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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我希望标示出一种只有马来华人才能写出的中文

2017-10-09 11:39:44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沈河西

   
黎紫书出生于1971年,按照马华文学的代际划分,就是所谓的“七字辈”。在那个发表途径有限的社会里,参赛竞逐文学奖是许多马华作家进入文坛的主要途径。黎紫书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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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


  采访者:沈河西


  被访者:黎紫书


  就华语写作来说,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一般简称马华文学)无疑是边缘的。尽管边缘,这个群体却不容小觑,有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示过,马华文学拓展了汉语的边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尽管同样在用中文书写,但马华文学作家的中文可谓别有洞天。出生、成长于马来西亚怡保的作家黎紫书就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位马华作家,最近她的微型小说集《余生》出版。


  黎紫书出生于1971年,按照马华文学的代际划分,就是所谓的“七字辈”。在那个发表途径有限的社会里,参赛竞逐文学奖是许多马华作家进入文坛的主要途径。黎紫书也是这样。1995年她以一篇《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此后连续多届获奖,是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之后她几乎成为得奖专业户,拿了华语世界大大小小各类文学奖项。


  与前辈马华作家相比,黎紫书有诸多不同。譬如,她没有像李永平、黄锦树这样在中国台湾生活或放弃马来西亚国籍的经历,反而她在北京住过两年。再譬如,她从小其实受英文教育,中文纯粹因为兴趣。再譬如,在她的笔下,与前辈作家执着书写马华族群的离散、国族认同的困境乃至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悲壮记忆等不同的是,黎紫书没有这些宏大的历史记忆,在经历了为参赛而写的大主题后,就转而书写她感兴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题材。


  在一个中文居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里,黎紫书与其他作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似乎天生就对中文敏感。按照黎紫书自己的说法,她希望标示一种只有马来华人才能写出的中文。9月,记者记者在上海对黎紫书进行了专访。


  马来西亚是一个国籍,但我还是Chinese


  记者:你是一个对语言很敏感的人,在北京那两年的生活经验,中国的中文生态会不会体现在你的作品中?


  黎紫书:是,我对语言很敏感,语言对我来说,在写作上很重要,但小说的内容和故事本身才是更重要的。在语言之上,语言是按照小说需要做调整的。《余生》里面很多故事取材中国大陆,我也觉得那些内容只能发生在大陆,写的时候会刻意点出来是,在语言上也会酌量使用中国大陆的一些语言。中国大陆的语言在生活上也会有一些影响,我甚至可能都没察觉到。比如前几天跟一个台湾留学回来的马来西亚朋友吃饭。我说挺好吃的。她说,你怎么说挺好吃,你学中国大陆的说法吗?我说那你怎么说?她说我们说蛮好吃的。那我说,其实马来西亚人也不说蛮好吃啊,你也是台湾学来的。马来西亚人只会说很好吃。这个细致的“挺”和“蛮”的差别,也会自然体现在我小说里,而我自己可能都没察觉。


  记者:当时为什么去北京居住?


  黎紫书:那是一个朋友安排的。当时我辞职了,想当全职的写作人,但我是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的,不像那些台湾的马华。如果我要把写作作为我的志业的话,我至少要写一些不同的东西,要开拓自己的眼界,不然我就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马华写作者,所以就想找个机会出国。正好有一个热爱我作品的读者,一个富豪资助我写长篇。而且中国大陆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记者:有一次讲座里,你讲到你母亲回中国探亲,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同。


  黎紫书: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没跟我们说。应该是回到了乡下,当时大陆刚开放,还比较穷,去寻根的人都有相同的经验,老家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子。


  记者:你还得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吗?跟你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黎紫书:记不清楚哪个年份,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出差到北京。我是广东人。那是北京的冬天,比我想象中冷,我这样一个热带人,对冬天没有准备。第二天早上,下雪。当然下雪是很难忘,很开心。我就穿好衣服走到街上,但发现其实下雪不好玩,街上的雪也是脏脏的,冷得整个人都麻掉了。


  我想我妈以前回乡也是这样吧,想象是一回事,真的要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这些已经习惯热带的人,是有很大的适应上的难题。


  记者:你母亲是第几代移民?


  黎紫书:第三代了。可是她受她父母的影响,还是有一个祖国的观念和情感,觉得中国是自己的祖国,有一天还是要回国的。


  记者:在一次讲座中,你也提到,你跑到国外的时候,也会有困惑,是希望人家当自己是中国人呢,还是被当成马来西亚人。但我们知道,如果你跟老外用英文对话的时候,你一说Chinese,他们就会把你当成中国人。


  黎紫书:对,很难解释清。他们会说,你不是马来西亚人Malaysian吗?我说我不是,我是Malaysian Chinese。英语里是没有华人和中国人的区分的,所以你就得跟他们解释整个历史的由来等等。马来西亚是一个国籍,但我还是Chinese。基本上,在外国你一说你是Chinese,就会被当成是从中国来的。


  记者:您一开始的作品都是为了参赛而写的,会为了参赛而刻意去写符合比赛更偏向的题目或主题吗?


  黎紫书:马来西亚的作者没有谁是全职的,基本都是业余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写作来谋生。平时也不常有发表的机会,参赛是一个途径,让人看到你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会很珍惜,参赛也是马华作者的正常选择。我当时开始写作的时候,希望被肯定,我那时是个新人,很年轻,二十出头。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美学标准,也不清楚好的作品是什么样,我就会去看评审会议记录,像花踪文学奖的记录,去看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自然会把那一套标准变成自己的标准。评审记录里面可以看到,写华人的命运、国族认同的作品就会容易得奖,你写小女人的话,就很难。所以变成马华作家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得奖的作品。写的时候,你潜意识里也会把那套标准放进来。如果你写小女人这些题材,你就不会把它拿去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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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长篇《告别的年代》时故意炫技,但那是为了训练


  记者: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在读马华作家作品的时候,似乎不自觉就会期待看到你们去写国族认同、离散这些主题,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非得要有这种期待呢?


  黎紫书:是的。其实就算是生活上的小故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经验,哪怕是小题材,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差异。


  记者:你在有一个讲座里说自己受苏童、金庸武侠的影响很大,读得很多。张爱玲呢?但你似乎很少读她?


  黎紫书:首先,我不像很多其他作者那样,我不是在一个写作圈子里长大的,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我都是乱看书,拿到什么看什么,我当时没有意识挑哪些来读。所以那些所谓的必读的,我可能都没读过。成长后,也会对必读的东西有一种抗拒,我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必读的,我有过这样的反抗期。


  我知道张爱玲是祖师奶奶,我自己也有买很多她的书,但都没有打开来看过。后来看了一些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概会想到她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又影响了我去阅读她的欲望。只能说我对那种题材没有很大兴趣。写她的评论我也看过。我相信她必然是很有才华很了不起的作者,但如果我们是我们阅读的东西养成的作者的话,我这样偏离正道的阅读也未尝不可。


  记者:说到《告别的年代》,从这个长篇处女作中能感受到你的野心。好像对于马华作家来说,要不要写长篇,这本身会变成一个问题,而对中国大陆作家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中国作家动不动就是一个长篇。


  黎紫书:其实在写之前,问过自己很多次,为什么要写长篇,有没有必要?包括在台湾的骆以军、黄锦树,香港的董启章,肯定被问过很多次,你什么时候写长篇?这么问你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你之前写的短篇都是在为写长篇做准备。但从我内心,我不认为说一个小说是以长短来论输赢。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迷思?因为中国大陆写长篇的风气会影响到我们,变成你要写长篇才能证明自己。马华没有长篇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发表的途径。字数超一万,报刊编辑就皱着脸,不给你发表,没有机会出版。


  我有更多文化资本,如果要写长篇,出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当时写长篇真正的原因是想训练一下自己,我想知道写长篇是怎么回事。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适合他的文类。就像有一段时间,我写很多微型小说,那必然也会有写长篇的时候。《告别的年代》里,我会去刻意想要用多重的不同结构,不一样的节奏、语言去写,会去训练写长篇的感觉。《告别的年代》前面写杜丽安的故事,是平铺直叙的,是用写长篇的人该有的语调、文笔在写,第二个部分,是要抓那个手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背景,所以就写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家族。


  那是我第一个长篇,我算是一个年轻的长篇小说家,以后必然会诚实起来,写不那么炫技的,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是我在训练的时候,应该去尝试,炫技没关系,我也能猜测到别人会有什么批评,我也并没有想到我是边缘的怎样,我甚至都没想到大陆会出版这本小说。我只想到,作为一个练习的作品,我要尽可能让它发挥练习的作用。


  记者:有评论说你短篇更好,你自己觉得呢?


  黎紫书:短篇更顺手。以我的个性,显然更适合写短篇,因为我急着要看成果。长篇要准备的功夫很多,生活里很多事情也会把你写长篇的过程打断。虽然我现在全职写作,但也不真的能靠长篇为生。要不断要写别的,当评审,写专栏,来支持你去写完一个长篇。长篇的思维会不断被打断,所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都不是特别适合写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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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读《告别的年代》时,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小说里杜丽安这个人物似乎是不会老的。别人都老了,她还不老,是不是她身上附着了某种永恒的东西?也有一些别的作品里有这种不老的女性形象,比如白先勇的尹雪艳,王安忆的王琦瑶,甚至金庸的小龙女。


  黎紫书:当然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说读者会觉得这个人不老。写她的时候,是要写一个强悍的美丽的女性的形象,时间年龄并没有让她消弱,反而让她更美丽。所以是对女性的美的追求吧。写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她没有老。越写下去,越觉得她年纪越大,反而更厉害,更漂亮了,这是我自己对女性的完美和漂亮的追求,自然体现在写作上。我相信这种美丽的女性在其他作家那里都有体现。但小龙女不一样,她是一个时间以外的人物。而杜丽安是一个入世的人,在世俗里打滚的人,越滚越漂亮的人。


  喜欢写微型小说,尽管不受主流文坛待见


  记者:这次出版的《余生》是微型小说集,好像你很喜欢这个文类。


  黎紫书:是的,我一直在写。微型小说是我非常喜欢的文类。稍微超过一千字,最长不超过1500字。但是微型小说不受待见,文坛不会把它当回事。评论家、学者们更不把它当回事。但我觉得,如果你能掌握和创造出一套微型小说的美学标准的话,它也是可以有很大张力的。现在新加坡有很多人写这种微型小说。一个原因是比较容易刊登。对我来说,我自信我可以写得很好,而且微型小说的读者层面很广。在马华来说,文学的阅读越来越小众,萎缩,是不是读者出了什么问题,作者是不是有责任?微型小说可能是一个桥梁,可以把更多非文学类的读者带到文学里来。


  《余生》里这些小故事我写得非常用心,可是微型小说很难出版,70多个小说,其实很难写。看起来短小,很容易写完,但比一般的短篇更难写好,你要用这么少的资源去完成一个深刻的丰富的小说。在这么大的限制下,要写出好的作品,可遇不可求。这个自选集里面有我很多年的心血。


  记者:说到微型小说这个文类,中国大陆主流的那一批严肃作家基本不写,似乎只有张嘉佳这样的非严肃类的作家会写微型小说。


  黎紫书:几乎所有学界的人,都会觉得微型小说是轻薄的,不当回事,觉得不可能表现出深的东西。在我们那边,喜欢阅读微型小说的人倒比读长篇的更多,即使非文学的读者也可能喜欢。当然我的理想不是说写一个让你在五分钟之内可以看的小说,而是说,如果你只有五分钟可以看我的小说,那我希望那个小说可以在你脑海中逗留更长时间,这个可能性是更容易做到的。长篇的话灌水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写微型小说,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甚至标题都会发生作用。而且在我们那边发表困难,发短篇都要排队,所以报章比较欢迎微型小说这种作品。尤其在新加坡,有一些人很喜欢写微型小说。他们更夸张,五百字。我不认同,太短了,一千字已经很难写好的话,五百字,那你真的得靠从天而降什么神的光才能把它写好。


  记者:那有点像写微博段子。


  黎紫书:对,就是靠一种技巧,一种机制,但是技巧很快就过了。你玩的是一种惊喜的话,惊喜很快就会过去,没有办法回味,一次用完就没了。


  记者:你刚才说新加坡作家写微型小说,那都是英文写作吧?


  黎紫书:也不是,当然他们英文写作更受重视,但也有一部分人在用中文写作。很多新加坡作家就是从中国过去的新移民,我去当新加坡文学奖的评审,得奖的都是新移民。那就有点尴尬,因为如果得奖的都是新移民,你读的时候已经能感受到他不是新加坡本土长大的。我就会跟新加坡的评审有一点争执。对于新加坡本土的评审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得奖作品里有更多新加坡本土色彩,对新加坡的情感啊,可是你要让新移民做到这个是很难的,他们才刚来。但没办法,他们技巧好啊,文字好啊。他们有的就不写新加坡,或写大陆的题材。因为这样我就跟新加坡本土评审有争执。因为你的规则里面没有说一定要写新加坡题材啊。但我也明白,如果我是一个本土的评审,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怎么都感受不到一点新加坡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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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不读中国作家作品,是他们的损失


  记者: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是不是更偏向大陆以外的作家?


  黎紫书:一开始花踪文学奖,有好几组类别,开始绝大部分只是面向马来西亚公民,后来稍微扩大一点,在马来西亚居住超过十年以上可以参加,因为如果只有马来西亚公民可以参加的话,那么那些留台的马华就不能参加。文学奖是有一个排外的问题。中国台湾的情况比较好,《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文学奖公开让全球华语文学参与竞逐。但这两年时报的奖没了,联合报的奖也换了,很多文学奖对外关门了。华踪文学奖好像也只保留一个类似成就奖,这个奖是公开给全世界的华人作家的。


  记者:从中国大陆写作的文学史来说,似乎几乎不怎么提马华文学。


  黎紫书:我真的觉得,比如大陆和台湾的美学趣味有很大差异。比如中国大陆觉得很好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台湾觉得很好,中国大陆这边可能不喜欢,不符合阅读习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学者们应该有这个气魄去知道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美学标准,各自有哪些好,应该有更大的胸襟去接纳不同的类型的作品吧。


  记者:有时我在想,我们一提到马华文学的时候,说马华文学边缘,可放到全世界来说,中文写作不也是吗?


  黎紫书:对啊,西方人问你,你看什么书啊,他们的意思是期待你告诉他们,你读他们的书,莎士比亚啊这些。那你如果告诉他们说你读中国作家,他们会觉得那是他们版图外面的东西。


  记者:反倒是我们中国读者会去读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作品,引进的也非常多。


  黎紫书:我们读得比他们多。我会想,为什么我们华文的作品不能做到和其他人那样?对西方人来说,马奎斯(大陆称马尔克斯)那些都在他们的世界文学的版图里,日本文学更走进他们一点。


  记者:但作为作家,你改变不了什么。


  黎紫书:是的,你改变不了。但作为作家,我很感兴趣,为什么?是翻译上的困难?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是不如日本文学?并不是我在乎怎么没有外国人来读我的作品,本来作为马华作家,我就是边缘,我习惯了没人读我的东西。但从一个写作人的东西,我想知道。不仅仅文学是这样的情况。音乐也是一样。你去问西方人,他们只说他们的。如果你说你在听他们之外的那些东西,他们觉得你根本都不算在听音乐。


  记者:我们最一流的作家,拿去和国外一流的比,不逊色吧。


  黎紫书:我觉得他们来接受我们的时候,文化上有一层隔。日本的文化有一种美学上的东西可以吸引他们,日本人创造了自己的美学观,比如极简的风格,一下子就打动了他们。我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繁杂了,他们进不来。


  记者:有时候我觉得你们不爱看,那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黎紫书:对!是他们少知道了世界上一个大的东西,我们比你们懂的多。当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读一些中文的东西。他们说可是你不读英文的吗,我也说我也读,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汗颜。我对你的世界知道的多一些,你不知道我的世界。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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