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天国本无实有
那只是人们受尽了苦难
才竞相遐想
用想象
创造了 这
幻象般的天堂
——《恶蹈·墓穴》
老丁约我写这篇序言性文章，我踌躇、构思了近两月，迟迟不敢动笔。因为写作是件苦差事，写应酬性评论装模作样的不愿，写研究性论文竭精殚虑也不易。但老丁这篇序言，我想用最精炼的文字来写出我对他的印象与理解，以及他这20多年来艺术追求中某些重要的思想及精神特征。如此“微言深意”，才是我想写的文章。
认识老丁，是在14年前北师大作家班里。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一个大胡子男人一走进宿舍朗朗声响立即回荡整个房间的那种感觉。那时我们交往不多，时间很短，了解其实也很少，但我对他却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我们13年失去联系，但我还常常想起他来。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现在我想，可能是他身上那种非常独特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在我心灵里产生了某种暗暗契合的共鸣吧！当时我是怀着文学的理想（或梦想）来到北京的，但来了就敏感地、绝望地发觉，这个理想其实已成废墟，是不可能实现的，自己其实已被命运欺骗和抛弃了。对老丁，虽不了解他的详细状况，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真挚的理想者”，一位值得怀念的诗人兄弟。
克尔凯郭尔这样说过：“绝望是在自身同自身相关的综合关系中的错误关系。”但是，一个人对待绝望或理想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也决定了他在绝望之后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我问过老丁：为什么创作完《恶蹈》后，你不再从事诗歌的事情，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编辑《中国当代艺术》上来呢？他的解释是：由于感到自己很难再写出超越《恶蹈》的作品，加上眼疾不便长期创作，所以就没有再从事诗歌创作了。但从艺术本体的心理根源上分析，当代艺术文献编辑只是老丁文学理想的一种替代物，是他在绝望之际自我拯救的一种精神方式，即“绝望中的人在可能性中将全部过去当作现在来承受”。从《恶蹈》到《中国当代艺术》，只是外表的形式改变了，而其内在的结构丝毫也没有动摇。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其艺术创作的形式可能在一生中会发生几次重大转变，但其艺术精神却具有某种固定结构，这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必须要予以揭示并概括的。
老丁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也是，从本质上讲每个人都是；只是每个人对待理想尤其是绝望之后的理想态度不同，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意义和道路。老丁吸引我的，是一种特殊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是一个行走者，实证者，或“劳动者”。《恶蹈》中是这样描述的：“天空中挥动的手／那是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唯一啊／我们不要心灰意懒／要紧紧地抓住希望的帆船／用真实和纯洁（的）劳动／再次努力建造一个／令众人仰慕的崭新的家乡”。老丁的理想主义不是书斋式的、乡愁式的或乌托邦的，而是粗糙的、坚硬的和带着血腥味的，在和现实的残酷斗争中，这种理想主义又具有智巧的和隐蔽的策略性。我想这和老丁的军人生涯有关。老丁的理想主义天生戴着英雄主义的军帽，他显然睨视那种小资情调或“纯学院派”的伪理想主义者。这种傲悍的精神气质，至少在我身上没有，海子和顾城身上也没有。因为对待理想破灭之后的绝望的精神状态，人只有三种选择方式：要么和理想同归于尽，要么彻底放弃理想，要么想尽办法来坚守理想。为理想艰难活着比殉道更难。老丁坚持10年做《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艺术精神和理想，这是我敬佩他的地方，也是他之所以在智慧上吸引我的地方。
老丁的理想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那就是他独特的看待理想和世界的关系。托马斯·曼在论述尼采时写道：“我想起了一种绝望的残酷，尼采以这种绝望的残酷谈论了许多，其实是一切在他看来是令人崇敬的事物，……谈论了他自己发指眦裂地抨击他在内心深处始终珍视的价值和力量，他这样做显然无意真的伤害这些价值和力量。”在我看来，老丁身上也有这种“绝望的残酷”。他眼中的现实世界无疑是罪恶的、伪善的、扭曲颠倒的和不可救药的，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这种认识源自他幼年时的文革记忆、失败的婚姻经历以及文学创作上的长期艰辛孤独等等……但在骨子里或灵魂深处，他坚信理想的世界应该是“高贵、纯洁、崇高”的，而自己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活动来找到或建立一个良善的世界。所以，现实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在老丁内心里是尖锐对立并激烈冲突的，这是他艺术精神固定结构的基本特征。譬如，在《恶蹈》的叙述方式中，或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选稿模式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艺术精神的体现。从老丁的作品或选稿上来看，形式上多为怪异、荒诞、颓废、腥秽的，但在整个结构及其重要段落上，则明显流露出一种纯粹的古典主义的美学精神趣向。理想之于老丁，是飘在废墟上的天国。或许在潜意识中，他认为这种理想已经彻底绝望了，但他可能绝不会承认这种绝望。这正是“绝望的残酷”之所在：一个真正的诗人或艺术家，必须在绝望中拯救自己，在虚无中创造意义，但这一切最终都是未知的。老丁默默坚守在理想的废墟上，茕茕耕耘劳作，而我们正要深入追问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有何意义呢？天国的光辉能重新照耀在大地上吗？
在我看来，老丁花10年时间来编辑《中国当代艺术》，也是出于一种重构艺术史或文化史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与《恶蹈》的创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这部长诗表达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自传。老丁说过他最初下决心来编辑这部文献的动机是：他当时看到绝大多数先锋艺术作品是不被官方体制承认的，而除此之外又无其他渠道把这些作品记录下来；并且他认为，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前后20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创造和建设最重要的时期，因此他才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记录这20年内的重要艺术作品，为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艺术史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我认为，老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分期是准确的，从85美术新潮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89年为止，是活跃的实验期，在短短几年内把西方现代艺术创作方法尝试个遍；第二阶段是整个90年代的沉寂期，但许多具有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艺术探索都是在这个时期内萌生并成长起来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世纪伊始以来的艺术市场化，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外国资本逐渐进入中国艺术品市场，官方垄断的美协体制被打破，原来不被认可的先锋艺术被市场接受并逐渐呈现出主流发展趋势。老丁特别重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艺术文化发展潮流，甚至视之为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第四次浪潮”。对于此次“浪潮”，老丁既寄予厚望又深感忧虑：他最担心艺术家会被金钱腐蚀，不再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精神。他称之为“穷人心理”，一些艺术家虽然富裕了，但在心理上还是一个“穷人”，缺乏那种高贵的精神和崇高的理想，这样的艺术家是不会成为大师的。对于完善和健全中国艺术市场的游戏规则及政策制度，老丁也做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整体把握是有相当经验广度和思想深度的，但问题是：在当今浮躁的理论界，很少有人会注意他这种实证式的艺术观念与实践。
老丁编辑《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只做记录，不做评论。他自己的解释是：怕误导后人的看法，干脆就不写点评，只把作品真实地呈现出来就行。虽然对作品不做任何评论，但每期的《中国当代艺术》，老丁都会写一个很长的“前言”，从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宏观视角上来详细阐述艺术发展各个时期的大背景和大趋势。这正是老丁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一种策略。显然，对这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作品，老丁心里是有一个谱系的，但他始终不说出来，而只是低调沉默地呈现出来。这样做，别人（通常是那些权威人物）就不会感到他说出了某些重要的思想，也不会感到他那咄咄逼人的潜在力量，他就可以自由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这10年来艰辛孤绝的努力，只要其巨大的轮廓浮现出来，我想是任何人都无法漠视的；其意义和价值，甚至超出专业性的艺术史研究范畴，并具备了重构文化史的可能性。等这11卷《中国当代艺术》全部编完后，这就是一部图像的历史，一种整体的观念，一个理想的王国。所以理想的悖论往往是：只有走到终点时才能看到有无希望。而在途中，人惟有依靠信仰，才有可能找到那个“理想的天国”；但惟有行动本身，才能使信仰成为一种真实的力量。我曾问老丁：您有宗教信仰吗？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的信仰就是实证，不要空谈，赶紧为理想去行动。我记忆中的老丁是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诗人，这个印象很深刻，并残留着我青春期的淡淡伤感痕迹，但我现在认识的老丁就须用冷静的理性思考去重新雕塑了。10年的时光流逝，许多东西都已经改变，或许还有某些东西依然心底留存。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这本书收录的是老丁这近1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言文章，每篇文章都阐述了他所关注思考的一个重要年度思想命题。但这仅仅只是他计划当中全部中国当代艺术文献资料出版的一个开始，他准备再花10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对他重构艺术史或文化史这种庞大的计划性和重大的预谋性，我是非常敬佩的。能把理想坚持到底，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绝大多数人的理想是破灭湮没的。理想就像妻子那样，始终陪伴着你，不离不弃；而幻想或妄想就像情人那样，都会在你生命里消逝。这个突然闪烁跳跃出来的比喻，就当作是我对终年忙碌的老丁不便当面说的祝福吧！
是为序。
2009年3月30日上午草就于京西香山寓所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