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燕云
岁月如水，我常有梦。此梦竟常与遥远敦煌的那个石窟有关，与我钟爱的敦煌舞蹈有关。
一般人的梦境大都是抬头仰望星空，追寻其瑰丽。我的梦却全是我脚下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过，又尾随于我。
梦有长有短，有的稍纵即逝，有的挥之难去。我的敦煌梦，天天与我相随!
(1)
与敦煌舞结缘，是在1977年，那年我21岁，已经跳了8年舞。从13岁开始，我的足尖就没有停止过旋转。我所在的甘肃省歌舞团是一个民族舞团，我既跳过《快乐的罗嗦》那样地域和风格性很强的民族民间舞，也跳过经典的古典舞《小刀会》，“文革”期间是风靡一时的红色芭蕾。那时我并不太懂得不同舞种之间的区别，只知道刻苦地学用功地跳，努力比别人流淌更多的汗水，因为我想当主角，而且梦想成为舞蹈家。
1977年春天，中国人挣脱了极左的禁锢，思想的解放推动着创作的洪潮。我们团把目光投向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那个叫“敦煌莫高窟”的地方。西出阳关，翻乌梢岭，一路上我们领略了秦汉长城残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奇观，但当我走进莫高窟，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时，才真正体会了什么叫眼晕目眩———在遥远荒凉的大漠深处，竟深藏着500多个玄秘的洞窟，珍留着祖国千余年的壁画，上边的古代舞蹈形象姿态万千！
一连多少天，白天我沉醉在洞窟里，看个不够；夜晚仰望敦煌的星空，回味凝神。壁画上的舞姿飘在天幕，随想象飞舞，让我周身灵动，产生了飘飞的欲望。我们所有的编导和演员都被打动了，仿佛融入斑斓的壁画之中，幻化成血脉跃动的“画中人”……
来自壁画的艺术感染，激发了编导们的创作灵感，形成了唐代的一位老画工和他身为乐舞艺人的女儿悲欢离合的舞剧构思。当时创作时，一人画一人舞，画舞相辉，既易于戏剧的展开，又便于和敦煌壁画舞姿的契合。最令人兴奋的是，敦煌壁画上的舞姿、舞态形象独特，美不胜收，有别于过去所见的所有舞蹈种类，假如能将其复活，变成当代舞台上的舞蹈，那么这出舞剧将拥有自己独特的舞蹈语汇，横空出世，让沉寂于冰冷石窟的敦煌舞蹈获得新生。
我很幸运地参与了敦煌舞蹈的编创，并且担任了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的首席女主角，成为第一位复活敦煌壁画舞蹈的舞者。
(2)
复活敦煌壁画舞蹈不是一件易事。舞蹈是动态的艺术，绘画表现的舞蹈只是一瞬。如何使这些先人留下的片段、静止的舞蹈画面，变为连贯的有情绪、有情感的舞蹈？我们艰难地寻找着每一幅舞姿之间的关联，判断是腾空的瞬息还是地面的造型，捉摸着动静结合的节奏以及跃动与旋转的方向流线……把一个个静止孤立的字与词，变成情趣盎然的句子。
担任这样一部大型舞剧的女主角，我兴奋也备感压力。最难的是我读书太少，要理解千年前的敦煌和连接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背景，觉得很难很难。于是，我不断向敦煌学专家和编导老师学习，听他们讲佛经故事和历史文学，努力学习中国舞蹈史和唐代的乐舞诗歌。
“……飘然旋转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我激动地发现：古代乐舞诗为我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让我看到了许多美丽生动的舞蹈场面和传神的舞蹈描述，丰富了对敦煌壁画舞蹈动作的感受。
(3)
敦煌舞的韵律和过去从戏曲中脱离出来的中国古典舞的表现，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便是《丝路花雨》的编导们称之为“S”型的舞蹈动律，它力图使所设计的连贯动作呈现出S型曲线流动的韵律。这在中国古典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女主角英娘反弹琵琶的动作是人们印象最深的舞段，成为敦煌舞蹈的一个经典标识。然而，在编排试跳这大段舞蹈时，我却尝足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滋味。手持琵琶跳舞本来就影响各类动作的发挥，更何况要达到“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的意境。双臂反别在背后，时而表现“轻捻慢拢”，时而显示“骤雨乍泻”，一练就是几十遍，这常常累得我颈背发僵，胳膊抽筋。再加上旋、跳、蹲、卧各种舞姿与技巧的使用，和反复无数次地寻找S型动律，我是遇到了舞蹈生涯中最累最苦的考验。
我的体重迅速下降了10多斤。但我运用手中的琵琶越来越洒脱灵巧，脚步越来越轻盈，动作越来越自如流畅，终于把一组组敦煌壁画的琵琶舞姿神采飞扬地复活了。《丝路花雨》全剧共有40多个舞蹈，英娘的独舞就有10段之多，均为剧中的核心舞蹈。舞蹈学专家叶宁评价说：英娘反弹琵琶的舞姿，在壁画中具有强烈的美感。舞蹈不仅惟妙惟肖地复现了这一美的造型，而且动作本身具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感，流畅自如。扮演英娘的青年演员，摆脱了旧有的各种舞蹈程式的束缚，解放了身体，创造了一种轻盈优美的舞蹈风格，这是一种崭新的舞蹈风格。
我很喜欢《丝路花雨》的戏剧故事和人物。这个舞剧是充分考虑到舞蹈而编织的，叙事和抒情的设计充满了张力，使舞蹈艺术的表现具有了很大的空间。在表演中，我常常感到来自戏剧的力量支配和控制着舞蹈的感觉，每每舞到此时，我都会禁不住落泪，融入一种境界，忘却技巧而神形恣意，达到动作和技巧的高水平发挥。由于我的努力，成功地塑造了英娘这个艺术形象。
(4)
我永远忘不了1979年金秋十月的北京，适逢新中国建国30周年国庆，我们的舞剧《丝路花雨》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国庆献礼演出，在137台节目中脱颖而出，轰动了京城，获得了当年国家级的文艺最高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国驻华使节观看了演出，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代表观看了演出，好评如潮。专家们评说，《丝路花雨》的创作表演成功，为中国舞蹈的继承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是思想解放的硕果，是文艺春天的报春花。
10月24日晚，邓颖超副委员长来观看演出。我跳得非常投入、动情。演出结束后，她高兴地走上台来同我们握手，许多人都哭了，大家都想起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4年后的1983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青联代表联谊会上，我荣幸地和邓大姐坐在一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向她介绍我时，邓大姐满面笑容地拉着我的手说：“我认识她，我已经两次看过她的演出……”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随着《丝路花雨》轰动北京，反弹琵琶的英娘形象也家喻户晓。英娘———反弹琵琶舞———我的名字“贺燕云”，从此就联系在一起了。面对突然而至的火爆效应，23岁的我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无论在哪方面我都觉得自己非常幼稚，更不善言词。每次演出之后，我总喜欢独自躲在房间，让心境平缓，思绪沉浸在演出里，苛刻地检讨演出的得失，甚至每一处细小动作的闪失，都会无数次回味，琢磨改进。
(5)
汉朝使者张骞开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两千年后的《丝路花雨》又一次化作悠长美丽的丝绸彩带，成为中国人民对外交流的友好使者。从1979年秋天起，我们剧组开始了国内国际巡演。直到1985年，我始终担任首席主演，先后在法国、意大利、苏联、日本、泰国、朝鲜等国和国内十余个省市演出，主演的场次达到近500场。对于演员来说，任何一次幕启幕落，都意味着一次生命成败的检验。
1982年9月14日，《丝路花雨》访问欧洲的首演将拉开帷幕，全团上下充满着紧张与不安的气氛。虽然我已有丰富的演出经验，但我也感到紧张，因为这次赴意大利和法国的演出是由文化部长黄镇推荐，首演是在享誉世界的米兰斯卡拉大剧院举行。该剧院已有200年历史，是西方著名的艺术殿堂，大师级的指挥家卡拉扬、小泽征尔，音乐家李斯特、勃拉姆斯，歌唱家多明戈、帕瓦罗蒂，芭蕾舞大师玛丽亚·塔里奥尼……都在剧场登台。而且，这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来自亚洲的艺术表演团体。
斯卡拉大剧院是我见过的最豪华富丽、充满欧洲品味的剧院，全场有6层包厢，2000多个座位，仅工作人员就达到1200多人。舞台上的两位跟幕员身着黑色燕尾礼服，头戴白色假发，谨慎庄重；观众身穿礼服，极富涵养。这一切都是造成演出心理压力的因素：西方观众能否认同我们的舞剧？能否理解、欣赏中国艺术？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敦煌舞？我能不能跳好首场，不出纰漏？
也许是出国前过度疲劳没有得到休整，加之长途飞行的时差与劳累，也许是第一次在欧洲演出的巨大心理压力，在首场演出那天早上，我突然在排练场晕厥了！当时我正在排练，突然感到耳边的音乐变小了，以后就瘫倒在地。经过急救苏醒后，我看到大家焦虑和关切的神情，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人生的关键考验。下午在服过药后我休息了两小时，为了保持演出时的最佳状态，整整一个下午我没说一句话，保持着呼吸的舒畅、匀称，直到化妆完毕。
米兰市长、议长，威尼斯市长都来了，中国大使张越也专程从罗马赶来。仿佛等待一场大风暴来临，剧团所有人的神经高度绷紧。乐队指挥让我放开跳，整个乐队的控制将随着我的节奏把握进行。为了怕我万一晕厥，后台做好了应付措施……
帷幕拉开，英娘上场。听到熟悉的音乐，我很平静，翩然起舞，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完全投入和融化到了剧情当中。我感到所有动作技巧都像流淌的河水，自然、奔放，圆润，又随处跃动着欢欣的浪花。我感到徜徉在敦煌的莫高宝窟里，流泻在漫漫丝绸之路上，飘飞在云端霓霞中……
最终，我们的演出征服了意大利人！每一幕间都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一次比一次热烈，指挥不得不在幕间向观众再三鞠躬表示感谢。
“Bravi，Bravi”（太棒了！太棒了！）终场闭幕后，斯卡拉剧场沸腾了，全场观众站起来疯狂地鼓掌，掌声和欢呼声形成的热浪，此起彼伏。我们谢幕竟达11次之多，仍难以平息剧场的沸腾。我哭了，泪流满面；全体演员都哭了！此时此刻，我想到像中国女排一样为祖国争了光，没有枉活此生。米兰市长、中国大使和所有嘉宾都走上舞台向我们祝贺。演出结束后，全团同仁斟满葡萄酒相互祝福，我为大家敬酒时，禁不住又一次热泪长流，平时所有的甘苦、付出乃至委屈顷刻间都化作了泪水，变成了幸福。我在斯卡拉一连演了5场，反响越来越热烈。意大利《时代》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通过〈丝路花雨〉敲开斯卡拉剧院大门》的评论文章，称“《丝路花雨》的演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地向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开放。”
离开意大利，我们赶赴法国的巴黎、勒芒等地演出了40场，仅巴黎就有10多万观众观看演出。有一场演出间的掌声竟然达到45次之多！法国对《丝路花雨》的宣传规模很大，我跳盘上舞的彩色剧照被制成一人高的广告招贴，醒目地贴在巴黎所有的地铁口和戴高乐广场、香榭丽舍大街等建筑上。
当我站在艾菲尔铁塔前，看着天空中的鸽群，产生了许多联想：一百年前，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因等欧洲探险家曾到敦煌莫高窟搜窃敦煌文物，那是一段让中国人心酸的耻辱历史，记忆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正是由于这段蒙辱的历史，激发了许多中国人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今天我亲爱的祖国强大了，百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敦煌儿女带着焕发了青春的敦煌艺术走向世界，我是其中一员，这是我终生的幸福和骄傲!
《丝路花雨》赴苏联的演出是在1985年，其特殊意义在于：我们是“文革”结束和中苏敌对20多年后，国家派出访苏的第一个大型文艺演出团体。那时我已经离开甘肃歌舞团在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教育系上学快一年了，为了确保演出成功，我被文化部破例调回参加演出。
我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等地巡演，3周演了11场，场场爆满。首演中，观众的掌声达27次之多，而且每到一处精彩段落，都响起鼓舞人心的喝彩，这使我越跳越投入，越动情，酣畅淋漓，表演和技巧动作的完成达到随心所欲的状态。观众们不仅喊“太精彩！”“太美了！”还有人喊出“中国万岁！”
在苏演出期间，时逢新中国建国36周年，在我国驻苏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我兴奋地见到了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过去曾在银幕上看过她高超、动人的表演，年轻美貌，象征着梦与天使，是我舞蹈之路上的偶像。现在的她，已是一位慈爱、娴静的老妇人，尽管已经76岁，她的身姿依然优雅颀长，白发飘然，神情动人。乌兰诺娃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情感，特意穿上30多年前访华时订做的中式旗袍。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乌兰诺娃1952年访华时曾到兰州演过《天鹅湖》，至今她还记得当年演出的情景和兰州文化会堂。望着老人，我感叹岁月的飘逝和舞蹈演员易逝的青春，但我更加钦佩这位美丽的老人，她以舞蹈为生命，76岁高龄仍然在莫斯科大剧院工作，而且每天练功，指导学生，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境界啊！
(6)
对于舞蹈演员来说，舞台上的情感爆发，根基于台下的情感积累。我的体会是，若没有亲人给予的爱与支持，就不会有舞台上的成功。
我的父母双亲都是普通工人，专业上他们帮不了我什么，但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的陪护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却是我前行的力量和体会艺术价值的依托，更是我处理人生多重矛盾的支撑点。父母的爱，永远是我获得成功时最想回报的恩情。
从13岁开始过集体生活，每个周末都是哥哥骑自行车把我接回家，累得他满头大汗。父母准备好一桌可口的饭菜等着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他们就开心微笑。我们家是从上海迁到兰州的，很长时间吃不惯面食，而大米是限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两三斤。每次到家里，父母一定会让我吃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饭桌上，我绘声绘色地把团里的情况说给家人，父母和哥、姐、妹与我同喜同忧。我们家里，永远充溢着暖人的亲情。
1982年我去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当时生活条件还不好，为了保证我的饮食和健康，妈妈48岁就提前退休，全程陪我。在西影厂一间小平房里，妈妈靠一只小煤油炉为我烧饭，前后长达半年时间。在我外出巡演期间，我的行踪始终牵着父母的心，他们到处搜集报纸，了解我们演出的信息，把报刊上我的图片和报道一张张裁剪保留下来，粘贴成册，积累了厚厚几大本。我至今都很惊讶他们当年收集报纸的能力，这对于在车间当工人的父母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事隔多年，现在看着这些留有父母笔迹的报刊剪贴本，我充满感动，里面深藏的是父母的爱心。
舞蹈表演充满着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出差错。父母为我的成功喜悦过、骄傲过，但更多的是担忧和精神压力。我跳了几百场演出，父母很少去看，他们怕自己紧张，更怕引起台上的我正常发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岁月长流，转眼30年过去了。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父母与亲人，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盘旋。如今父母已经70多岁了，退休之后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上海，我无时无刻不在惦念他们。我感激父母和兄弟姐妹为我付出的心血，要用我点点滴滴的努力，回报他们的恩情。能获得父母恩情的儿女是幸福的，有机会向父母尽孝回报恩情的儿女同样是幸福的。这种强烈的体会也许同我跳敦煌舞蹈无关，但又确是缘于我跳敦煌舞所获得的感受。
(7)
1984年从日本演出回国后，我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从一名敦煌舞蹈演员转学芭蕾舞教育。消息传出，许多同行朋友都来劝阻，认为我放弃了舞蹈演员的黄金时段，将来势必后悔。但我矢志不变，一级一级去说服，终于如愿以偿。
学生期间，除了两次被邀请去苏联和泰国演出《丝路花雨》，我再没有跳过敦煌舞，但跳敦煌舞的感受始终如影相随。有比较就有新的判断，芭蕾舞的语汇及训练体系，越发让我意识到敦煌舞蹈别具一格，清新美丽，在中国舞蹈乃至世界舞蹈中，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敦煌舞内韵的张力，扭、曲、倾、弯、圆和S流线的动律动感，手姿、脚姿、颈姿和腰肢姿态的别致，可以与任何一种高品位的舞蹈种类媲美。特别是它所包涵的十足的历史文化内涵、宗教艺术成分，以及中国西域文化艺术中多重中外文化交融、演变的关系，还有编创者复活敦煌舞蹈时所注入的现代艺术因素等等，都使这门舞蹈具备了比其他舞蹈更深广的文化分量。
当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芭蕾舞的那一刻，我的来自遥远又深藏心灵的敦煌舞之梦，又开始萦绕，并为之陷入不眠，像20年前步入莫高神窟的迷恋。我愿回到独具魅力的反弹琵琶，追随飘扬飞翔的飞天们，再次跋涉那条绵绵无尽的古丝绸之路……
如今，从编创敦煌舞、演出敦煌舞再到教学、研究敦煌舞，30年过去了，这个美丽的过程伴着我走过了青春高地。2000年当新千年的曙光升起时，我开始自编敦煌舞蹈教材，在北京舞蹈学院东方舞系和古典舞系授课。转瞬就是7年，现在，喜欢这门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我教敦煌舞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敦煌啊，你有无尽的魅力，神奇的魅力。我想说：我要永远依恋你。
敦煌舞，东方的敦煌舞，中国的敦煌舞，永远的敦煌舞———与生长舞!
（编辑：一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