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范稳
至于我对这部书的愿望，当然是希望读了此书的读者们能够不忘历史，反思战争，珍爱和平，还希望他们能够读到一部中国版“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
原以为在《吾血吾土》之后《重庆之眼》的写作，对范稳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一件事。
其实不然。对于一个总是梦想着突破和超越自己的作家来说，挑战永远存在。
尽管范稳把文化抗战作为自己书写抗战历史小说的主攻方向，在大历史背景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但《吾血吾土》写的是云南的抗战历史，《重庆之眼》写的是大后方重庆；《吾血吾土》中的文化因素偏重于西南联大，而《重庆之眼》中则要表现当年左翼文化圈的一群大师以及重庆的戏剧文化运动、“雾季公演”等。
在调查和写作中，范稳发现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相连。而文化抗战，也正是他最想表现的。《重庆之眼》浓缩了重庆抗战历史、全景式反映了重庆大轰炸，再现了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和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被文学评论界誉为“长篇小说领域反映抗战题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记者：《重庆之眼》让人联想到汪曾祺的“昆明的眼睛”。您以“重庆之眼”命名，有何用意？
范稳：还在写作之初，这部书的书名叫《重庆证言》，因为我在构思时就想采用一种“证言体”的结构模式，即一段法庭证言，引出一段历史事实。第一稿出来后，有编辑认为太像一部报告文学的书名了，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担忧。于是就重新回味着手这部书的写作以来所经历的人和事，我感觉自己是个比较善于在历史发现中寻找到写作灵感的作家。这种发现既有对历史老人的采访，也有在典籍史料中的钩沉。我总能从中找到能够进入到小说中去的因子。这大约就是所谓历史的眼光吧。而一座城市的历史，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发现呢？三十多年前，我在重庆上大学，那时少不更事，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浑然不知，今天再次回到这座城市，并试图为它写一部书，这既是一次回眸，也是一种重新发现。发现它的厚重，发现它的苦难，发现它的坚韧，以及发现它的城市气质。这需要写作者有一双文化发现的眼睛。而在客体方面，重庆也在展望世界，发现世界。无论是在抗战时，还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这座地处西南一隅的山城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作为一座水陆码头城市，它包容开放、文化多元。抗战时它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中心，世界在观望重庆扛不扛得住日军的大轰炸，甚至担忧重庆国民政府会不会投降，重庆也在看世界。那时稍有常识的重庆人都知道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因此他们忍耐、坚守、抵抗，并对抗战抱着必胜的信心。就像书中的男主人翁刘云翔，每当他升空与敌机作战时，他知道地上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有千百双眼睛在鼓舞着他。我认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他们的身后都有一双或无数双温暖的目光，在给予他战胜命运的力量。
记者：《重庆之眼》采取两条线索叙事，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范稳：我认为一部对读者有吸引力的长篇应该有某些方面的难度，从思想内容、人物关系、语言、再到结构模式等，有抱负的作家总希望在文本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表现形式给了你这样的空间。我进入抗战题材的写作以来，一是专注于文化抗战，二是开始思考一些战后遗留问题。战争只要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但胜利以后怎么办，怎么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怎么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我们似乎想得不多。至少和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兴起的战后反思文学相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不愿就战争而写战争，就苦难而写苦难，历史既要观照现实，还应对现实有所教化、启迪，甚至警醒。在重庆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人们，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这个原告团里多是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们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小本生意人、无业游民，很少有家境富裕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人很好也很善良，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更显孤单。我认为他们是一群真正的中国人、爱国者。他们参加这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暮气沉沉的对日索赔原告团，自费到日本打官司，有的人甚至不惜抵押了房产。我承认他们对律师承诺的一旦胜诉便可得到多少赔偿金，是其参加对日索赔的主要目的，那是他们终其一生也挣不到的数目。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身上不时闪现出来的民族气质，按现在时尚的话讲就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他们同样可以代表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尊严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回忆中有切肤之痛的苦难，有至今仍未愈合的战争创伤，有要求讨回公道和正义的合理诉求。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最具体真实的存在，从老泪纵横的哭诉，到至今仍然留在身上的弹片。历史并没有走远，也没有被遗忘，它还活在一些人的苦难里。在他们的回忆中，血与火的历史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鉴于此，我在构思时就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在今天所经历的战后索赔运动，与当年的抗战历史对比起来观照。两条线索的复式结构模式让我看到了一种对比的力量。尤其是在日本法庭罔顾历史、否认战争罪行的情况下，历史真实的再现便让一切狡辩和谎言都不攻自破了。
记者：作品中30%有人物原型，而且主人公都有原型。这样的创作和纯虚构的创作，有何不同？
范稳：历史小说首先要以历史史实为基础来进行创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作家只是根据自己选定的题材去寻找相对应的历史事件，采访历史人物，或者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大量阅读来找到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从史实到文学虚构，这里面有一个学习、消化、认识、提炼、升华的过程。这是一种写作技能，是历史观与文学观的某种平衡。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作家和一个没有文学素养的历史学者，都同样写不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作家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大背景融合到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中去。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亲历者，相关的史料也很多。尽管我们现在能采访的人物和找到的史料，都有局限性，都是一些碎片，但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碎片连缀起来，虚构成自己的作品。虚构的目的，正是为了还原历史，用书中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来为这些重大历史大事件做出鲜活的注解和诠释，或者说，用文学的真实来再现历史的真相。这有点像考古学者用一根发掘出来的恐龙骨骼，就可以还原出一整条恐龙一样。
记者：刘云翔与蔺佩瑶的爱情描写，您是如何把握的？
范稳：战争的残酷与苦难该如何去表现呢？日军对一座城市无差别野蛮轰炸的罪恶该如何去揭露呢？这是我在动笔前思考最多的两个问题。我认为，没有比一场旷世恋情被战乱分离，被大轰炸摧毁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因为我毕竟写的是一部小说，而在小说中怎能没有爱情？可爱情在战火纷飞中又有怎样的开始、怎样的结束？这是一个小说家必须去解决的问题。
在重庆的采访和阅读相关史料中，我得到不少因战争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我看到了无数崇高和坚韧的灵魂，也看到了不少悲苦的人生和悲情的爱情。这就是战争恶魔之下普罗大众的命运，抗争也好顺从也罢，许多人最美好的爱情就这样被毁灭了。而战火中的爱情，恰如那废墟上的玫瑰，我想表现的，就是那种美。
记者：小说中“旧闻录”的引用，以及郭沫若、老舍、应云卫等名人的出现，更增加了历史的可信度。但是如何把握史实和虚构之间的分寸，是否也有很大难度？
范稳：“旧闻录”是我在重庆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报纸刨出来的，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只有影印版，在阅读机上看得我眼睛发花。但收获颇丰，我觉得这些文字非常有力量，比任何一个当代作家对那段历史的描述都准确、客观、生动。比如日本投降那天的纪实报道。它让我看到了某种不可替代的真实，因此就直接运用到书中了。当年重庆是抗战文化中心，一大批进步文化人迁居此地，正是他们用手中的笔为抗战呐喊呼吁，鼓舞民众士气。
关于这些文化大师巨匠在重庆的活动，相关的史料也不少。我还幸运地采访到一个叫杨钟岫的文化老人，当年他家的房子就租给应云卫他们排戏，并和应云卫过从甚密。当然要写活这些大师也不容易，但把他们当人来写就是了。比如老舍先生因为生活窘迫只能抽劣质烟，应云卫排戏时为了找一件道具不惜给人下跪等，这些都是有文字记录的，特别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身处环境。当然，难度在于我们对大师们当年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感悟，对他们思想境界的把握等方面。作为后生晚辈，我们只能努力去接近。
记者：小说中体现了民族的自信和不屈服，令人振奋。客观冷静的笔调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反思。小说在协助大轰炸受害者申诉的斋藤博士、梅泽一郎等日本友人上也有较多笔墨。关于《重庆之眼》，您希望带给读者什么？
范稳：在重庆采访期间结识了两个为大轰炸受害者志愿打官司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先生和田代博士。在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长达十来年的代理诉讼中，他们至少三十多次自费来到重庆，所花费的费用大约在几百万人民币。他们和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建立起了很深厚的友谊，每年新年都来看望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当然他们自己也明确表示，自愿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官司并不仅仅是在帮助中国人，还是在为日本的未来着想。这是两个自觉肩负起了大和民族责任的日本友好人士，他们是彻底的反战派，认为日本应该牢记历史，谢罪赔偿，才不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我多次参与了他们的调查取证，见证了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也和他们一起喝酒、讨论、长谈。他们让我认识到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另一面，让我看到了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日本政府现在仍然奉献“不赔偿，不谢罪，不鉴史”的三不政策，但在民间，我们的确看到日本反战人士对日本当局的反对和发声。他们让我们看到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和今后的希望。正如我借助书中的一个日本友人菊香贞子说的那句话，“现在不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了，是和平与发展、对话与沟通的时代。”我想，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或作家应该去做那种化解敌意、建立起对话和沟通平台的事。
至于我对这部书的愿望，当然是希望读了此书的读者们能够不忘历史，反思战争，珍爱和平，还希望他们能够读到一部中国版“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