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丢答米沃什——法国哲学家对话波兰诗人；H·fst·tter  选译

　　若干年前，当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崩溃的时候，从东方来了一位真正的诗人。他被自己的同胞认可，也被每年颁给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而且得到北方人中立态度保证的那个奖项承认。

　　诗人想要友好地为我们上一课。这里的"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西方人，特别是"我们"法国人，通过语言纽带我们同离自己最近的诗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

　　米沃什告诉我们，自从马拉美之后，"我们"连同整个西方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神秘主义中。我们耗尽了诗歌的源泉。哲学上的抽象仿佛让诗学的土地经历了冰川时期。但东方人遭受的巨大苦难保全了他们自己的活的语言，所以他们能够把我们带回诗歌的道路上来，那里诗歌将被整个民族吟唱。

　　这个伟大的波兰人还告诉我们，西方的诗歌已经坠入了封闭和不透明中，这一切的根源是主体的泛滥，忽视了世界和客体。而诗歌应该要毫无保留地揭示和保护自己的源头。

　　我也受邀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就写了这短短的三段东西，它们涉及了这个问题的基本要点。

　　1， 神秘主义

　　马拉美是神秘主义诗人吗？我们无法否认诗歌具有神秘的外表。但如果不是为了让我们自愿参与它的行动，这种神秘又能把我们引向何方呢？

　　这个想法很重要：诗歌既不是描述也不是表达，它也不是对世界外延做作的描摹。诗歌是种行动，它教会我们世界的呈现不是客体的集合，世界不是思想的"对立"。对于作为行动的诗歌来说，世界的呈现要比客观性更加重要。

　　为了思考这种呈现，诗歌必须采取一种斜向的捕捉。只有斜向的方法才能绕开客体表面，正是后者造成了外表和观点的光影游戏。由于诗歌的过程是斜向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走进它，而不是被它捕获。

　　当马拉美要求我们使用"暗指的，永远非直接"的词语的时候，我们是在对一种呈现的出现进行非客体化，马拉美将这种呈现称为"纯粹观念"。他写道："客体的观念时刻就是它自身的纯粹呈现，或者说呈现的纯粹反射于自身的时刻"。诗歌的核心就是在物体呈现的纯粹中将它分解。它促成了这个分解的时刻。被称作"神秘主义"的东西其实就是诗歌在那个时刻的存在，只有通过以神秘为特征的斜向方法才能够实现它。读者必须进入神秘当中才能到达呈现的时刻。这就是诗歌行动的全部。

　　事实上，只有当存在隐秘的知识，并且我们需要诠释的钥匙才能理解它们时，神秘主义这个说法才是有意义的。马拉美的诗歌不要求被诠释，它也不提供任何钥匙。它只是要求我们进入它的行动中，它的神秘就在这种要求中。

　　所以它的规则很简单，我们进入诗歌不是为了知道它的意思，而是思考在诗歌里面发生了什么。因为诗歌是行动，同时也是事件。诗歌是"发生"，表面上的神秘正是指向这种发生。它提供给我们一种语言上的发生。

　　其实我并不认同诗歌，它们把所发生的东西诗化，或者那些诗的本身就是发生的场所，或者思想发生的场所。

　　马拉美把这种诗歌内在的思想的发生称为"移调"。

　　移调造成了诗人的消隐，"纯粹的作品意味着诗人口头表达术的消失"。我们注意到把这样的诗称为主体的是多么不准确。马拉美的目的恰恰相反：彻底的诗歌主体的匿名性。

　　移调在语言中并不产生任何客体，而是一种理念。诗歌是"抽象的无言逃遁"。"逃遁"决定了诗歌的可感知的运动，"无言"说明所有主体说话者都被消灭了，"抽象"表示最终出现的是纯粹的观念，呈现的理念。这种理念的标志就是星座，天鹅，玫瑰或者坟墓。

　　最后，在诗人口头表达术的消失和纯粹的观念之间，移调安排行动本身，移调和意义在神秘所要求的外表下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用马拉美的话来说就是："被掩埋的意义通过移动和安排，把不同的歌谱组成合唱"。

　　"神秘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这种诗歌运动中包含的意义。这种意义包含在诗歌的安排之中，而不是诗歌所谓的指向。这种运动开展于主体的消失和客体的分解之间，它产生的东西就是理念。

　　"神秘主义"这顶帽子是我们这个精神无知时代的口号。这个口号掩盖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那就是诗歌对主体和客体的主题一样毫不关心。诗歌真正的关系建立在非主体的思想以及超越客体的呈现之间。

　　诗歌表面的神秘只是为了吸引我们进入它的行动。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欲望，或者被诗句晦涩的闪光所拒绝，那是因为我们让另一种可疑的愿望战胜了自己，马拉美认为，这种愿望把一切都炫耀般地铺在眼前，无动于衷，就像街上的小贩一样，被此刻的压力所驱使"。

　　2， 诗写给谁？

　　表明上看，诗歌是写给所有人的，就像数学一样。这是因为诗歌和数元都没有考虑人的因素，而是在语言的两个极端代表了最纯粹的普遍性。

　　诗可以是煽动性的，它们自认为受众是所有人，因为它们的词句是从时事观点中来的。数学也可以是堕落的，它为现代商业和科技提供的机会服务。但是对于人，或者受众来说，描述他们的词汇（他们在所处环境中的位置）却非常匮乏。如果从思维能力的角度出发，把人都看成是平等的（这是唯一最严格意义上的平等），那么诗歌的行动和数学推理就都是典型的面向全体的了。

　　马拉美把这种平等的"全体"称为"人群"，他那著名的未完成的"万书之书"就是写给这个人群的。

　　"人群"是"当下"的呈现状态。马拉美严格地指出，他的时代没有"当下"，因为它缺乏平等的人群，"没有当下，不，不存在当下，除非人群声明自己的存在"。

　　如果今天的东西方在诗歌资源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决不能把它归因于苦难，而是因为从莱比锡到北京，人群（可能）声明了它的存在。这种历史的声明（或者这些声明）构成了当下，从而（可能）修改了诗歌的状态。在命名事件时，诗歌的行动也可以考虑人群的潜在性，从而可能把诗歌变成普遍的行动。

　　如果人群没有声明自己的存在，就像西方忧郁的80年代，或者像马拉美的时代那样，那么诗歌的形式只能是马拉美所说的"受限制的行动"。

　　"受限制的行动"并没有改变诗歌是写给平等人群的这个现实。但它的出发点不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缺失。这种诗歌把病态或者缺失，而不是其在人群内部产生的煽动物化，从而促成了星座的出现。在贫乏的情况下，诗人必须选择元素来上演伟大时刻的祭祀剧。受限制的行动要求诗人根据自己最隐秘的缺陷（他最无动于衷的地方和最短暂的欢愉）来创作戏剧，从而引出理念。马拉美说得好："在文本中，作者必须把自己任命为精神上的演员，揭露他的恶，他对自己的纵容，他的欢愉时刻"。

　　如果说今天东西方之间存在差异的话，那么在下游，在与诗歌受众的关系上是没有差异的，它们永远都是"人群"。只有在上游，东方的诗歌才也许得以开展普遍行动，而西方则正囿于受限制的行动。这就是我想对米沃什说的，假设他的政治预测是对的话，不过这个我不能保证。

　　前面说的这种区别对于理念的影响要小于对物质的影响。它对诗歌行动的区分不如语言方面的大。借用米歇尔·德吉的话来说，就是从诗歌的哪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这首诗像那首诗。实践这种"相似性"的领域（纯粹观点正是来源于此），在西方是受限制的，而在东方可能是普遍的。

　　这是因为诗歌的各种区别更多的是语言内部的差别，而不是语言之间的差别，它源于诗歌在特定时间可以选择的不同行动方式。

　　3，保罗·策兰

　　他是来自东方，1920年生于赛尔诺维茨的保罗·安切尔？还是来自西方，娶了吉塞勒·德·勒斯特朗奇，从1948年起就一直住在巴黎，直到1970年在那里去世的保罗·策兰？他是来自中欧的德语诗人？抑或从别处来，四海为乡的犹太人？

　　他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诗人，这个时代的遥远先知是荷尔德林，它从马拉美和兰波开始，包括了特拉克尔，佩索阿以及曼德尔施塔姆。这位诗人告诉了我们什么？

　　首先，他告诉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不可能来自一个开放的空间，或者对总体的把握。

　　我们的时代没有方向，缺乏总体的名字。诗歌（这里它是受限制的行动）必须在狭窄的巷道内艰难前行。

　　但诗歌在穿过时间窄道的时候，一定用脆弱而随意的工具留下了记号和裂痕。为了产生理念，意义（要点），或者呈现，我们的时代要求诗歌在行动中把感知到的行为的狭窄性同记号的随意脆弱性结合在一起。我们看策兰下面这段诗：

　　Es k·mmt auch ein Sinn

　　Die engere Schneise daher，

　　den erbricht

　　das t·edlichste unsrer

　　stehenden Male

　　更窄的林间小道里也产生意义

　　这意义是被我们竖起的

　　最致命的那块界石刺破的

　　策兰告诉我们，尽管路途狭窄，险象环生，但有两点是确定的：

　　一， 与现代智术师所宣扬的不同，参照点是存在的。并非一切都处在语言游戏的湿滑中，或者事件的不可物化的变化中。存在和真理，即使失去了所有对整体的把握，仍然没有消失。它们浅浅植根的地方，就是整体展现出自身虚无的地方。

　　二， 我们不是世界枷锁的囚徒。关系和束缚的看法本质上是错的。真理是不受束缚的，诗歌朝着呈现这个目标所做的行动，正是朝向这种不受束缚，朝向这个局部的被取消束缚的点。

　　下面这段诗中，策兰告诉我们什么是（残存的）固定的，以及朝向不受束缚的行动：

　　Das R·hr， das hier Fu? fasst，

　　m·rgen steht es n·ch immer，

　　w·hin dich die Seele auch hinspielt im Un-

　　gebundenen.

　　扎在这里的竹杖，

　　明天还会在这里，

　　你的灵魂在此和你无拘无束地游戏。

　　最后，策兰告诉我们，在不受束缚的王国中，真理不是建立在一致性上，而是不一致性，它不是做出正确判断，而是制造出不可辨别的呢喃。

　　在这个制造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铭文，书写，或者让-克劳德·米尔纳说的"文字"。这些文字不分辨，只行动。

　　我想补充一点，文字有好几种。比如数元中的小字，还有诗歌中"文字中的谜"；有政治上的字面文字，还有情人的文字。

　　文字是写给全体的。知识分辨事物，造成区别。而支持不可分辨的呢喃的文字的对象是没有区别的。

　　任何主体都能被文字穿越，也就是说任何主体都能用文字表示。这就是我对思想中的平等主义自由的定义，当思想被数元的小字所表示，被诗歌的谜一般的文字所表示，被政治的字面文字所表示，被爱情的文字所表示时，它就是自由的。

　　为了让自己通过组成诗歌的谜一般的文字获得自由，读者只要让自己投身（这里取字面上的意义）到诗歌的行动中就可以了。读者必须自愿地让自己被文字表示。

　　策兰在下面的诗中把不一致性，不可分辨，文字以及意愿结合在了一起：

　　An die Haltl·sigkeiten

　　sich schmiegen:

　　es schnippen

　　zwei Finger im Abgrund， in den

　　Sudelheften

　　rauscht Welt auf， es k·mmt

　　auf dich an.

　　它们依偎着无依无靠

　　深渊里两根手指打得劈啪作响，

　　草稿堆里世界沙沙作响着升起，

　　这取决于你。

　　在诗中，策兰对思想下达了一个惊人的命令，面向所有人的文字应该打破全部的一致性和确定性，然后世界的真理才可能"沙沙作响"或者"升起"。

　　我们可以诗性地对彼此说："这取决于你"。你和我被诗歌的行动所召唤，我们聆听不可分辨的呢喃。

　　但是我们对于诗歌的认同来自何处呢？我们的幸运之处，就像马拉美那句既非东方也非西方的话中所说，在于"这个时代自动知道诗人的存在"。

　　不得不说，我们并没有即时地让这种幸运激发自己的思考。无疑，米沃什也看到了这点。所有的语言都一次又一次地在诗歌中捕获了它们自己的力量，而我们法国人，只要仍然对帝国的命运保有信心，就常常需要花很多年，甚至几个世纪才会发现这一点。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