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批评的话题有所升温。这不是因为某种新的理论观念带动或者某种理论命题的纵深展开，相反，恰恰因为文学批评的乏善可陈。当代文化之中，文学批评的退却、边缘化乃至缺席引起了普遍的焦虑。人们纷纷开始谈论，这种文化症候意味了什么。目前为止，文学批评听到了各种冷嘲热讽，但是，考察这种文化症候的前因后果，人们不能不涉及更为广阔的背景。

　　中国文学批评史证明，文学批评是一个古老的存在，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不断地与各种文学观念相互呼应。如同许多人已经描述的那样，现代性为文学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转折，一种称之为“现代文学”的新型文学出现在地平线上。大约相近的时期，文学批评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异。诗、词与散文的研究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中占有很大份量，例如诗话或者词话。无论是“诗言志”、“诗缘情”还是“文以气为主”的传统，古代批评家时常乐于表述精微的内心体验，从“温柔敦厚”、“风骨”到“滋味”、“神韵”、“意境”均是这些表述引申出来的理论范畴。即使是感时伤世的忧国忧民之作，骚人墨客仍然擅长于处理为内心经验的事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讲求内心的修为或者精神参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古代批评家同时认为，言为心声，气盛言宜，语言的推敲是为了更为精致地展示独特的体验；不同的动词、音调、音节无不与某种内心波动息息相关。这是个人，也是社会，不论是“内圣外王”的观念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命题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当现代性形成了另一种性质迥异的社会之后，这些传统观念逐渐失效。民族国家的崛起是现代性的一个标记。现代政治、经济以及科技三驾马车愈来愈明显地主宰了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坚船利炮愈来愈频繁地成为国家交往的基本语言。这种历史格局之中，文学又有什么意义？浅吟低唱也罢，恩怨情仇也罢，阅读之后的种种感叹、悲哀、喜悦或者愤慨也罢——如何解释这一切与现代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具有同等的价值？近代一些思想家开始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文学，例如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文学阶段。与现代文学的转向相仿，文学批评也出现了相当彻底的转换。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内，另一套概念术语开始全面地改造文学批评，例如时代，国民性，意识形态，人民性，党性，阶级，民族文化，如此等等。显而易见，与“神韵”、“意境”比较，这些新的概念术语更多地指向了社会历史；这种状况表明，文学批评更多地参与了社会历史的建构。

　　当然，对于文学批评说来，这些概念术语所表示的社会历史必须与文学作品的解读联系起来。通常，一部文学作品在公众的阅读之中显示出意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批评家的分析、阐释、引申从事的是意义再生产。现代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文学作品提供的各种人生故事时常被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坐标体系之中重新衡量，重新核定具有什么价值。一饮一啄，一颦一笑，一个人物的起伏沉浮，一种叙述方式的选择，这些表象背后各种历史意义的发掘成为众多解释关注的重点。譬如，典型这个范畴的出现就是对于历史意义的强调。从个别、特殊到普遍、一般即是阐述个人在某种历史境遇之中的作用。不论是贾宝玉、阿Q还是于连、安娜·卡列宁娜，这些文学人物被称为典型的时候，文学批评所要解释的就是，他们在历史潮流之中意味了什么。

　　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历史的批评模式始终占据主流。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强势的社会历史模式形成了过于狭窄的视野，以至于文学之中另一些重要的问题遭到了无形的屏蔽。例如，强势的社会历史模式热衷于把所有的文学细节——从街道上的一盏路灯到主人公脸上的一条皱纹——纳入历史的框架给予分析，仿佛人生的一切经验无非派生于某些社会学概念，背诵这些概念的定义就是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这种文学批评往往忽视了一点：人生是一个相对自足的观念，文学所描述的许多人生经验不一定都能在社会历史的坐标之中显示。一个微笑的和蔼与否不一定和一个王朝的倾复有关，正如嗜好哪一种牌子的香烟不一定和一场战争的结局有关。许多时候，这些细节的解释毋宁诉诸另一些视野，例如精神分析学。许多人还指出，强势的社会历史模式多半没有认识到语言形式的作用，文学作品实际上等同于粗糙的社会情报。不同的语言形式可能产生何种奇特的魔力？没有语言形式的专题研究，文学批评可能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社会历史模式的威信急剧下降的首要原因是，批评家的社会历史判断出现了重大误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批评家依据一个虚幻的历史整体构思评判文学，打击文学。这种文学批评带来的危害至今阴影犹在。可以看到，历史并未按照当时的设计抵达预定的目的地，因此，当时文学批评所确认的一批典型人物——例如李双双、梁生宝、朱老忠等——现今都出现了问题。然而，尽管如此，多数人还是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对于社会历史的关注始终不可或缺；尽管语言学批评模式或者心理学批评模式可圈可点，社会历史从未脱离视野。与那些平静的小国家生活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问题迫在眉睫，思索和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成为日常的功课。从启蒙、革命、改革到教育公平、“三农”问题或者房价居高不下，社会历史似乎迟迟无法进入一个风平浪静的航程。可是，各方面的思想交锋在公共空间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学批评不见了。许多人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文学批评还站在身边，似乎一直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声音，现在的文学批评溜到哪去了？一旦文学批评撤出了前沿，整个社会立即感到了不适。

　　当然，人们经常还可以在各种大众传媒看到，文学作品的介绍和引荐层出不穷。这不是文学批评吗？的确，这也是文学批评——人们常常称之为“媒体批评”。当大众传媒成为商业环境的组成部分时，许多人抱怨说，“媒体批评”之中商业广告的成分太多了。商业广告没什么错误，然而，这并不是文学批评的职责。文学批评与商业广告的差别不仅体现为思想含量，更重要的是保持另一种价值判断的依据。强大的资本与成熟的市场不仅可以配备一个完善的销售体系，同时还可以配备一整套相关的价值标准。例如，现在的许多商品不一定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商业广告会及时地暗示人们：如今的时尚是什么；缺乏时尚商品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再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些什么。目前文化市场的氛围表明，娱乐正在成为最强大的时尚。笑声的音量与销售量之间无疑构成了正比。大部分媒体批评都在灌输一种观念：销售量证明了价值。大众的关注程度必定显示出一个产品的重要程度。所以，市场持续展开的一项激烈竞赛就是抢夺大众的注意力。按照目前的排名，文学显然远远落后于足球、流行歌曲、八卦新闻以及一切时髦的玩意。当然，今天没有理由贬抑文化市场与商业广告的巨大成功，但是，文学批评的解读、阐述必须表明，另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并未完全淹没，遭受放弃。资本、市场、利润可以特别青睐文学的娱乐意义，但是，销售量标志的商业成功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学的成功。印数、票房或者点击率并不是入选文学史的首要原则；文学批评要做的是，显示乃至发掘娱乐之外的另一些文学意义——例如，文学隐含了哪些道德或者心理的能量？或者，文学在什么时候改造或者撼动了社会与历史？当然，文学批评也可以研究，如此旺盛的娱乐渴求具有哪些意识形态背景？显然，谈论美学或者谈论历史的文学批评提供的是另一些远不相同的意义鉴定，显示出另一种视野。如果文学批评放弃这种视野而和颜悦色地混迹于商业广告，人们有权利认为批评家失职。

　　如果说，目前的资本、市场已经有力地介入了文学批评，那么，另一个影响文学批评的重大因素就是学院。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昔日的批评家转入学院，中规中矩地当起了教授。在学院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共同作用之下，教授更多地热衷于制作四平八稳的研究论文，文学批评的锐气大幅度削弱。学院内部推崇的是“硬知识”，古典文学、语言学或者文学史的研究似乎更为靠近“硬知识”，介入争议多端的当代文学如同不务正业。我想指出的是，学院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相对复杂。一些人因为回避熙熙攘攘的世俗尘嚣而躲入学院静地，沉浸于某种专门的特殊知识；相反，另一些人试图依靠学院更为充分地解释身边这个时代。他们已经意识到，持续展开的社会历史不是一张一览无余的平面；各种传统、文化脉络或者多重力量纠结在背后，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彼此交织，这一切形成了迷宫似的结构。这时，简单的口号或者表情激烈的表态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学院可以提供必要的知识积聚和开阔的理论视野。成功的学院训练并不是空降几个陌生的概念，也不根据某种分析模式的理论程序做“应用题”；这种训练带来的是察觉问题的犀利和连续展开问题的能力。这时，文学批评可以在当代文学内部遭遇许多深刻的课题。一批故事、一种语言叙述形式或者一种美学风格的集中可能出现意味了社会文化的某种转移，一种文学潮流的起伏或者一份文学经典名单的增删可能表明了新的思想动向；城市与乡村的博弈不仅表现为粮食或者蔬菜价格，表现为工地上的民工数量与春运时期的交通拥挤，而且还表现为文学之中乡土叙事的前景以及城市文学的兴盛；性别之间的对立不仅显示为薪酬的差别、高级岗位的竞争或者家务事的分配，而且还会演化一种文学观念，甚至一种表述形式。此外，从阶层、族群、生态环境到文化传统、家庭关系以及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这些故事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不仅进入了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视野，而且以某种形式进入当代文学。或者说，作家正在以文学的独特形式探索这些故事，并且展示特殊的发现与想象。所以，这些课题保存了当代文化的尖锐和紧张感，介入许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学院训练的文学批评通常拥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架构，力图对当代文学进行严谨缜密的学术处理。人们常常说，考察一部文学作品质量的依据常常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相似的是，判断一种研究质量的依据是怎么研究，而不是研究了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学院知识的指向是当下世界的分析，而不是巩固一种脱离社会的成见。

　　文学批评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周围存在一个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批评家提交的各种观点多少有助于影响最后的定型——哪怕极为轻微的影响。至少目前为止，历史仍在大幅度地调整。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待于论证的提法，但是，“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无可争议。“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之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这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共同承担的创新职责，文学批评跻身于这个队列之中。文学批评的特征不是阐述各种大概念，而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发现，各种大概念如何潜入日常生活，如何被加强、被改造或者被曲解，一方面可能转换为人物的心理动机或者言行举止，另一方面也可能转换为作家的遣词造句以及修辞叙述。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工作之中积极地与世界对话，表述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期待；与此同时，批评家又因此认识了真正的作家，察觉一部又一部杰作，甚至发现这个时代的经典。当然，文学批评之所以愿意孜孜不倦地谈论这一切，当代文学存在的意义首先是批评家业已肯定的前提。

　　注：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11.3.31.）。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