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宏宇
宁浩
《疯狂的赛车》片头职员表里，“编剧”一栏列了七个名字。每一个坐在银幕跟前的观众都有必要警惕起来：这是集七人之力制作的一幅智力拼图，而在随后的100分钟里，你只能一个人去把它拼成完整的画面。
《疯狂的石头》是三路人马围绕一块玉石，两路攻一路守，重重算计。《疯狂的赛车》也是三路人马，这一回各有各目的，仍然两方恶一方善——台湾和泰国的黑道要完成一笔交易，奸商雇了山寨杀手谋害有钱的老婆，落魄的自行车手拼命挣钱，想给师傅在“地下CBD，人生后花园”置一片体面的“地产”办一个体面的葬礼；他们的命运当然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
七个编剧花了九个月才完成剧本，为的是把故事说圆。100分钟的阴差阳错、连环巧合，不只要在因果关系上经得起推敲，时间和空间关系也必须合情合理。这个方法，宁浩称之为“拼硬功”、“打正面战争”。这部电影很可以在影迷当中搞一个比赛：只看一遍电影，不许携带纸笔在影院里记录，看谁能够最完整最清晰地复述出这个多头并进、环环相扣的情节。
不过这样的游戏必然只是一小群影迷的爱好。
大众喜欢《疯狂的石头》，其实是因为电影呼应了当下的社会心态。那是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的主角——一个养活一堆人的工厂是否要拆迁开发地产，是整个故事的根本动因；“石头”所以重要，因为它决定一批工人、一群贫民的命运。地产商是邪恶的贪婪的奸诈的，最终不能得逞；底层小人物则是善良正直的，虽然穷，却有足够的乐趣（比如自排“千手观音”）；就算那帮笨贼，也只是傻得可笑，对我们的生活完全不构成威胁。
人们对始终强势的地产行业多年不满，对社会治安多少还有些担忧，这些情绪在影院的笑声里一一化解。《疯狂的赛车》延续了类似的戏谑，不过因为情节更复杂节奏更快速，恐怕不再像“石头”的效果强烈。“疯狂”系列两部类型片的公映，多少体现出国产电影在追求商业表现的迫切之下，对更宽松尺度的争取。但宁浩的“疯狂”系列将到此为止，不再会有曾经设想的“三部曲”。“这个类型我不会再玩了，打正面战争打到极致，最大的能耐也就这样了。”他的计划将转向新的类型，下一部电影《无人区》，他定义为西部片，“不会像这个这么快，是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看的。”
我在实验能不能拍恐怖片
记者：有没有一些桥段或笑料是最终没有用到电影里面去，你觉得比较可惜的？
宁浩：有很多，但我不会觉得可惜。比如黄渤做梦那场戏，其实我在实验自己能不能拍恐怖片，大概拍了三个晚上，本来有5到10分钟，一长段的情绪戏。拍完其实情绪挺好的，很多人看到都会紧张，但最后觉得与主题无关，就剪掉了，只留了十几秒钟。有整支线都剪掉的，比如那个厨子和海鲜店老板出场，本来有一条明确的线，跟黄渤都是有关系的，但后来觉得多了就剪掉了；公安局有很多场戏也剪掉了，但剪掉了我不会觉得可惜，一定是对结构有用的东西才留下来。出片名前本来有车手一段较长的前史，他的落魄是几年以后了。我觉得喜剧大不过戏，还是要考虑整个的戏剧结构。
记者：《疯狂的石头》里有不少精彩的笑料，像“千手观音”、《碟中谍》的戏仿，但这次好像少了一些？
宁浩：我想尽量做到戏剧本身的干净，不想借助外力，我觉得“搞”和戏剧本身是两种东西。有一种电影的结构是建立在对别的信息的熟知的程度上的，无论“千手观音”还是《碟中谍》，你必须看过那个东西才笑得出来，外国人看“千手观音”就没有什么感受。郭德纲说，“打车去太贵，我坐300。”这只对北京人有效果，上海人听不明白——300是什么？像《大电影》、《惊声尖笑》这类电影，笑料建立在你对别的电影了解的基础上，那不是戏剧结构本身的喜剧性。
我们在看外国的荒诞喜剧的时候，仍然会让你笑，那是因为它戏剧的构建在发生作用，我觉得那是“干货”，我拍这部片子就是想要去学习一下“干货”怎么处理。好的东西是超脱时代的。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时候富商流行穿什么戴什么，对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人可能是起作用的，现在对我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距离太远了。时代的、社会的符号没有了，只能剩下“干货”。
一部电影，就算给一个非洲人看也有能量，这样才是比较自立的，所以我有意减少了那些东西。
[NextPage]挣到钱再说
记者：你已经是同代导演里市场最成功的，市场对你的创作有负面的作用吗？
宁浩：是有吧。每一个艺术家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我的第一纲领就是先挣到钱再说，所以不可避免说有商业气息。几乎所有作品，我们听得到的音乐，我们看得到的绘画，我们看得到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会有商业成分。这都是服务于第一纲领的，我们超越不了我们的现实。
上一个时代是以政治为主题，上上一个时代是以战争为主题，大家也逃脱不了时代主旋律。那个时代的战争片就要求宣传民族主义和战斗光荣的色彩，这种色彩是不是最最正确的，放到别的时代就不好说了。国民党时期还拍过自己的“主旋律”呢，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对于市场，一些负面的东西你也得接受，你得益于市场你就得接受。
记者：即便是市场的要求与你个人的取向不一致的时候？
宁浩：可能中国导演都有这种责任吧，为整个电影市场，我们做的事情太有限了。2008年国内的票房是四十多个亿，这可能就是一个中型煤矿、一家鞋厂的年产值。但电影是一个国家的整个产业，我们是应该更多关注市场的，什么个人情怀、由着你性子耍，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把电影市场做起来，才能大家都好。国家肯定有很大压力，你入世了，美国人肯定拿这个说事：你什么时候放开让我的电影进来。但在自己的市场没有完全成熟起来的时候，让美国电影进来，我们会不会变成台湾电影，这都是值得担忧的。
记者：那么个人情怀你通过什么方式释放？
宁浩：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不会伤害投资商——除非我们也伤害得起，他自己也不觉得对他是怎么样的伤害。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李安，他把他自己的个人情怀和商业结合得很好。
记者：《疯狂的赛车》其实是你第一部真正的商业制作，钱多了之后，电影多了哪些选择？
宁浩：比如电影的摄影，是选择国内的摄影师，还是香港的摄影师。现在有可能制作大场面了，以前是没法想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给自己一些训练的可能。
那些动作场面，在街道上的追逐，要封街，体育场的群戏……还有撞车、飞车的特效，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场车戏，你在电影中看似只占十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在拍摄中带来的难度却是成倍的。特技队什么时候来，演员在不在……从统筹到规划，可能都要重新去分析。这就慢慢得到一些经验。比如说房子的爆破。
记者：房子的爆破是后期特效？
宁浩：真炸。得先有一个基础，才能做特效。我还是比较想拍一个技术结合内容的东西，技术要有个门槛，要纯粹只是内容没有技术，就会显得比较粗糙。
记者：我们以前也有爆破，但好像是战争片专用，不像香港电影经常用到，很成熟。
宁浩：对。而且是十年前才刚刚变成市场化的行为，这是对工业化来讲很重要的事情。
这次我们的爆破组是广州的，但是他们也属于香港那个系统，是被香港人培训出来的一批人。动作、车技都是香港的，目前内地还做不到这个。看似简单，像片子里冷冻车撞到铲车上，玻璃到处飞，内地暂时做不到这么精确。
之前我拍了一个短片，《奇迹世界》，是跟内地合作的，视觉上比香港要帅一点、猛一点，但问题是他们对机位的控制不是很准确，实际上就很危险。在这方面香港还是很占优势，所以我觉得香港电影的回归，对整个中国电影可以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我们也有剽悍的游牧民族
记者：像“疯狂”这样的类型片，在国内很少，你觉得缺什么？
宁浩：我觉得不是因为类型片带活了市场，而是市场逼出类型片。美国电影一开始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但后来市场竞争太激烈，逼着它就总结出来哪些东西是最有效、最卖钱的。这种规律的摸索，需要大量的实际演练，就是说大量的片子在拍在上映，由观众去挑选。我们的还太少。我们现在不说跟美国比，跟10年前的香港都没法比。香港那么个弹丸之地，一年有两三百部电影在上映，几乎每天都有新片在上映。我们国土面积这么大，这么多有需求的观众，而且各地区文化还不一样，可是一年有多少国产片？什么时候中国电影年产五百部都在电影院里面放，我觉得类型片自然就形成了。
记者：以后你自己想尝试什么类型？
宁浩：我下一部片子是西部片与公路片的结合，这个很有挑战。西部片在美国类型片里面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包括意大利人拍的也属于美国西部片。我去新疆呆过，我觉得中国有跟美国一样广袤的西部，那里的地形、地质结构，插上英文路牌就是得州，一模一样；我们也有彪悍的游牧民族和生活形态，为什么不能拍一个非常有西部质感的当代题材电影，有类型感？所以我想尝试一下，和当下的社会结合，可以变成新类型的研究和尝试。
然后想试试科幻片。科幻片在美国60年代就兴起了，也是标志性很强的类型片。像《星球大战》一看就是科幻片，都不用坐下来理性地分析。我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如果能给人们强化一个类型片概念的话，就从最显而易见的类型片开始。
记者：一般说来科幻片是要花大钱的。
宁浩：也不见得。比如《第三类接触》能花多少钱？国内现在的技术也完全能做到。其实真正的科幻片主要在观念。沃卓斯基兄弟拍的《骇客帝国1》，不见得花多少钱，它只是给了你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需要智慧的。在这方面东方人不比西方人差。
(编辑：许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