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文化娱乐多元化的今天观众欣赏口味已是众口难调，但临近岁末，有关“春晚”的话题仍不失为媒体关注的“一道菜”。据了解，央视2013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将于近期终审，从“赵本山有望现身”到“黄宏是否上春晚成谜”，对于央视春晚谁上谁不上的猜测，更多集中在小品演员身上。从一台晚会“得小品者得天下”到观众戏称小品“直晃眼不扎心”，已呈现审美疲劳的小品创作是否还能有所突破呢？
从一针见血到隔靴搔痒
从诞生到现在，作为中国特有艺术样式的小品只有30年的历史。“小品本是戏剧院校、剧团训练演员的手段。1983年，从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开始，小品正式登上面向广大观众的舞台。这种艺术样式充分体现了艺术娱乐和批评精神，在众多艺术样式中一时间独领风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平说，“小品介于话剧和相声之间，并同电视紧紧联系在一起，从创作到演出的周期短，能够最快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敏感问题。”
回望小品繁荣期，从陈佩斯、朱时茂到赵丽蓉、黄宏、宋丹丹、赵本山、范伟等笑星，他们每年都会有好作品让大家捧腹，《吃面条》、《超生游击队》、《打扑克》、《英雄母亲的一天》等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主题有一定的深度。然而，随着赵丽蓉、高秀敏的离世，以及陈佩斯、宋丹丹、范伟等人的相继退出，小品也渐渐不再风光。央视2012年春晚总导演哈文甚至表示“小品已经没有市场”，虽然很多业内人士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但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在相声陷入低谷时，有人认为，相声批判现实的讽刺功能在衰退，而小品与时代热点的关联更为密切。如今小品遭遇滑坡，或许症结也是如此。创作过《相亲》、《过河》、《红高粱模特队》等小品的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崔凯认为，目前的不少小品，要么单纯追求逗乐，缺少思想内涵，要么脱离生活，失去故事根基。一些业内人士这样调侃当前小品的创作状态：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聚拢在房间里，众人侃出一个点子，爬一晚上格子，大腕儿排练一次，就能在晚会演上一阵子。
理论引导比模仿名角更重要
“其实小品没有市场只是假象，深层原因是在小品艺术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大红大紫，另一方面却一直处于‘三无’状态。所谓‘三无’，即一无理论，二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三无专门的创作和导演表演队伍。”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高长德说，“其中，理论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
高长德认为，这些年来，虽曾召开过不少地域性的或者全国性的小品研讨会，但绝大多数是对某一具体演出活动的点评或讲评，很少就目前全国小品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规律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讨论，更缺乏从艺术理论上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有些讨论乃至争论表面上看挺热闹，但争论的双方似乎均未认真地研究过他们争论的对象本身，甚至对其基本特点和主要渊源也没有弄清楚，仅仅是移用戏剧学和曲艺学的某些传统原理来套小品这颗“新星”。这一方面反映了小品“突兴”现象自身所包含的复杂性、多面性，同时也折射出理论界和艺术界对小品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肤浅、单一、滞后的初级阶段。
空政文工团一级演员唐文光参与过多部小品的创作，他认为小品还有发展空间，关键在于引导。“小品是穿着艺术的百家衣成长起来的。早期，由于有一批天才的喜剧演员，既有表演天赋，同时也和剧作者一起打造剧本，他们创作的小品深受观众喜爱。可以说，像赵本山、宋丹丹这样的演员几十年才能出一个，现在很多演员想要模仿赵本山等人，却只学得皮毛。观众对作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依靠后来者自身的力量已难以吸引观众，这时候就需要理论指导来弥补先天不足。”唐文光说。
源于生活才能找准穴位
“小品诞生之初因一批曲艺演员转行演小品，给观众留下小品就是逗乐的印象。现在有人开始探索不同的方向。”高长德说。刚刚在天津结束的“天穆杯”全国第三届“新农村、新文化、新风尚”小品展演活动中，不同方向的创作探索得到了体现。小品《情人节的玫瑰》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默默扫地的清洁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年轻的清洁工夫妻的纯情浪漫让人觉得真实可爱，同时给人留下许多遐想。
在小品创作中，名人写名人演的作品在电视晚会中被放大，而活跃在更广阔舞台的绝大多数草根写草根演的作品往往被忽略。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写农村小品、演农村小品的队伍。四川省达州市群众文化馆的谭仕海是小品《调解》的编剧，生于农村、当过工人的他没受过一天科班训练，但对当地农村的生活很熟悉。《调解》中两个邻居为一棵枣树的归属问题一直矛盾不断，村派出所王警官巧妙调解，最终使他们和好如初。该小品在当地演出300多场，深受群众欢迎。天津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李治邦认为，小品的形式创新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源于生活，生活气息越浓，触角就越多。
黄宏曾总结过小品创作的要素：“选材要准、开掘要深、主题要高、格调要新。”这需要创作者和表演者在艺术、生活、技巧上的修养达到高度的统一，才能让创作出来的小品像“扎针灸”一样找准观众的穴位。洗去浮华喧嚣，回归生活和艺术，小品才经得起品味。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