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部作品在国内连演3天，亏了200多万，我现在还欠着大家的钱，完了以后，我要到国外巡演挣钱再还。”不久前，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现代舞蹈家高艳津子对我感叹。她是现代舞剧《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的创作者，此剧去年11月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观众爆满，但依然入不敷出。
舞团的生存问题显然在高艳津子的心中盘桓已久，一连串数字组成的账单从她口中连贯地跑出。一台舞剧出现在观众面前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呢？上百万。首先是舞团的基本费用，从排练厅、办公室的租金，到演员的住宿和保险，一个月需要10万才能维持。再者是更加高昂的制作费用，比如讲述中国人在四季更替、五谷轮回中与大自然对话、相处的智慧的舞剧《二十四节气》的制作费就高达200多万，其中服装、舞美、多媒体、运输人工每个环节都需要用钱。到了可以正式演出的时候，场地租金也让人头晕目眩，一天6万，连演3天就是18万。
“我们还没演，就先有接近20万要付出去。”高艳津子苦笑着说，“再加上装台、工人费用，这台演出少说也要50多万。”而《二十四节气》11月9日到11日三天创造了20万左右的票房，据津子说，这在舞蹈领域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其中还有教委的包场资助。即使是这样，算下来舞团演这一部剧也要赔200多万。“连我的顾问都告诉我说，要不这次就别演了，一演就注定你会赔。但是作为一部用大家的智慧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津子用像是在讲笑话的语气叙述着，好像自己在做着一件荒唐而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每一次演出之前，我都要算好账，我能不能赔得起，心里能不能承受得了。事实上，我们团的行政人员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工资了，就为了能实现这次演出。”
作为完全脱离政府资助、完全靠社会资源独立运作的北京现代舞团，《二十四节气》是高艳津子第一部在国内首演的剧目，以往的作品均是在国外首演。“在国外巡演，就不用我们操心票房了，那是他们剧场的事儿！”北京现代舞团演出了十几年，就迁徙了十几年，目前其在国外的出场费通常是1.5万到2万欧元一场。今年津子已经带领着舞团走过非洲、俄罗斯、以色列等地，接下来不久又将出国巡演。“这次出去演50场，我的制作费用就回来了。我们靠国外的演出费，养活在中国的生存，给中国的观众演出。”
现代舞不像古典的芭蕾舞或者民间舞一样有规定的律动和既定的模式，它更多的是表达创作者自身的个人体验，以及对生命的感悟。现代舞大家林怀民来到菩提迦耶，在泥连禅河畔体会佛陀渡河的决心，感到“惊悸而感动”，日日修行才编出《流浪者之歌》；尼金斯基根据俄国原始雕像的造型设计舞姿，一共排练130次，经过阵痛连连的诞生的挣扎，才编排出革命性的舞作《春之祭》。现代舞舞者需要把一丝一缕的生命体悟转化为舞蹈的一姿一势，更不用说还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基本功的训练。他们能否有一个空间进行纯粹的创作，而不用去操心宣传、担心票房、忧虑生存？
从事多年舞蹈评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卿青告诉笔者，如果现代舞团只在中国演出，它的生存肯定是非常艰难的。首先，与其他舞种不一样的是，现代舞对于国内舞蹈界来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事物。它在国外有200多年的历史，而引进中国才二三十年，国内的舞蹈界以及观众都习惯于欣赏视觉上体现出来的舞蹈技艺，或者演员表现出来的赏心悦目，对于这种表达反思的不强调“美”的身体感到有点“水土不服”。“因为现代舞太富有反思的东西，强调个人的表达，用个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思维。只有中国越来越开放，大众的自我意识萌生了，才会对这样的现代艺术形式产生共鸣。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另一方面，现代舞舞者的生存状况与体制有莫大的关系。卿青说，学院派现代舞舞者就能够很好地生存，他们可以一边当老师，一边创作，同时还可以为国家的大型活动的编排去做点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可以很富裕，名车豪宅不成问题。”另外一种，就是有固定团体的，比如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他们会有一些来自政府和机构的资助，可是远远不够。因此参加国际演出，是国内现代舞团生存的重要支柱，他们也会利用从中获得的收入，支撑自己在国内的表演和创作。在国内，除了国家大剧院不需要演出方支付场租，还跟舞团分票房收入以外，其他剧场大多把票房压力转嫁到演出方身上。而在国外不同的是：他们有非常成熟的体系，如果演出剧场看好某个演出团体的节目，就会直接预付订金购买，宣传和票房都不用创作者去担心。这是国内五个专业现代舞团，以及有能力的独立舞团所能采取的国外参演方式。但对大部分连生存都略显困难的独立舞团和个体舞者来说，他们能在国外演出的机会少之又少。
倘若艺术家在国内因为资金压力而生存不下去，就会导致宝贵的艺术资源流失到国外。卿青认为，或许社会可以给真正的现代舞自由艺术家一些保障性的支持，而剧场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对待纯艺术团体，应减低或者免收他们的场租。“我想说，救救我们吧，我们不是活不了让你救，是救我们的艺术。”高艳津子在谈及某次争取资金支持遇到碰壁时这样说道，“我特别希望中国的观众不仅是在物质上解决了生活的问题，而且在审美和鉴赏上也成为一个国际的观众。在中国，我们具备这种使命感，要让更多观众看到现代舞。”
（编辑：闫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