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周晓华

　　被访者：万玛才旦

　　时间：2017年4月8日

　　受访者简介

　　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已出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岗》；汉语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塔洛》；翻译作品集《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等。小说作品获得“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文字译介到国外。2003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以拍摄藏语母语电影为主。“藏地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获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奖项。拍摄于2015年的剧情片《塔洛》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大奖。2017年3月19日，《塔洛》再次斩获第八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影片”“年度导演”“年度女演员”三项大奖。

　　万玛才旦汉语说得平缓，平直而缓慢,很低声。如果除去话语字面的意思，单从语调和节奏上，甚至很难听出情绪变化。他并不健谈，很少会展开说什么，对话始终是间断的、短的段落。

　　只是在交谈的过程中，他接听了一个电话，和对方说起了藏语。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感觉到那种沉闷单调的话语节奏忽然生动起来，有种刻石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铿锵，也有种释放的活跃。

　　在他的第五部藏语电影《塔洛》里，有一段塔洛独自在山上放羊的戏份，十几分钟，没有台词。塔洛白天放羊出圈，到井边打水，喂狗，收集羊圈里的羊粪，把羊粪铺开到凹地晾晒；晚上把羊赶回羊圈，就着白酒抽自卷烟；点上篝火，听广播，放二踢脚吓唬狼，学唱拉伊（牧羊人唱的情歌）……

　　万玛才旦说，塔洛的孤独是有形状的。他说，演塔洛的演员西德尼玛，虽然他平时主要演喜剧，表演方式也比较夸张，但私下聊天喝酒时，却总能看见他的孤独、落寞。

　　他又说，其实在人群里面会更孤独，在大城市中，在成千上万人中，那种孤独，像丢失了孩子，失去了自己。

　　他曾让上高中的儿子休学一年，送他去青海一座寺院学习藏语。“血缘、文化、传统这些东西，是有根的。他得了解认识这些，不然他会失落。他一开始有点不愿意，但他长大了，会感谢。”他很肯定地说。

　　周晓华：你在谈起电影《塔洛》的时候，说孤独是有形状的？

　　万玛才旦：是一种说法吧。《塔洛》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塔洛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跟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着自己的羊群，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他下山办理身份证的时候遭遇了一些事情，包括爱情。创作小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一个形象，“塔洛留着一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小说里，对他个人的生活状态没有太多描写。他遇到杨措，上山以后把羊卖掉又回到县城里面，小说里一句话就带过了。电影需要具体的呈现，通过影像来塑造人物。他在山上的部分，16分钟没有台词，所以需要很多的经验去塑造他孤独的生活的状态，如果没有这种孤独的体验拍起来应该很难的。这和我的成长有关系吧，我小时候也放羊，一个人在一个空旷的地方长时间待着，就会有那种很强烈的孤独的感受，有了这种体会之后才有可能拍这些。

　　周晓华：“塔洛”在藏语里有逃离者的意思，你也有这种逃离者的体会吗？

　　万玛才旦：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塔洛吧，都在不停地逃离和回归着。在草原上，在自然的怀抱里，你能看见高天厚土，感觉到渺小，就像一颗尘埃，但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城市，在成千上万人中，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消失了，完全找不到自己，有一种丢失了自己的感觉。每个人对孤独的认识也不一样，塔洛可能只是单纯地觉得寂寞，他要逃离自己当下的处境。没有受到诱惑的时候，那种孤独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塔洛爱上杨措，他就卖掉羊，下山去，剪掉了小辫子。虽然他没有找到想要的生活，但是再也回不去了。

　　我生长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一个村子。在县城读的初中，然后到州上上师范。后来又考大学到兰州，再有机会到北京上了电影学院。心里不安分，想着要出去，到大地方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是一个逃离者。

　　周晓华：你曾辞掉了公职去考大学，像塔洛卖掉羊去找爱情？

　　万玛才旦：我从州上的那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就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工资99块钱，那时候觉得是挺多的钱。拿着这些钱去县城买了一些书，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楼梦》，很精致，我是在那时候把《红楼梦》给看完的。小学老师什么都得教，汉语文、藏语文、数学、思想品德、音乐……干了四年，我想改变一下处境，就想着考大学。因为分配的时候跟教育局签了六年合同，当我提出要考大学时，他们让我写了一个保证书，考不上也不能继续当老师的保证书。我二话没说，在报名的地方要了一张纸，在窗台上面写了一份简短的保证书。这件事当时在我们那儿还挺轰动，毕竟当老师是正式工作，挺稳定的。那时候父母的想法其实就是你找到一个工作，成为一个干部，所以家里也反对。但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唯一能想到的出路就是考大学。

　　周晓华：你考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写作了吗？

　　万玛才旦：是。那是一种很自发的创作，一种很自发的表达吧，写完不会拿出来给别人看，也没有写完东西要发表的概念。发表是上了西北民族大学之后。大一的时候给老师看，他觉得还不错让我投稿，然后就找了地址投稿。小说《人与狗》发表在《西藏文学》杂志上，当时在班里很轰动。杂志社给我寄了样刊，给了十几块稿费，我拿去请大家喝酒了。我们学校只要发表文章就有加分，我发了好几篇，记得毕业时我的综合成绩是班里第一。

　　周晓华：《人与狗》是你的处女作？

　　万玛才旦：是。故事发生在山上，有一只狗，有三户牧羊人家。一天晚上，一户人家娶亲，一户人家有人生病，一户人家孩子要出生。这时候狼来了，狗叫，追赶那些狼，也提醒这些人家。后来因为狗受伤了，叫得特别凄惨。他们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就出来打狗。早晨人们起来的时候下雪了，狗死了，很多羊也死在雪地里。这是我把听过的一些事情加上自己的体验感受写成的。

　　（问：故事很沉重。觉得你是个很敏感的人，敏感的人适合创作，可敏感也会很容易受伤害。你通过写作来纾解这些吗？）

　　这种说法对我没有意义。比如你说，有些东西写出来了表达出来，就解脱了。其实不是，你写了你表达了，困扰你的东西依然困扰你。就像《塔洛》《老狗》，你看见这些现状，你表达了，拍成了电影，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些痛苦没有因此就离开你，反而可能更紧地跟上了你。我想这个（敏感）对创作者也是财富，如果没有，你很难写出好的东西。这个是命运带给你的，所以不存在化解，你能化解你的命运吗？我觉得这是注定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气质。你是一个简单的人，快乐的人，你可能容易感觉到幸福；你敏感，也许注定你就可能是个痛苦的人。

　　周晓华：拍电影是你儿时的梦想吗？

　　万玛才旦：小学是在村子里上的，我们村子在黄河边上。那时候，经常放那种露天电影，放的基本都是一些革命题材的片子，几乎每个月都放一两场。一些电影我看了很多遍，对电影很好奇。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来了一支勘探队在黄河边上考察，要修一个水电站。那个勘探队会放一些内部影片，像《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什么的，还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初中在县城上的，城里有电影院。高中在州上，每个周末都去看电影，像《人生》，还有美国那个科幻片《超人》都看过，完全不同的东西，给我很多启示。我特别喜欢电影，这种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那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做一个电影导演啊什么的，没有想过，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不太可能的事情。

　　周晓华：是怎么走上电影导演这条路的？

　　万玛才旦：我大学读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跟电影没有什么关系。毕业去机关做了几年公务员。后来又去读硕士，藏汉文学互译专业，还是和电影没关系。但是对电影的热情一直没有减退。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基金，资助藏区的很多项目。我就写了一个申请，说自己特别想学电影，那个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我得到了这个基金的资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2003年，拍了我的作业短片《静静的嘛呢石》，然后又把这个短片的故事扩充成我的第一个长片，片名还是《静静的嘛呢石》，之后相继拍摄了《寻找智美更登》《老狗》这三部，有人说是我的“故乡三部曲”。有时候想想自己进入这个圈子，拍了电影，是件挺魔幻的事情。

　　周晓华：你的藏地三部曲，包括《塔洛》，展现的都是现实的藏区生活？

　　万玛才旦：有些人觉得我的电影中的藏区不够美轮美奂，但真实的藏区就是那样。在上电影学院之前，我看了很多电影，也有一些藏族题材的，那时候就想如果自己也有机会拍电影的话，可能通过电影比较真实地反映自己民族的生存状况或者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我拍出了我眼里真实的藏区。

　　周晓华：《塔洛》是在你老家的村子里拍的，在你离开的这些年，老家变化大吗？

　　万玛才旦：当然改变了，每当离开一段时间回头再看，老家就会有变化。其实我也在改变，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是每次回去都有一种失落感，心态很复杂。

　　要拍电影，就要在北京，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电影是一个工业，后期制作呀什么的，都需要在这里完成。如果写小说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小地方，回到老家的村子里面，安安静静地写。

　　周晓华：在表达上，写小说拍电影，你更喜欢哪种方式？

　　万玛才旦：两种我都喜欢。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优势。文学创作可能更接近内心，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没有限制，有一个灵感来了，然后你组织语言写出来。电影受外在的影响更多一点，各种限制，题材、资金、制作等都会限制你的创作。如果你既希望有商业的成功，同时又希望在艺术上有所突破，两方面达到平衡其实很难，一方面会削减另一方面。但电影也有它很独特的魅力，这个东西很微妙。文学作品完成了，发表不发表，我自己无所谓，但电影拍出来，它跟很多人有关联，所以你得想办法让更多人看见。

　　周晓华：比起你的其他作品，《塔洛》应该算是被更多人看见了？

　　万玛才旦：还可以吧。《塔洛》算是我第一部在全国公映的电影，这次《塔洛》进入了全国的院线，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塔洛》的制片方对我的创作没有干扰，剧本怎么写，到市场上能不能赚钱，都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创作上就比较自由，纯粹，你只需要找到自己最好的表达方式去拍就可以了。每个作品都有它的命运，这个就是《塔洛》的命运。

　　周晓华：从作家到导演，转换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万玛才旦：文学创作，因为受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老师具体指导，都是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自己阅读琢磨，自己练习写作。相比较，做导演就如同走了捷径，在电影学院每个老师都给你很专业的指导，去看什么电影，应该怎么做等等。所以这种转换是在对电影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你对这两种艺术表达形式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就能够按照各自的规律去完成创作。我想，之前的写作经验对我做电影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后来做电影对我的写作也很有帮助。

　　周晓华：在电影学院系统学习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导演和影片？

　　万玛才旦：阿巴斯的电影。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他的电影时挺震撼的。朴素、克制，也很有力量，电影氛围和情绪，让我沉浸其中，一些很相近的东西打动我。那段时间，我集中把伊朗电影都看遍了。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一些说不清的气息和藏地很像。

　　周晓华：从阅读上，什么作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万玛才旦：看的东西很多也很杂，仔细想起来有影响的应该是小时候看的连环画小人书吧。初中时候周末会去县城，两分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拿着一毛钱就能在书摊上看一天。就那样看过很多小人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都是先看的小人书。（小人书）又有文字又有图画，而且叙事是连贯的，现在想想相当于电影的分镜头。那些东西影响了我，训练了我用画面叙事的思维。

　　周晓华：在创作上，如果可以古今中外和任何人对话，你会选择谁？

　　万玛才旦：我不太想对话。关于创作，我不想和谁聊。这是个很个人的东西，也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我更愿意保持一点神秘感。就像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个人物？你的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觉得一部作品完成后，它有自己的命运，读者观众也有自己的解读。又不是数学题，读者观众看完了，拿出一些答案，和作者本人的答案去对照，那创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也不太喜欢写散文，不喜欢写写实的东西，讲自己的生活。

　　周晓华：《塔洛》之后有什么新的拍片计划吗？

　　万玛才旦：还不太确定，手上面有几个项目，也都在谈，在选择。但有一个东西我想做，叫《永恒的一天》，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讲述了一个人一天里面经历了他的一生，一个人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都凝聚在这一天里，经历了春夏秋冬，也经历了生老病死。我很想在拍摄上多做一些尝试，希望和我以往的电影都不一样。

　　（编辑：王怡婷）