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书信是诗的延伸，同时是对散文的补充。诗人的书信满足了我们的渴望，甚至是诗与散文满足不了的。诗人的书信是一种照亮，不仅对诗，而且对诗人的散文。诗歌太浓缩；书信可以刺探；而诗人的散文要么是诗的冗余——产生于诗的过剩状态——要么是诗的不足。如果诗人的散文实际上是一组书信，那么读者该有多么幸福：爱上诗人，或被诗人所爱，哪一个更幸福？策兰和巴赫曼的书信集之所以难得，在文学史的典范或稀有的意义上，自然在于他们不仅仅是诗人，还是一对爱人：从而超出了世人对幸福的眺望，抑或说，即使世人的幸福概念，与之相比较之下也失重了；在他们——这对诗人爱侣——的宇宙的引力场中；幸福变成了隐喻，也就是所有事物的伤口，上帝、欧洲与婚姻等等。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幸福才呈现出本来面目，也就是一种（幸福的）想象。
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些书信就是散文，它们具有散文的基本素质，但却永远不会染上散文的风寒甚至风湿痛，而是充满了诗的健康的光辉。这还是因为：它们归根结底只是书信。诗人的散文不滥情，总是有别于那种对天气抱怨不休的散文。诗人的书信近于无情，因为总是出于必要，其中的情感更显珍贵。说到最后，是因为诗人的书信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有时，诗人的信不过是一首刚写好的诗，那么，另一个诗人可要怎样回信才好呢？用散文来呼唤爱情，就像用散文来接近诗？更绝妙的回信是，写出绝妙的诗，构成一种绝妙的对称。它对未来的女诗人构成了诗歌的魅惑，甚至超过了爱情的魅惑；不错，爱往往需要词语唤起，但也会被词语所谋杀；这就是策兰致巴赫曼的第一封信，两人的 1948年也就是这本书信集的开始，它只把巴赫曼视为异乡女人中的一个：“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女人眼里寻找。”这种同义反复，是伟大或优秀诗歌的特征，也是对巴赫曼的无情设定。本书的译者之一王家新——同时我也应该提一下另一位译者芮虎，他对本书的贡献应该也不仅仅是散文；他们将是汉语诗歌中“合作译者”的模范，合作译者中的每个人也都应该是诗与散文的混合——诗人王家新甚至从策兰1970年跳下米拉波桥联想到了这首名为《在埃及》的诗：“你应从水里召唤她们……”诗人的书信连接了生与死。诗人的书信，将异乡女人从异乡剥离，让异乡女人不再属于异乡：“一切照旧，我有了工作，成功了，男人们以各种方式围绕着我，对我却没有什么意义：你、美丽和忧郁，分割了我飞逝的日子。”诗人的书信就这样让诗与散文彼此靠近。
因为诗人的书信存在于诗与散文之间。诗人的书信充满了罂粟。不仅仅是因为 1948年：“我的房间现在成了罂粟花地，因为他喜欢把这种鲜花送给我。”还因为策兰此后会从巴黎寄来“一束令人欣悦的罂粟花”。罂粟被命名为“一小罐蓝”，它还将被命名为记忆本身，这是因为，罂粟与记忆相亲相爱，就如本体与喻体一般相亲相爱，而实际上不管本体与喻体都是主体，也许，只有诗人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互看，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
像海，在月亮血的光线中……
——《花冠》
诗人的书信充满了对这种奇迹的记述。诗歌是一种爱的奇迹，在不允许爱的环境中；只有爱本身才允许爱。于是我们发现一个悖论，即使他们本人否定了爱，他们也依然在爱着。诗人的书信也许只写给上帝，如果事情正像汉斯·约纳斯所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上帝本身也是软弱的，需要我们帮助。在奥斯维辛之后，也即在奥斯维辛之中；策兰一生都在劫难逃。如果说，诗人的书信是一个吸引并毁灭周围一切的黑洞——因为奥斯维辛，诗人的头脑成了一个黑洞——那么我们必须纠正说，诗人的书信也记述了爱的奇迹。如果诗人是爱因斯坦，诗人的书信就是时空旅行。
然而，诗人的书信也会陷入世俗的烦恼。诗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的时代对这句话很理解，而诗人就不见得有那么理解。但是诗人的书信又从根本上超越了世俗的烦恼，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诗人的亲属可以同意这本书信集在 2008年提前出版，而非按照出版惯例在2023年出版。这让我可以提出如下观点而无冒犯之虞：在所有的三角关系之中，这里的三角关系也许是最好的；仅仅因为在所有的爱情之中，这里的爱情是最好的；恰恰是后者宽恕了前者，同时也解放了前者。要知道这本书信集不仅包括策兰与巴赫曼的书信，还包括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赛尔的书信，策兰与巴赫曼的男友马克斯·弗里希的通信。巴赫曼与吉赛尔的通信令人动容，相信并不只是男性读者会这样看。随便说一句，如果将策兰暂时抛开，那么弗里希谈到的对文学批评应持的态度，对于年轻的作家并非无益。
诗人的书信是漂流瓶。对于策兰，无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未直接出面反驳对他抄袭的指控——实际上后者只是反犹主义作祟，而是不断求助于朋友，这甚至影响到他和朋友的关系。阿多诺并没有回复策兰那封指控“一桩德雷弗斯丑闻”的信。然而，在诗人的书信中仍保存着犹太人那最后的尊严。诗人的尊严就是犹太人的尊严。没有谁可以比中国人更像犹太人。茨维塔耶娃也对中国人感到亲切。中国诗人对策兰的接纳，其实是对自身历史的接纳。让人想起中国的奥斯维辛的事物，恐怕不仅仅是文革。奥斯维辛就是原始创伤场景；不正视奥斯维辛，就无法脱离奥斯维辛；这是简单的教义。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更是必要的。奥斯维辛之后是幸存，但写诗就是存在。可能正如策兰对巴赫曼所说：“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王家新创造了一个诗人家族，通过长年的翻译、介绍和阐释。诗人家族就是人类家族。诗人不仅仅是人的象征，他还应该成为完全的人，甚至更为完善的人。从策兰出发，成为更完善的人；过去的人有意忽略了自己的历史。
为什么情人不能拯救策兰，并且给他更多存在的勇气，使他免于毁灭？可惜，诗人的书信并没有答案。我们无法指责诗人心灵的软弱。策兰的心并不擅长反击，但无法说，他任由自己被（自己）吞噬。巴赫曼写道：“这就是一个问题，你是否要批准它，接受它。然而，如果你自愿被它制服的话，那就是你的历史，而不会成为我的历史。”这封信自然没有寄出；巴赫曼知道策兰无法改变。这无关精神病理学。诗人的书信不是一份病历，也不是一份诊断书，包括巴赫曼的信。策兰曾经从法文报纸上给巴赫曼抄写了一句格言：“伟大的心灵不会把自己的困惑传给别人。”如果伟大的策兰传给了别人什么，那将是信仰，抑或信仰的不可能：困惑只有相关于信仰才会有意义。策兰对巴赫曼说：“当我与你相遇之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又是精神”，这是指二人1957年在西德的重逢，在《科隆，王宫街》：
心的岁月，梦者
为午夜密码
而站立。
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
有人走着自己的路。
流放与消失
都曾经在家。
你大教堂。
你不可见的大教堂，
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
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正是巴赫曼所说的“梦者”一语，再次唤醒了两个人“心的岁月”。午夜密码自然是德国人的午夜哲学，然而，策兰的用意和黑格尔相反。“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将爱情和信仰连接在了一起，此时信仰又成了可能的事，然而，这不是那种美国小说，而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上帝的沮丧的奥秘。总有一个钟摆，振荡在历史与神秘之间。在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的书信集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震荡。
诗人的书信比诗歌要亲切，比散文要克制。有时，诗人的书信也有可能演变为小说：策兰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位女子忘情地阅读巴赫曼的诗，就将自己和巴赫曼的亲密关系告诉了她，并且留下了通信地址。而巴赫曼也由一个诗人慢慢转变成了小说家。策兰描述自己和巴赫曼的关系：“两者都可以： /触摸，禁止触摸。/两者谈着爱之罪，/两者都想存在与死亡。”爱的心灵禁止触摸。然而，情人不会发出原本属于上帝的诫令：“勿触我！”安徒生说：“神圣的爱情只能想象。”我也曾写过：“禁止触摸的画，一定出自你手。”然而，策兰这句话也许更好地阐明了他和巴赫曼关系的实质：“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然而，即使单独的言说什么也不是，我也要和你一起沉默。”巴赫曼不仅仅是异乡女子，还是他“言说的辩护者”。她在爱情和言说两方面都不胜负荷。她不得不在二人之间要求一种“平等的友谊”，然而即使连这封信也没发出去。策兰的精神崩溃更是杜绝了这种可能。他终于死于加缪称之为的“社会谋杀”。策兰死了。然而言说并未终止。巴赫曼在以策兰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马利纳》中添加说：“我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死于河里，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