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舒晋瑜

　　被访者：朱增泉

　　朱增泉近照。2017年9月。朱增泉，中将。1939年12月18日出生，江苏无锡人。1959年1月入伍。从士兵到将军，经历了五十余年军旅生涯，担任过27集团军政委、总装备部副政委等职，参加过老山轮战。长期坚持业余写作，已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40余种。先后获得过河北省第二届文艺振兴奖（诗歌）、两次“八一”文艺奖（诗歌）、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人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等。诗歌、散文入选几十种选本，有的散文入选中学和大学语文课本。

　　主要作品有：《朱增泉诗歌三卷集》（《中国船》《生命穿越死亡》《忧郁的科尔沁草原》），《朱增泉散文与随笔》（历史卷、人物卷、战争卷、游记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战争史笔记》（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网上文谈

　　“军旅生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不可磨灭的。我的爱国情怀，民族情结，使命感、责任感，直至生死观，都是军旅生涯铸就的。”朱增泉说：“我把一生交给了军队，军队给了我一切。”

　　对于“将军诗人”这一称号，朱增泉风趣而谦虚地说，将军和诗人当然都是真的，但我在部队是将军，在诗坛只是普通一兵。

　　1990年以后，朱增泉逐步转向散文随笔创作，2005年为集中精力写作《战争史笔记》，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将军诗人”的转型，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诗歌中叙述成分太多，写散文可能更为适合。

　　“严格说起来，我书中的有些随笔，并不像地道的纯文学随笔，那样的随笔汪曾祺写得最好，他的随笔有一种不经意间信手拈来的深厚功力。我的随笔只是在文体结构上‘随意而为’的意思。”朱增泉坦诚地说，自知老之将至，创作激情大减，整理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大有“打扫战场，鸣金收兵”的意向，以后是否还能写些什么，要看生命活力恢复和保持得如何再说了。

　　作为将军，他也曾写过一批观察分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通过低烈度战争（以网络推手和街头事件为主）发生政权更迭的文章，即使现在看来，也并不过时。因为书中对美军打信息化战争新的作战理念、新的作战样式和新的作战手段的概要介绍，对21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对21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以及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正在“不出所料”地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朱增泉会有这样的前瞻性和预判力？

　　近日，记者专访朱增泉。

　　在一次次的梳理中，朱增泉对历史、战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认为，历史要经过长期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这在《朱增泉散文与随笔》中体现尤其突出。

　　记者：您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有现实生活中的军嫂、士兵、诗人、航天员、元帅，也有帝王将相和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朱可夫等。我很想知道，您写的历史人物，有没有颠覆人们印象中的人物形象的？有一些被作家们反复书写过的人物，您如何写出自己独特的发现？

　　朱增泉：我开始写人物散文，是写自己接触过的人，真实，但缺乏深度。后来注意从多角度切入去写一个人，避免概念化、平面化，既写他的正面，也写他的侧面，甚至反面，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真实，有血有肉，所以比较有深度。

　　我写帝王将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物卷中的《汉初三杰悲情录》。汉初三杰是指张良、韩信和萧何，写刘邦同这三位西汉开国功臣间的微妙关系，我自己觉得把这四个人都写活了。

　　刘邦自己指挥打仗本事不大，却能将这三位杰出人物随意掌控摆布，为他所用，不能不说他的驭人术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一流的。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对这三位人物采取忍让态度换取他们的忠心。随着天下到手，他与三杰的矛盾开始增多、公开。他对三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将他们一个个收拾。而三杰各有各的性格，他们在对抗刘邦的猜忌之心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此结局也大不相同。韩信硬顶，终于遭来杀身之祸；张良智避，放下一切功名利禄，隐退山林“辟谷”，抑郁而亡；萧何对刘邦死心塌地，不仅任劳任怨，还当众忍受刘邦下令对他的鞭打和羞辱，又充当吕后诛杀韩信的帮凶，总算保命终老。

　　战争卷中有一篇《从伊拉克战争说到诺曼底登陆》，其中写到二次大战中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对他们的重新研究，我对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过去我们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否定的，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头子，都反共。但我从历史角度去重新认识他们，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产生了一定好感。我认为这两人都是世界级政治家，对二次大战胜利都有历史性贡献。

　　罗斯福另一条贡献是二战结束前就为建立战后秩序作安排，提议创建了联合国，为战后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基本框架。还有一条，我当时没有写，罗斯福对中国是很重视的。他提议中国担任联合国“四强”之一（美、英、苏、中）。罗斯福看不起法国，反对法国进入联合国领导层。后来法国力争，经各国协调，补充法国为联合国“五常”之一。

　　1943年，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决定战后重大事宜。罗斯福的本意是战后要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和琉球群岛一并归还中国。他一再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却说该岛由美、中两国“共管”。战后美军驻扎了一段时间，又把琉球交回给了日本，中国失去了收回琉球群岛的历史性机遇。罗斯福还提出由中国派兵占领日本，蒋介石说这件事只能由美国来干。这是蒋介石的历史性过错。

　　蒋介石的心胸太狭隘了，他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抗日战争一旦结束，他要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所以不愿过分“得罪”日本。他这种心态，在《蒋介石日记》1943年这一章中反映得很充分。如果蒋介石不那么狭隘，能够站在民族大义立场上思考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台湾、澎湖、琉球、香港问题当时有可能一揽子得到解决，要是那样，现在也不会留下钓鱼岛争端之类的后遗症了。丘吉尔是反共急先锋，但二次大战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当天，他就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公开支持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

　　什么叫世界级政治家？就是能够顺应世界进步正义潮流而动。斯大林功过对半开，我一向崇拜他领导苏联人民顽强抗击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钢铁意志。对苏联卫国战争研究越深，这种感觉越牢固。尽管苏联政治局面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直至土崩瓦解，我对斯大林的基本评价一直没有变。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是完全错误的，苏联崩溃的国内根源要从这里找起。历史要经过长期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记者：战争卷的散文和随笔，以您当年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成的《观战笔记》一书为主，现在收录进来，却并不过时。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前瞻性和预判能力？

　　朱增泉：战争卷中的文章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伊拉克战争的，第二部分是写中东、北非风波的。对21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对21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以及这种群体性崛起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集中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亚洲命运》这篇文章中。这样的前瞻性和预判能力，是我对世界局势走向分析的结果。

　　从宏观层面作战略性分析判断，不像对某些突发性事件的预测那样难以捉摸，它是有迹可巡的。就像观察一条河流，只要找到它的源头，弄清它的流向，再根据季节变化，是可以预见它的水流大小变化的。

　　记者：朱可夫是真正的军事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当过八个主要作战方向的方面军司令员，料敌如神。我注意到您写过《朱可夫雕像》。能谈谈朱可夫吗？从那些海内外的军事巨头身上，您是否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朱增泉：朱可夫是我崇拜的世界级军事家。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几点：第一，他有打大仗、打恶仗的非凡胆魄，有洞察战场局势变化的敏锐感觉，有扭转战场危局转败为胜的铁腕。第二，他有坚持正确判断敢于顶撞斯大林的铮铮骨气。第三，他有丰富的军旅生涯经验积累。他是从士兵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第四，他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热爱亲人，同情穷人。第五，他进入和平年代后履遭挫折，以至被赫鲁晓夫利用，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战争卷中的《朱可夫雕像》一文，是我2002年率团访问俄罗斯期间，一处处寻访了朱可夫的许多遗迹后写出来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这在文章中都有。我既然从军一生，身为将军，自然要以国内外的许多名将作为参照系，时时激励自己，不能活得庸碌不堪。

　　评论家雷达认为，“朱增泉有天生的历史感”，具有通过历史看人或通过人物看历史的特点。朱增泉笑言所谓“融会贯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切入点不同而已。好比一个深宅大院，从前门或从后门进去看个究竟，两头都走得通。

　　记者：四川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朱增泉诗歌三卷集》：政治抒情诗《中国船》、军旅诗《生命穿越死亡》、抒情诗《忧郁的科尔沁草原》。能否谈谈您的诗歌创作，具有怎样的特点？

　　朱增泉：我开始写诗是在老山战场，写出第一首诗的时间是1987年1月31日。我通过长期自学，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但我参战前从未想过要当什么诗人，参战给我提供了契机，使我突发性地写起诗来。

　　《山脉，我的父亲》就是在老山战区写出的第一首诗。大意是：人们都说大地是母亲，我说山脉是我的父亲，我踏着山脊去约会死神。写完已是午夜，我带着诗稿到山坡下的战地小报编辑部去审阅小报清样。我进了屋先给大家念了一遍这首诗稿，问大家这算不算诗？大家都说：“这就是诗啊，很好的诗。马上发，马上发！”我就是这样开始写起诗来。后来通过去前线采访的记者、作家，把我登在小报上的诗歌带回后方，有些报纸杂志进行了转载，引起了人们注意。既然大家承认我写的这些分行文字是诗，我就“一发不可收”地写了起来。

　　一直写到2005年，我集中精力开始写作五卷本的《战争史笔记》。我写的是自由体白话诗，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是我的军旅生涯比较长，军旅生活积累比年轻诗人多；二是我当了多年领导干部，站在宏观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年轻诗人要强一点。这两条优势反映在我的诗歌创作中，生活气息比较浓，视野比较开阔。所以，不少人说我的诗歌比较大气，而且有不少诗篇真切感人。但我的诗歌作品水平不整齐，有些作品我自己也不满意。尤其是我的长诗，叙述的成分比较多，而诗歌是拒绝叙述的，即使写叙事诗，也不能用写叙述文的句子去写，这是我不再写诗以后才彻底明白过来的。

　　记者：写散文随笔，也是硕果累累。2011年出版的《战争史笔记》（5卷本）贯通中国古代战争史5000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称赞说，这部书是史学的也是文学的，是军人的也是诗人的。您写诗关注的是猫耳洞和局部的战场，写这部书是关注中国古代战争史，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的深刻，是一般人不能抵达的。您觉得呢？六年过去，您如何评价《战争史笔记》？

　　朱增泉：铁凝主席概括的这两句话很精辟，我感谢她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何镇邦说：“《战争史笔记》是老朱的代表作。”他是从作品的分量和产生的影响来评价的。我接受并珍惜他们对《战争史笔记》的评价。我为这部书的确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动笔时我已65岁，写完时已70岁，没有一点毅力是拿不下来的。我写作《战争史笔记》是严肃认真的，因为这是写历史，不能误传子弟，所以我不搞任何“演义”“戏说”之类，对每一条史料都查得很认真。当然，即便小心再小心，也难免仍有某些差错。所以，今后几年如果身体条件还允许，我想再修订一遍。

　　记者：您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能谈谈这部作品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朱增泉：《地球是一只泪眼》是我的第七本诗集，出版于1999年8月。我前面的六本诗集，都是阶段性诗作的结集，这第七本带有一点选集的味道。以前六本诗集之后写的新作为基础，把前六本诗集中比较好的作品也编了进来。我于1987年1月写出第一首诗，到编《地球是一只泪眼》这本诗集刚好十年多一点时间，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地球是一只泪眼》这本诗集共分五辑，第一辑就叫《地球是一只泪眼》，是写国际题材的作品。第二辑《对手之间》是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主要部分是写老山作战战斗生活的；第三辑《我生命的河流》是写我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品；第四辑《放牧灵魂》是写我游历祖国南北各地的作品；第五辑《出奔》是几首长诗的选章。综合起来，可以反映出我诗歌创作的全貌，的确是我的一本重要诗集，我的诗歌代表作都集中在这本诗集里。

　　记者：您是诗人，是作家，但您当政委的时候，讲话从来不用一句诗。您对自己是怎样的要求？

　　朱增泉：这同前面说到的闲言散语有关。不是有人说我写诗是“不务正业”吗？那好，我用实际行动做给你看，我是如何对待我的正业的。我把履行职责同业余写作彻底切割开，开会讲话从来不用一句诗。另外，有些人讲话时非要生拉硬扯，引用几句诗，我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

　　朱增泉说，他期待军旅诗歌有朝一日能重新振兴。军旅诗是诗歌中的盐和钙，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永远是军旅诗的基调。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伟大民族，不能缺少这些精神元素。

　　记者：在创作上，您秉持怎样的文学理念？

　　朱增泉：我是现实主义派，是写实派，写诗、写散文随笔都是这样。我坚信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我的诗歌都来源于生活。写散文随笔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这更不用说了。我写历史散文，对史料的引用是很严谨的。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差错，那是由于自己没有把史料完全查清、吃透，有时是一知半解，有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时是粗心大意。

　　记者：您如何评价军旅作家的诗歌创作，在当前诗坛中有怎样的独特价值？

　　朱增泉：目前的军旅诗创作，和中国诗坛的总体情况一样，处在一个低潮期。老一代军旅诗人李瑛是大家，他的诗歌影响了几代人。中年一代像周涛，他的诗歌是出类拔萃的，现在他不写了。年轻一代的军旅诗人刘立云是代表，他不断探索，坚持不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他一个人也显得“势单力薄”。和刘立云同时代的还有武警的王久辛。更年轻的一批军旅诗人我都不认识了。

　　军旅诗的低潮期，和我们当前的时代背景、社会现实有关。人们的生活观念过度物质化了，文艺圈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了。我期待军旅诗有朝一日能重新振兴。军旅诗是诗歌中的盐和钙，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永远是军旅诗的基调。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伟大民族，不能缺少这些精神元素。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