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何玉新

　　被访者：宁肯

　　宁肯 作家，1959年生于北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三个三重奏》。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得主，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得主。现任《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

　　印 象

　　写中关村故事

　　讲一代人的中国梦

　　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有两个村注定要载入史册，一个是开启中国农村改革新纪元的安徽小岗村，另一个是揭开中国科技改革新篇章的北京中关村。中关村的历史是我国改革开放宏大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代代中关村人百折不挠、勇于探索的奋斗史。

　　为中关村写史，为改革时代立传。北京作家宁肯历时两年完成了纪实性作品《中关村笔记》，有评论家认为：很多人写过中关村，宁肯的这一本不是数量的叠加，而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存在。

　　宁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基本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开始写作，如果这一天没有别的安排，他会写一整天。采访也是在写作的间隙进行的。

　　生于1959年的宁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胡同里长大。上大学后，和很多作家一样，他也从诗歌起步进入文学世界，1982年发表了第一首诗。1983年，宁肯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北京组织教师队伍援藏两年，宁肯报名远赴拉萨。他选择去郊区中学，那所中学在拉萨河边上，有牧场、有农田，还可以爬山，冬天的山谷里仍然是绿草丰盈。他开始以西藏为题材创作系列散文作品，后来这批散文让他成为“新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家。

　　两年援藏生活很快过去，回北京后，宁肯一度走出文学，由诗人变成广告人。他仍断断续续写诗，但总共写了不过百首，发表过的不过10首，最后两首发表于1998年的《诗刊》。

　　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后，宁肯把作品发布在BBS上，阴差阳错成了网络作家。谈起那段经历，宁肯说：“我在网络时代把我的文学作品放到网上，凑巧成了网络文学，现在看，当时我的作品根本不是网络文学，而是传统文学。如果当时我的作品没有在网络上发表，而是在传统刊物上发表了，那我就跟网络没有任何关系了。”最终，他还是以传统文学的方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回到传统文人的状态。

　　2015年，宁肯有个模糊的想法，写一部北京题材的小说。正巧此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对他说，有个资助项目是写中关村的，约了一位国内报告文学圣手，但那位作家要价太高了。宁肯半开玩笑地说：“我给您写吧。”韩敬群愣了一下，很快说：“您写肯定能写好。”

　　“中关村在那儿，像山对登山家一样，对我构成了挑战。”宁肯说，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他对中关村众多先进人物进行了多次深入采访，掌握了大量一手素材，“这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中关村笔记》以人物为经纬，从与华罗庚、陈省身并列为中国数学“三驾马车”的中科院院士冯康为开篇并贯穿始终，以陈春先与中关村的硅谷梦、柳传志和联想、王志东和新浪、王选与“千年之约”、王永民与汉字输入、程维和滴滴、吴甘沙和智能驾驶、苏菂与车库咖啡等19个段落与手记，展现他们怀抱理想、搏击奋斗的艰辛历程，呈现出一代人的中国梦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的过程。

　　在宁肯笔下，厚重深邃的中关村文化，以一种更为鲜活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

　　宁肯口述

　　中关村让北京

　　变得更丰富

　　在写《中关村笔记》这之前，中关村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它存在于北京的西北部，天气好时，当我看到中关村或上地，会同时看到西山，看到落日、火烧云。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中关村一直以来代表不断的开放和创新，这其实就是中国梦。整个中关村这段历史都是神奇的，我要去发现神奇，发现它背后的秘密，发现其内在的、隐秘的关联。中关村虽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但它值得肯定，也值得我们去书写，更值得我们沿着中关村开创出来的道路继续往前走。

　　我的一个朋友读过《中关村笔记》之后对我说，他读到了一种乡愁。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什么是乡愁？就是已经消失的、远去的东西。在我看来，中关村是让北京从传统老北京走到现代北京的关键。

　　在我的叙述中，有一个新北京和一个老北京；或者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北京和一个代表传统文化的北京。中关村作为北京的地标，它代表北京，也代表中国。中关村不仅改变了北京，也改变了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世界，里面蕴藏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北京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足够的丰富性，中关村又是不可忽略的，如果没有中关村这样一个维度，现代北京的整体分量就变轻了。

　　老北京体现各种传统价值观，但那个北京必然导致一种缓慢的状态，从审美上看、从趣味上看是没问题的。中关村代表的北京是现代性的北京，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博弈，是北京通向世界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北京的含义就广泛得多、丰富得多。

　　写完《中关村笔记》，我开始回过头写我童年的北京。我以前写过一本散文集叫《北京：城与年》，全部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七八岁、十几岁时的经历。那时的北京从街道和建筑格局上来讲，跟清末的北京没有太大差别，但生活内容和时代精神完全不一样了。另外，我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写一个短篇小说集，也叫《北京：城与年》，我会用小说的方式把北京重新写一遍。

　　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

　　在当下仍然非常可贵

　　记者：作为小说家，为什么想到写中关村这样的题材？

　　宁肯：我最初有一个想要写一部表现北京题材的作品的模糊想法，但生活经历有限，我经历的就是胡同生活、大学生活、西藏生活。多年来我一直浸润在现代主义小说的氛围中，快二十年了，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现在是一个创新时代，但文学在现实面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如何用一种技术既表现纯文学的复杂性，又通俗易懂？这几乎不可能。但正因为有难度，才有挑战性。

　　2015年4月21日，我在飞机上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写硅谷的一本书，名字叫《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书的最后竟谈到了中关村，她拿中关村与硅谷做了比较，也谈到了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区，对以色列无条件地赞扬，对中关村则多有质疑。这让我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关村，所以算是主动请缨去写中关村。

　　记者：您的《中关村笔记》会让读者联想到《激荡三十年》这类描摹改革开放的纪实性的、财经类的作品，您在写作的时候是否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

　　宁肯：我刚接触中关村这个题材的时候，确确实实首先看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来说，这些书原本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读过之后，我觉得他们的作品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那种语境让我感受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那种进取创新的精神力量，感受到站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们的张扬个性。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当下仍然是非常可贵的。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重塑中关村的价值，这种价值我觉得和《激荡三十年》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作品是从宏大的叙述视角来叙说，而我觉得自己应该从人物的角度、心灵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切入，捕捉人最闪光、最打动他人的瞬间。我觉得这是属于文学的。

　　采访上百小时

　　每个创业者都有独特之处

　　记者：所以您是有意识地从文学的角度来对中关村进行书写。

　　宁肯：财经作家一般都是在讲企业发展的故事，我是以文学的视角，而不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如何发财和创业。在写作过程中，我从感性出发，再回到理性，既有清晰、理性的呈现，也有关乎人性、心灵的形象化抒写，可能这里面的意义就会更大，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优势。有句话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小说家开始的地方。在文学家眼里，文学是一个深度的模式，所有事件都是开放的。文学的规律便是在历史中发现人、表现人、阐释人。关于《中关村笔记》这本书，虽然我是从国家和民族这一角度进行写作，但不是树碑立传，不是讴歌，最终写的是人性。我用中关村人物的题材和经历，创造出我对人类的理解。

　　记者：写作前期的采访过程顺利吗？

　　宁肯：我在决定写这本书之后，就开始频繁出入中关村，一周要去两三次，或开车，或坐地铁，或骑电动自行车。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我成为中关村的一部分，中关村也成为我生活的重要部分。那段时间我接触的许多人都是院士，以前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院士。我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录音笔里的采访录音就有上百小时。资料准备、采访用时一年半，写作用了半年，这也是我以前从未写过的文字。

　　记者：书写和采访的对象是如何选择的？

　　宁肯：最开始是挑选我感兴趣的人物。但其实可写的人非常多，碰上哪个，打动我了，觉得他在中关村坐标有一席之地，我就写他。比如陈春先代表了开拓性，吴甘沙是未来型的，鲍捷是黑科技型的，程维代表了共享和未来……每个创业者都有他的独特之处。我选择人物有一条内在的标准，就是他们构成了历史、推动了历史，我也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他们，书写他们。

　　记者：哪些人物给您的印象最深？甚至说他们改变了您最初的认知？

　　宁肯：这样的人在中关村有很多。比如京海公司的王洪德，最早他分到中国科学院以后就没顺利过，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辞职的机会。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辞职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接的第一个工程打地基时出现了一个海眼一样的东西，底下是烂泥塘，打地基灌水泥，永远打不完。他急得耳朵失聪，什么都听不见了，他甚至觉得如果还是填不满地基最后把自己也填进去算了。我觉得他就是压抑得太久了，他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在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时候，完全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突破极其有历史意义。所以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最终是人的故事。

　　记者：谈到中关村人们一定会想到计算机，而您在书中更强调了科学的意义。

　　宁肯：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科学探索的精神，科学对中关村起到了基石作用，如果没有科学来垫底，中关村很难和硅谷媲美。加入了科学探索基石的这个维度，让我对中关村的书写有了更深层的内容。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冯康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他是“两弹一星”的幕后英雄，是数学天才。冯康早在1993年就去世了。就在准备写中关村的时候，我恰巧被中国作协拉进了中国科学院“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项目，由此发现了冯康，他在国内名气不大，但是在国际上名气很大，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这种现象本身就特别值得关注。这也和中关村的崛起有很大关系。通过中关村几十年的发展回顾，的确让我们读的时候不光是中关村，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

　　中关村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柳传志是承前启后的人物

　　记者：写中关村，柳传志仍然是绕不开的人物。

　　宁肯：像柳传志、王洪德、王缉志……这些元老是中关村的宝藏，更是时间的宝藏。采访柳传志，一开始我认为几乎不会成为现实。最后是有关部门出面，才说动了柳传志。但第一次采访，我察觉到对方有着公事公办的客套。我送给他一本我的小说，《三个三重奏》。当时我想，他会看的可能性只有1%。但接下来，我试探性地给他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对方竟约定了采访时间。第二次采访，柳传志告诉我，他花了一个星期看完了《三个三重奏》，还买了好几本送给家人和朋友。和柳传志面对面，尽管我是采取平视视角，但还是感到他太强大了，仍然有几分仰视的感觉。

　　记者：您如何评价柳传志这位中关村的标志性人物？

　　宁肯：柳传志是中关村贯穿性的人物，泰山北斗。《中关村笔记》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一个是冯康，一个是柳传志。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他们天然构成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有多深的基石就会有多高的大厦。

　　从互联网经济到移动互联网经济，现在中关村在这个潮头上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现在出现了吴甘沙、程维这样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柳传志。我原来认为柳传志是不可超越的，但新时代会超越过去的时代，那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同样也会超越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对年轻一代来说，柳传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程维他们对柳传志都极其推崇，他们在融资和国际竞争的时候都会向柳传志请教。

　　记者：您是擅长虚构的小说家，这次写的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作品现在的影响力的确比较大，比如像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5年就是凭非虚构作品赢得了诺贝尔奖。您怎么评价这种写作方式？

　　宁肯：非虚构是一种条件写作，面对的全部是已知条件，更像一种劳动，很少有想入非非的、自由翱翔的时候，因此很累。但这种累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收获太大。非虚构写作给我带来人生不同的界面，也带来更结实的写作。我在非虚构写作中不仅完成了对自己设定中的改变，也仿佛在未来虚构的袋子里装了满满的东西。我还是会再次回到小说上来。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