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韵
没有多少人可以自称世界第一（就连重量级拳王也得分领头衔），而罗素·约翰逊（Russell Johnson）却是世界公认最棒的音乐厅音响工程师，他不仅改变了封闭空间的音乐效果，也改变了现场演出的整个聆听体验。
“音乐必须被空气包围，就好像音乐在飘飞一样，”罗素·约翰逊常这样说。他的招牌音乐厅好像屋中屋，只要轻轻按动一个按钮，整个电控墙面便能调整到完美的传声位置，从竖琴独奏到重金属乐队都不含糊。
我曾见过克劳迪奥·阿巴多的眼睛瞪得像茶碟一样大，那是在约翰逊为卢塞恩设计的湖上音乐厅里排练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末乐章之前，这个音乐厅像耶利哥城一样裂开大门，通过释放凝聚紧张的空间和空气让交响乐“呼吸”。正式演出时面对此情此景，观众的嘴巴张得比合唱队歌手还要大。
约翰逊在伯明翰为西蒙·拉特尔设计那卓尔不群的交响音乐厅时，交响乐团经理艾德·史密斯（Ed Smith）与他共事。艾德说：“我认为过去40 年中，在让人们欣赏交响乐方面，他比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大，无论是作曲家、经纪人还是演出者。”一座约翰逊音乐厅增加了一种神圣感，一种远离日常琐事的疏离感，一种宁静（当音乐厅空无一人时），不像其他任何音乐厅。
卢塞恩、伯明翰和达拉斯的三座音乐厅最接近他的理想境界，不过约翰逊起码在六打城市留下过印迹，包括重整纽约林肯中心的爵士厅，修补巴黎的普莱耶音乐厅（Salle Pleyel），救多伦多音乐厅于造型灾难，令新加坡进入交响乐地图，为布达佩斯带来了后冷战时代欧洲的最佳音响。
伦敦是一座他没有触碰过的城市，尽管有拉特尔和其他人的敦促，他却一再被巴比肯中心和皇家节日大厅的老板们拒之门外，理由却从来不充分。“我本可以修好那些音乐厅的毛病，”约翰逊也曾经嘟囔着抱怨，不过对于任何音乐空间他都可以有如是评语，不论是学校的体育馆还是罗马斗兽场。
在我认识的所有天才人物中，罗素·约翰逊可能是最有天赋也最专心的一位。他成年后一直独自生活，常常几个月间带着手提箱满世界奔忙，在韩国首尔、巴西圣保罗或是芬兰那冰冻三尺的拉蒂为新建音乐厅调音。2007 年8 月的一个周二，他没有去办公室上班，之后一个同事去他在纽约的公寓探望，发现他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他直到83 年生命的最后一晚，还在为音乐能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工作。
没什么人知道他是如何白手起家。罗素告诉我，他第一次听乐团演奏，是1945 年在菲律宾打仗时。他出生于费城的郊区小镇博维克（Berwick），唯一接触大型演出的机会就是每周六晚电台广播的大都会歌剧院歌剧。他本来高中毕业就要结束学业，跟父亲、祖父一样去汽车工厂工作。战争给了他摆脱小镇命运的机会。在告诉征兵局他自己设计了录音机后，约翰逊成了一个陆军通信兵。他目睹了与日本人的战斗，并在马尼拉的一晚休息时听了人生第一场音乐会。“我完全被惊呆了，”他在一次午饭时告诉我（吃饭是他的主要娱乐）。他细听乐团演出的每一细节，程度超出常人想象。
复员后，他根据《退伍军人法案》上了大学，取得了建筑专业学位，去纽约工作，辞职后便创造了一种新职业：剧院音响师。音响的形状在时时变化。战前的音乐厅都是砖木结构、鞋盒型设计，能容纳2000 多个座位，音响效果也不错。现代化和战后繁荣带来了造型各异、能容纳3500 个座位的钢筋水泥建筑，而音响却被压抑了。这就是罗素登场之时。
音响理论似乎综合了音乐黑话、实验和错误。卡拉扬曾要求在柏林爱乐大厅的舞台下放几片绿色玻璃，因为这些是莱比锡的格万特豪斯音乐厅被炸毁后的遗物。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则从顶椽上垂下大布条，据说是为了减少干燥的声音。
罗素不信这一套，他爱说“和谐统一”：“音乐家必须聆听或者感知观众所听到的。”他会和第二小提琴在位置上坐上几个小时，讨论音响的特性，什么听上去好，什么不好。指挥们像信任自己的耳朵一样信任他的耳朵。一个英国同事特别喜欢他的行事方式，“在先期会议中他会直接了当地说自己还没准备好讨论音响细节”。
他更喜欢与大胆的建筑师合作，比如凯撒·佩利（Cesar Pelli）、贝聿铭、让·努维尔（Jean Nouvel）、扎哈·哈迪德等，同他们的眼睛、耳朵来回“拉锯”。卢塞恩音乐厅的设计者努维尔说：“我是眼睛的卫士，约翰逊是耳朵的卫士。”如果他失败了，通常是因为软弱的音乐管理部门无法支持他与疯狂的开发商抗衡。费城的佛瑞森音乐厅（VerizonHall）一开幕便告失败，罗素感到极端懊恼，布达佩斯的音乐厅也没有达到他期望的温暖音色，尽管这二者都有所改进。过去35 年中，几乎所有音响一流的音乐厅都出自约翰逊之手。[NextPage]
罗素曾向我保证，他年轻的对手拉里·克尔凯戈尔（Larry Kierkegaard）能够顺利完成修复巴比肯和南岸的工作，事实的确如此。但伦敦这样的城市不应该拒绝聆听一位剧院音响师的远见。罗素·约翰逊在全世界留下了印迹，唯独缺了伦敦。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