儿“9·11”大楼倒下来了，我还当了被告，官司缠身。真的很可怕。我想过要转行，但是发现自己除了唱歌什么都干不了，当老师也不行，连卖保险都不行。我那时候几乎到了要去看心理医生的阶段。

    新京报：人生到了一个瓶颈的感觉？

    周华健：你知道在香港的通告排不完，每个礼拜都有劲歌金曲，你要上榜嘛，就要去参加各种活动，如果不去就上不了榜，就没办法保持走红。

    新京报：这样无休止的生活会有一种厌倦的感觉吧？

    周华健：肯定有。一开始觉得新鲜，去香港看到八卦杂志，还会心想，我什么时候有机会能上封面，看到别人走红地毯，我就觉得别人怎么都那么花枝招展？我也不是很会穿衣服的人，等我真的走着红地毯登上了香港的杂志，觉得反而蛮恶心，有点想吐。在家看电视就是看白痴港片，每三分钟笑一次，笑完之后很无聊。你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够找回自我吗？我在香港找不到自己是谁。

    新京报：不过经历了低潮期一定也会有收获的是不是？

    周华健：是，在低潮期反而更能够看清楚自己。我经常建议别人在低潮的时候不要慌，但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一定得有人给自己一个当头棒喝。低潮到最后是什么？不也就是往上进步的空间吗？你在顺境的时候反而是最应该要担忧的时候，好日子不可能会长久的。

    新京报：你私下里应该是一个很爱静的人，和快速的消费时代有点格格不入？

    周华健：我的个性是这样的，总希望不要有那么多，希望一切都能从最低点开始。我一直留在台湾是这样原因，因为台湾的生活很慢，可以多一点机会和大地山水做接触。人也没有那么密。[NextPage]

    【生活】 纠结的父亲多苦恼

    周华健是一个纠结的父亲。他爱观察儿子的一举一动，观察中发现了儿子和自己的共同弱点，想告诉儿子却又不想太快告诉。儿子的长大提醒着自己在慢慢变老，但当年《亲亲我的宝贝》里传递的对孩子的那份有点近似不知所措的心软，在周华健心里一直没有改变。

    新京报：我想你应该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吧？

    周华健：我一直以为我儿子不是很怕我，但我最近才知道原来他的心里是有的。他大了，真的大了，这个9月开学他要念大三了。最近我们之间才开始有那种很接近的对话，对话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一直都很怕我，还跟我说甚至有段时间他会非常讨厌自己是周华健的儿子。

    新京报：他会觉得当名人的儿子很累？

    周华健：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我知道他的苦衷，每次他很努力地做了一件事情，身边的人就会觉得“是老爸教你的吧”，这种感觉让他一直都有负担，让他不太有存在感。

    新京报：和儿子现在的对话会有那种男人之间的对话的感觉吧？

    周华健：有了。某些时候我会趁机跟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就是一些基本的错误不希望他会犯。但是讲完之后我又会觉得，基本上这些错误是他一定会犯的。可是我希望他能快一点犯，犯完之后能够快点消化，自己摸出一条处理事情的道路来。

    新京报：儿子的什么错误是你觉得最担心的？

    周华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容易嫉妒的孩子，这点让我担心。

    新京报：儿子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你还能明确地想起当初写《亲亲我的宝贝》时的心情吗？

    周华健：我的心态当然不一样，其实我儿子对这首歌也有心态的转变。他12岁之前，就理所当然地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么一首歌，爸爸上电视，他就觉得每个爸爸都会上电视。可是到了12岁以后上了初中，他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一首歌，他会有一种“好恶心”的感觉：怎么我有一首歌人家没有，那我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隔壁人唱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期待着他当了爸爸以后，对这首歌会有另外的感受，如果他将来能体会，我会觉得有收获。不过我收获之前将会损失很多，我儿子现在20岁，我写这个歌已经20年，我入行已经二十几年。我想年轻一点都不行。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