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目前网络上许多人把外来文化的输入简单地等同于文化入侵，甚至有人主张全盘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人文艺术》第6辑出版之际，著名人文学者查常平博士在成都邀请几位文化人据此展开对话。这里发表部分文字同读者分享。

　　 对话介入：

　　查＝查常平（《人文艺术》主编 批评家）

　　洁＝洁尘（作家）

　　邓＝邓乐（公共艺术家）

　　董＝董志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对话时间：2007年1月18日于成都

　　董：我以前提出过“概念前置”，我们为什么没有“主义”？我们今天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一些概念，而这些是西方一批艺术家经过对现实的思考后产生的，形成了一个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移植概念。现在有焦虑是好事，因为该移植的都移植了，才发现都是别人的东西。焦虑会产生让我们去反思的动力，艺术包括学术为什么没有为社会提供一个真正的框架？我曾参加过一次关于“失语”的讨论会，当时讨论到要怎么抵制外来文化宏扬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失语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创造性。其实移植拼凑古代的东西，一样的失语，因为那是古人的声音。关键是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自己的声音从哪来？就是从现实中来，从创造性来。以前读书时高尔泰先生告诫我们，你不要慌着写文章，你是学生，好好的读书。从中外名著一本一本去读，读完以后你才知道有没有话可说，你要写文章就要说别人没说过的东西，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价值，别人才会读，因为你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为什么会整体的失语包括今天的艺术、哲学？因为一直在移植，没有真正从我们当下的土壤中去创造。

　　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移植是有前提的。比如哲学、艺术、宗教里有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如果没有普遍性，移植就没有依据。反之，如果它们有其普遍性，那么移植就是必需的。我们目前网络上许多人讨论的文化入侵，仅以日本为例就可以说明其荒谬。日本的传统比我们保存得好，同时其文化移植的幅度比我们大。西方的经典在日本基本都翻译了，而我们翻译得非常有限。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日本在大量文化输入的情况下传统照样保存下来？

　　董：如果存在普遍性真理的话，也不能总是等别人去发现。我们今天还属于一个民族国家时代，就必然存在国与国的利益，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德国今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有一个观点：人权大于主权。从理论上讲人权应该大于主权，是应该超越国家的。这是一个理想，可以朝这方向努力。但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都大于人权。在世界目前都敞开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和国家要闭关自己搞是不行的，与世界接轨是必然的趋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就在于：一方面，我们要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传统专制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作为一个中国人与自己民族的关系。这是很难把握的尺度，有时是在普遍主义的虚假旗号下违背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反过来，有时又会站在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拒绝真理。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前的处境中很尴尬。移植来的东西或许有它的某种普遍性，但普遍性永远不可能是现实性。从哲学和艺术来讲，西方这20世纪的主义或流派没有哪一个是普遍的，它只代表一个新的发现、新的视角，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新的东西。为什么它成为一个典范，是因为它是开放的，你跟着它后面走只是在它敞开的世界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同样，西方的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等，这些也不是普遍真理，但它有一个敞开的视角，是以前人类社会没敞开过的。它的敞开给我们带来新的看见。我们应该学习，但却不可盲目崇拜。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自己提供一个可以敞开的视角贡献给全人类，这样一个民族才可能坦荡，才可能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民族若对人类没有这种贡献，就永远不能与世界接轨、永远没有平等对话的权利。

　　邓：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总是困惑着我，以前也与常平讨论过。提到日本，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的传统文化脉络也是东方文化。它为什么在发展中能够保留纯正的传统文化又可以与西方的前卫接轨，在思想和物质都对世界有贡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经验；我们又与日本很多地方不同，日本国家小，资源匮乏，有危机感，有紧迫感，它需要强盛，需要扩张。扩张给它前途和希望。正因为危机和紧迫，二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没有垮掉，所以它很快站起来。我们的国家有很多问题，关键出在价值观和思路上，我们搞城市建设非得把老城拆了来建新城，吸收西方文化就唾弃自己的传统，并且革命彻底。

　　 现在一说消费，就觉得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奢侈和浪费是正常的。消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应该是创造性、保护性、可持续性的增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里，中国又处在一个被打的状态下、马上又开放，一开放很多东西进来就着急，就学、就仿，很多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一个消费时代又来了，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它麻痹了中国人，中国的经济技术是不能与西方消费时代的经济技术相比较的。

　　洁：中国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断裂之后进入消费时代的。这呈现出一种妖魔化的奇形怪状的现象。

　　查：我工作了十多年，该读的学位也读了，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其正常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再生产。有时买书都感到捉襟见肘，我不知道大部分人是否能够靠工资收入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如果不是那样，我们的社会一定有严重的问题！

　　邓：梁启超、康有为的空想主义思想正在被利用和膨胀。现在到处修建欧陆花园、县政府的房子仿美国总统府修成白宫，都想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的生活视角中来。我们实际处在一个梦想的时代。中国人把梦想当成了现实在消费。所以，常平作为知识分子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不能说知识分子与打麻将的人都是一个层面，绝不能这样认识。知识分子在消费中，应该思考和清楚认识到这种消费会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包括今天的美学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现在炒得很热的拿来主义，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应该退到应有的位置上。一个弱势群体总希望富人把门大打开，可以将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富人总是把围墙筑得很高。我们发现去西方国家的人有很多，进入它的国家消费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一个学生在英国留学每年费用几十万，几年下来费用近百万，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财产。你还要在那里消费它的产品、思想及语言，这要付出很多的。你梦想的东西越强烈，要得到的东西就越虚幻。我们不奢望谁来建构一种思想来拯救中国，目前实践的理论在中国当代也很适用，以前李泽厚也曾说他要建立一个美学体系非常困难，他只能尽己之力把西方的美学翻译过来，希望国人消化后能结合自己的审美经验建树自己的当代美学体系。怎么形成一个新的形态？在我们客观的生存环境、文化意识中把我们的作品呈现给外国人，让别人承认这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链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问题。

　　董：我同意你所讲的。我们所进入的消费时代是虚假的，那么，这些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移植过来的，我们跟着西方的话语走。问题是：西方确实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从直观上讲，消费时代是老百姓主动的消费。而反观中国百姓的收入，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被房子消费掉了。他不是主动的消费而是被迫的消费，是非常痛苦的消费。消费时代应该是很愉快地花钱，而我们却是无奈的花钱。为什么会这样？是被炒作出来的。为什么人心浮燥，从某种意义讲这是社会造成的。逼你整天去赚钱，高额贷款买房、买车，使你整天心不踏实。它把人的欲望调得很高，但现实又不能满足这种欲望。

　　查：我们不仅消费着现在，而且掠夺了过去，并且向未来透支。为了今天的舒服，大部分中国人奉献出了自己的未来生命，成为房奴、车奴。

　　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杂烩的复杂时代，神权和公民、前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共存，前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希望，像两种水在流动经过互相的融汇就会慢慢趋向平衡。现在就是在融汇，西方在这过程中也有紧迫感。日本二战结束后，那时的社会形态也非常痛苦，像电影《望乡》里那个阿奇婆的经历，所表现的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时代，正因为苦难日本民族崛起了。我们的危机是我们的苦难感还不够，所进入的消费时代也是炒作。比如虚假的商业消费对电影的炒作，现在上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粗糙、奢糜、假构的场景很想迎合穷人的黄金梦，其实这是一种商业社会的投机，是对商业构建正常秩序的解构，也是对知识阶层的智商亵渎，很多观众花钱观后只是对解构和亵渎思考的买单。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录音整理：刘丽）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