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枝桠

　　采访者：一席

　　被访者：毕飞宇

　　一席：作为一个小说家，您对时间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东西完全是被我妈妈的那块手表害的。是几岁，其实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她那块手表就在她的手腕上。它引起我的注意，其实跟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它的那个质地和造型。

　　我们那个村子里面还没有电，还没有石油，点灯的时候用的都是豆油。我想你把整个村子里面所有的钢铁全部加起来，也就几把锄头和几把菜刀，还有门上的那把锁。我们看到了黑不溜秋的上面有铁匠锻打的痕迹，特别粗糙的那样一个东西。

　　我的眼睛是非常适应粗糙的一副眼睛，可你要知道，一块瑞士手表是十分十分精细的，非常精致，非常对称，上面散发出非常高级的光芒。然后里面有一根指针，也没有一头驴在那推它，它自己就在里面转。

　　它怎么转起来的？这很神啊。你从一个成人的角度来讲，你去关心这个你不疯了吗？可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他就好奇它怎么就动了呢，还有声音。

　　然后随着年纪慢慢长大，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陈老师，几点了？”“九点二十”，大家都知道了，此时此刻九点二十。

　　作为一个很无知的孩子，看到这些画面，其实是非常魔幻的。为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它会发生在拉美，不会发生在欧洲，它是有道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认识永远也不会发生在北京和上海，它只能发生在村子里头。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剧照（改编自毕飞宇中篇小说《上海往事》）

　　所以，整个童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把这个手表打开，一直没能够如愿。还有一个巨大的心愿就是看一眼火车。

　　为什么要看一眼火车呢？因为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人去了一趟上海，回来了以后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村子里面都有小巷子，每一个小巷子其实就是一条路，在这个路上有行人，偶尔还有一个小板车。

　　可你不管怎么说，路是宽的，行人是窄的，小板车也是窄的。后来有了自行车依然是窄的，路比车更宽，车才能行驶得起来。可是从上海回来的那个人，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看见火车了，车子比铁轨还宽。

　　这话多吓人啊，一个车子比路还宽，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没事就蹲在那想，没事就想把他叫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因为它冒犯了我的常识。

　　直到19岁的那一年，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我在扬州读大学，我专门赶到镇江火车站买了一张票，去目睹了这个现实。你想，那么漫长的岁月，如此简单的一个现实一直在我的内心。

　　到了1983年的9月30号，那一天下午我在镇江火车站，我目睹的也是现实。可你把这两个现实拉在一块，你会发现这个现实充满了魔幻的色彩。这东西折磨人哪。

　　其实你要问我你为什么对时间感兴趣，时间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一个本来可以求知的孩子，一个知识本来可以让他吃饱的孩子，因为他在乡下，他整个童年和少年一直没能吃饱，他一直饿着，他始终怀着一个强烈的好奇心来期待未来有人给他解开这个秘密。

　　所以为什么我对时间那么感兴趣，说到底就是碰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好奇心在驱动，想明白，一直没能明白，一直没能吃饱，就这样。

　　
电影《哺乳期的女人》剧照（改编自毕飞宇同名短篇小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时间，我们把它命名为时间，但那个时间它还有一个名词，叫物理时间。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时间，什么时间？文学的叙事时间。

　　一本书，这么厚，很可能它里面的内容就三天，他能把5分钟里面的事情花上十几页，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把周边有关的东西都牵扯进去，在你叙事的时候很可能时间是停止的。可是同样在这样一本书里面，底下花了20页，它很可能20年就跳过去了。

　　叙事时间也有可能是缩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无限延宕的时间，它和物理时间是不配套的，这个时间完全靠作家本人去把控。

　　所以马尔克斯才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他的太太，我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发明小说。为什么？他的小说的结构方式，尤其是语言方式，完全颠覆了以往所有小说的方式。所以为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在英语里面既用Magic，又用Bomb，爆炸。

　　当然这个炸，一方面来讲是这种文学在欧洲所引起的巨大的反响，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它确实是一个爆炸。说到底，它爆炸在哪，除了语言的形态变化以外，人物塑造的形态的变化以外，关键的还是一位小说家对时间的处理。

　　但所有的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重要，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真正体现马尔克斯文学价值的，依然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面对他的人民，面对拉美的历史，依然是这个东西。只不过他的那个现实主义换了一套裙子而已，换了一个发型而已，本质上依然是现实主义的。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一切小说，请注意，一切小说在根本上依然是现实的。

　　一席：一切？

　　一切。所以，诗人跟小说家永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诗人是可以离开生活的，他的两只脚是可以和大地脱节的。

　　小说家真不行，小说家的两只脚必须要站在大地上。小说家必须要有小说家自身的现实，面对这个现实，不眨眼地盯着这个现实，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

　　枝桠 毕飞宇

　　您刚刚说“我是我自己，我不是别人”，但是一个小说家要怎么冲出去？

　　正是因为我是我自己，他是有冲动的，他渴望做别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隐秘的冲动。说到底，一个人渴望成为电影明星，一个人特别喜欢化妆，一个人特别喜欢买衣服，他的根由，在我看来，一方面在坚守自己，另一方面想做一次别人。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你让他不做自己，他会受到巨大的冒犯，生命的尊严不允许自己不是自己。但是生命是一个很调皮的东西，我做做别人又何妨呢？

　　我相信一个女性去换发型换衣服的时候，她内心的满足也许和一个5岁的孩子穿着爸爸的鞋在客厅里面晃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

　　一席：所以小孩子喜欢过家家是有非常强的愿望想做大人。

　　对，过家家不是孩子的事情，过家家是人类的事情。只不过孩子我们叫过家家，到了大人那，我们不用“过家家”这个词，用一种更高级的说法，这个高级的说法就是艺术。

　　写小说也是。如果你真的去窥视别人的时候，你会承担一个伦理和法律的结果，可是伦理和法律管不了人类的想象力，所以他用想象力去替代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了一个想象的人物的世界，我走进了一个想象中的人物的心理，我没有冒犯任何一个人，它不违反伦理，它符合伦理。

　　
电视剧《青衣》剧照（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

　　写作最让我觉得满足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会自我膨胀。在进行自我认知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戏剧性的放大。

　　有时候写着觉得自己是个圣人，怎么那么崇高。相反，也有降低，比如说你写那种特别猥琐的东西，你自己变得也很污。所以这种自我的圣化跟自我的污化，它拉大了人内心的区间。

　　拉大了区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内心的空间大了。内心的空间大了以后带来的满足，跟一个人住在100平米的房子里面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500平米的房子，跟一个人坐在两座的汽车里面突然得到了一个七座的车，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人都渴望有更大的空间，人都渴望占有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本能。

　　但现在很多人可能忘记了心灵这个空间。

　　没有忘记，现在关键问题是外部的压力太大，空间变小了。空间怎么变小的，空间变小是因为时间变短了，生活快了，而且生活会越来越快。生活快了以后，时间就会变得短，时间一短，空间就没有意义了。

　　你想，一对恋人，两个人相隔了两万多公里，那是怎样的一种思念的状况。因为有了手机，一按，“你吃饭了吗？”过去了，“我刚刚吃过，你呢？”空间就小了。

　　面对这个问题，就碰到了一个二律背反，就是科学一定是在帮助人类的，同时科学也一定是在毁坏人类的，我们必须同时接受它，没有两头都甜的甘蔗。

　　一席：写作这件事情，会有使命感吗？

　　经常有人夸，毕老师写了这么多年还在写，这么多年泡在健身房里面，还在那健身，这个人的毅力真了不起。我没有毅力，我做这些完全不是因为我有毅力，我喜欢，只有喜欢才撑得住。

　　我不说文坛，我说健身房里面，那些想把肌肉练得漂亮一点的，那些想减肥的，在我身边健身的人，这么多年里，七八拨换掉了。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人没了，永远没了。又一拨，过了几年又没了。就我们几个老东西，一直到现在，我估计我们到了很老还会在那，我们都喜欢干这个事情。

　　写作也一样，你说我也不是那种老牌的作家，年纪特别大，像王蒙先生那样那么大年纪的一个作家。从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中国文坛多少拨作家在我的身边没有了。

　　我们还在这儿，真的不是因为毅力强，那些不写的人真的也不是毅力不强，也不是人家没有才华。他不爱了，就放下了，多好。

　　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一直说我永远不会对文学效忠，它又不是我爸爸，它又不是我儿子，我凭啥？什么时候我感觉到我不想写了，我立即不写了。我不欠任何人的，我也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欠读者的，我更不欠任何一个所谓的组织。我不想写了，我就钓鱼去，我就健身去，我就溜街去，真的不欠谁。

　　
电影《推拿》剧照（改编自毕飞宇同名长篇小说）

　　一席：如果不当小说家，您会选择什么职业？

　　这个得取决于我的年纪和我当时所处的背景。如果我现在十七八岁，我生活在一个大都市里面，有两个职业我是渴望的。我的首选可能是做一个摇滚歌星，第二个我要选择的很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像英格兰、意大利、德国那样的职业球员，而不是中国这一种。

　　我后来想了想，为什么如此迷恋这个东西？我想明白了，就是很可能我是一个特别渴望在创造的现场与人分享的人。因为无论是摇滚，无论是足球，你不可能在家里面一个人完成，很可能我骨子里面有这个东西。

　　当然了，你一个乡下孩子，摇滚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足球是什么都没听说过，然后你也长大了，很自然而然地，我选择了小说家这样一个职业，也挺好。

　　如果以我现在的心智，以我现在的状况，你问我：如果有机会让你再选择一次，你会选择什么？我可能还是选择小说家，因为这个事情我是可以做下去的。也可能某一个阶段写得多一些，少一些，好一些，差一些，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永远让我做下去。哪怕我坐在轮椅上，哪怕我气喘吁吁，它不影响我的写作。

　　我想起来17岁那一年读罗曼·罗兰的那一句话：伟大的诗人，哪怕他气喘吁吁，他也可以写出激动人心的篇章。这是诗人的特权。他缺氧，话都说不好了，然后他颤抖地把笔拿起来，写了几首诗，这几首诗流传到社会上去，它可以让所有人发疯。这是小说家和诗人的特权，也挺好。

　　一席：您相信命运吗？

　　相信命运，在我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乡下孩子的时候，我就相信命运。

　　所有乡下长大的孩子，到了夏天，差不多每过十几天就会看到一个无限壮观的大场面：蚂蚁搬家。就在两棵槐树之间，浩浩荡荡的大军，像人类一样，红尘滚滚，在那迁徙。

　　第一次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玩，经常看经常看，你脑子里面就突然会有一个想法，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智还不怎么健全：同样都是生命，一定有一个老天爷此时此刻像我一样低着头在看我。当你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的心智有多特别，并不是说你多聪明你多早慧，不是，它是一个生活常态的东西。

　　有的时候晚上回家，我会不安。为什么呢？你看着看着，恶向胆边生，一泡尿把人家全冲了。等后来我看到《圣经》里面有诺亚方舟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童年时代做过的多种恶。

　　一席：对生死会有另外的想法吗？

　　没有，到了我这个年纪，还不能说对生死有了另外的想法。但是有一条，我的内心是有秘密的，就是无论哪一天在哪，它什么时候来，一个过了50岁的人，就要开始做准备了。这个准备不是给自己打棺材，是说心理上要做好准备。

　　因为你过了50岁之后，一天比一天近了，作为一个男人，你总要面对这个话题。所以你闲下来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这天会来。这天来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可千万千万不能让自己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太难堪。

　　我离死还很远，我最渴望的就是，假如我离开这个世界了，别人问起来了，人家说“老毕走了，他走得很有尊严”。这句话就可以把我送到天堂上去。

　　如果有人告诉大家“老毕昨晚走了，太不堪了”。我觉得这句话就可以把我送进地狱。我希望我能进天堂。

　　图片来源 / 图虫创意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