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刘雅麒
受访者:李佩甫
时间:2017年5月30日
受访者简介:
李佩甫(1953- ),河南许昌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2016年凭借《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李佩甫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平原客》于2017年第3期《花城》杂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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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客》是你获茅奖后的首部长篇作品,与之前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相比,这部作品在创作上有何延续与发展?
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
我曾经说过,我是写“平原”的,我写的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把人当“植物”来写。《平原客》既是我抒写“平原”的继续篇,也是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平原”精神生态嬗变的一种研究。过去,我写底层人物比较多,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这个作品应该说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研究。我研究的是一批“潮头人物”,这些人大多也是从社会生活的底部冲杀出来的,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机遇”,于是,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如副省长、市长、县长、局长、亿万富翁、号称“天下第一审”的破案高手,以及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等等。我想说的是:“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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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客》的创作缘起和灵感来源是什么?
应该说,《平原客》的小说素材得来非常偶然。我说过,平原上的几个县份是我的“写作领地”,我几乎每年都要下去走一走。我下去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找写作素材,而是想与不断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离得近一些,补充一下新的感觉,激活一些记忆中的认知。
大约十多年前,我跟朋友偶然路过一个村庄,中午是在一个村长家吃的饭。村长告诉我说,本省的一个副省长就是这个村的。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个好人,可他家的“风水”不好,盖房时盖到坑里去了……可就是这个副省长,却刚刚因杀妻案被判处死刑。于是我记住了这个事情。记住了并不等于可以写作。又过去了很多年,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慢慢地发酵。我一直想研究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尤其是多元化时期人们的精神嬗变过程。我为这个想法准备了十年的时间,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生活素材,直到三年前,我找到了“花客”这个“切口”之后,才开始了《平原客》的写作。这个长篇准备时间长,写作时间用了两年多一点。从表面上,这是一部带有“反腐”意味的作品,切进的生活面比较广泛(比如那位审讯专家我关注他的时间就更长一些),所以在素材的使用和剪裁方面就比较吃力。此作牵涉的事件、人物太多,枝节也多,一是怕写散了;二是怕写成一部纯破案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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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己也当过车床工人,但你似乎对乡土题材更感兴趣?中国农民的什么特质最吸引你?
是乡村给了我一个视角,一种童年才会有的记忆方式。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他的一生。
是的,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这是一个小城市,我家的所有的亲戚大多是农民。我记得,有一次,天已经很晚了,有两个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进门对我母亲说:姑,没拿啥。他们手里提的是两串用毛草拴着的蚂蚱,就那么用手举着……
我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样子,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会背着书包到乡下的姥姥家去。姥姥的村子离城有二十多里路,由于年幼,我常常要走一个下午,到天黑时才会走到姥姥的村庄去,为的是能吃四顿饱饭。那时候乡下也开了食堂,我一个乡下的表姐会把我领到田野里去,就地偷掰一些红薯、玉米,在地里挖一小土窑,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地就吃了,很香。另外,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也都是在乡下的姥姥家度过的。那时候,父母都要上班,没人管我,只好把我送到乡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我就跟乡下孩子一模一样了,夏天里也光身子穿一小裤头,跟他们一块去地里割草……但我毕竟是从城里来的,就比他们多了一个视角。多年后,我给他们总结了十六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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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你四十余年的创作划分阶段,你会怎么划分?每个阶段的创作特点分别是什么?
我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的。我从1978年发表作品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编故事的阶段,那时候到处找素材、编故事,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所以写得很苦。记得1976年年底,我的一个短篇被《河南文艺》采用了,他们通知我到省城来修改稿子。可我来到省城之后,八天时间里修改了八遍,却越改越糟糕,最后狼狈逃窜。记得当时的编辑告诉我一句话: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咋说你咋改改不好,你得用自己的生活。我记住了这句话。
我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5年开始的。1985年我写了一部中篇,名叫《红蚂蚱、绿蚂蚱》。这部中篇发表后,先后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后又被收入当年的各种“年选”。这篇小说算是我的成名作,就此我明白,我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就是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只有把故事和人物放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你才能左右逢源。
我写作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1990年,我先后在《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时代生活》发表了三部中篇,并先后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奖、《上海文学》优秀小说奖。就此,我才算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那就是广阔的“平原”了。占有了平原,先是具象的平原,那就是豫中平原,后来就是我心中的“平原”了。一直到1999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之后,我的写作方向才算真正定位了。
在这个时期里,我给自己的创作总结了三句话:一、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二、语言就是思维(意思是:文学语言不是文字本身,是认识问题。认识大于生活,认识照亮生活)。三、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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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遇到瓶颈时,你会如何面对?
我这个人写东西有个习惯,就是必须得找到开笔的第一句话。尤其是长篇创作,每每找到了“第一句话”,才能找到整部作品语言行进的方向。所以说,开笔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为这第一句话,有时需要等一个月,有时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比如《生命册》开笔时,就因为没有找到“第一句话”,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言情绪,写了八个开头,最长的写到八万字,都废掉了。
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命运会发生变化,写着写着他就不听指挥了,写不下去了。比如《城的灯》,我写到一半时,文中的“刘汉香”就不听指挥了,原有的设计和构想起了变化,怎么都不对了。于是我停下来,停了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勉强把“气”接上,就只好按她的轨迹走了。
第三是“文本”的问题。这不单单是结构和文字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思维方向的问题。敢称之为“创”作,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家们人人都会遇到的最难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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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自己对家乡河南的感情很复杂,能谈谈这种复杂的感情吗?
我喜欢读县志。在一些年份里,我发现,从历史上说,这块土地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一个词叫“逐鹿中原”就是很好的注解。由于这里一马平川,最适于人类生活,同时又无险可守,战乱一起,杀气很重,人如草芥。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原始的痕迹了……所以这里既是历史上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地方,也是经过历年战乱后,“羊气”最重的一块土地。所以,我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总结了十六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这些认知和感觉,我都用在作品里了。
是的,对家乡,我感情是很复杂的。搞文学创作后,我在省城住了三十多年,傍晚散步时,每当我看到那些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饭的民工时,我就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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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童年时代,姥姥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童年里,尤其是假期,我常常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姥姥家。在姥姥的乡村,我是个“外人”,很孤。那时,几乎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中年人都要喊“舅”。一个孩子,每天要面对许多个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舅”,那种陌生是很刺激人的。那一张张脸就像是课本一样,一页页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姥姥不识字,眼已半瞎,每天两手摸着做饭,还要挪动着一双小脚上地里干活。可姥姥的“瞎话儿”每晚像月亮一样准时出现在我的耳畔,直至我入睡。姥姥虽然不识字,却知道很多“古今儿”,还会背很多戏文。姥姥所说的“古今儿”里既有很多民间的神话故事,也有家长里短。那就像一条河流,童年里,我就躺在这样的一条河流里慢慢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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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原》杂志的编辑工作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
我在《莽原》当编辑大约有六七年的时间。在《莽原》可以说我有两大收获,一是文字的规范和校正。初到《莽原》时,当时的主编发给我一本《编辑手册》,这本手册后来我已经翻烂了。另一方面,编辑工作让我开阔了视野。有这么一本面对全国的省级文学刊物,你要面对全国各地的来稿,要联系你所分管地域的作家,还必须得知道当代文学的水平线在哪里。从业务上说,对当代世界文学的进程也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每天的阅读量非常大,是好是坏通吃,吃了还要说出个“一、二、三”,所以编辑岗位可以说是作家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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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时候迷上阅读的?不同阶段对书籍的偏好有什么侧重?你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是什么?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往上数三代赤贫,没有识字的。自我记事起,家里唯一有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皇历了。由此,当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所以,从童年始,凡是印有文字的东西,能找来的,我都会找来看一看。也正因为家里没有识字人,他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也就没人干涉我,给了我阅读的自由。因为我看的都是大人眼里的“闲书”,正是这些“闲书”丰富了我的少年生活,我一下子拥有了一个极为广阔的世界。到稍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已有了四本借书证:县图书馆的、市图书馆的、工人文化宫图书馆的、地区图书馆的,还有民间的(我乡下一个表姐在乡下四处给我找书,大多是些古书),以及“文革”中被一些学生从学校图书馆偷回家里的……但是,在这段自由阅读时期里,使我养成了许多坏习惯:一、我长年躺着看书。二、读书不求甚解,完全是凭兴趣阅读,看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撂掉了。三、由于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当时有好多字还不认得,所以多年后,我在读音上还有许多“白字”,中学时期也曾被同学笑为“白字先生”。
后来,由于广泛阅读的铺垫,我成了一个“吃货”,吃着吃着嘴就吃“刁”了,往“高、精、尖”上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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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如何排解负能量?
吸烟,喝茶,散步。或是先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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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最看重朋友的什么品质?
我这个人比较传统,还是两个字: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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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难忘的梦境?
早年会做很多梦,梦境五花八门,似乎能看到许多东西。后来出了车祸,左眼受了伤,交叉视角破坏了,就再也不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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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一个生活中你最享受的时刻/场景?
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准确的、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表达方式,或是突然涌现出来的好的细节,就会有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很好,很受用。我就会坐在电脑前,点上一支烟,慢慢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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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作为国民精神生活标尺的文学,正一日一日边缘化、通俗化,甚至是垃圾化”,你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一个民族在行进中是需要“灯”的。这是信仰问题,也是国民心理与国民精神走向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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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你现在觉得最难突破的?
“文本”意义上的突破。我指的不是文字,也不是结构方式,是全新的认知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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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通常的生活、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未来三至五年的创作规划是什么?
我写了四十年了。对于我来说,写作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我一般早上六点左右起来,坐在电脑前,点上一支烟,整理一下思绪,开始工作。经过四十年时间的体味,我发现了我的生物钟:一天之中,我的黄金时间是上午。一年之中,我的黄金时间是夏季。
《平原客》是我的第十一部长篇。写了《平原客》之后,我打算休整一下,写一些短东西。过个三几年,再说写新长篇的事。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